王仲方：我给罗瑞卿部长当秘书
罗瑞卿同志是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人民公安工作的奠基人。从1949至1959整整十年间，他在公安部长的岗位上，呕心沥血，担当起“国家安危系于一半”的重任，赢得了全国公安人员的爱戴和怀念。正在这段时期，我担任了他的政治秘书，“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对我思想上的教诲，工作上的指导，作风上的熏陶，使我终身获益，难以忘怀。
一、 由来
我是怎样当上罗瑞卿部长政治秘书的呢？说来话长。
新中国建立之初，解放战争胜利结束。但是全国还有大批残余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他们不甘心失败，在全国城乡到处进行疯狂破坏活动。许多紧急情况，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以文件电报电话各种形式，涌向新建立起来的公安部，摆到罗瑞卿部长的面前。他要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提出对策，向中央、国务院（当时是政务院）请示报告，向各地公安机关下达指示。加之罗瑞卿受命公安部长的同时，还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不久担任副主任），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来公安部队成立，又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管的事多，会议也多。当然这十年中，罗瑞卿不管兼职再多，他始终坚持公安部长的岗位，主要抓的还是公安工作。但是，光是公安部的工作，就够他忙碌的了。
罗瑞卿是一位伟人，一位强人。他身高力壮，精力过人，思想敏锐，办起事来雷厉风行，四川腔的普通话，讲起来过捷清楚，跟他办事的机构，要赶上他的节奏是很不容易的。幸好公安部在成立之初，从五湖四海调来的人员组成的机构，还是很强的。为部长办公提供直接服务的办公厅，主任徐子荣，副主任刘复之、李国章也是很得力的（我开始担任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秘书处长，后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开头第一年，罗瑞卿虽然公务繁忙，对办事机构的配合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是随着斗争的开展，特别是中央“双十指示”（1950年10月10日）在全国发动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后，公安部的工作就越来越紧张了，每天收到各地公安机关报来的文件电报也越来越多。而罗瑞卿部长办事又十分认真，重要的文章一定要亲自看，亲自批，亲自检查办理效果。文电少还好办，他从不积压。文电多了，他看都看不过来，更批不及，即使日以继夜，还是积压成堆。他要求办公厅帮他先看，研究清楚，附上处理意见，供他批阅时参考。办公厅为此，在调研室按地区分组，专人看各地来的文电，重要的，办公厅主任、副主任看后送阅。尽管这样做了，还是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和部长的要求，为此挨过罗部长几次批评。正在这个时候，罗部长在送阅的一份文件上又亲笔写了较长的也是份量很重的批示：
王仲方同志转徐、刘、李：你们三位办公厅主任一位秘书处长，这样的事自己不动手，随便交给一位秘书，办了以后，你们又不严加审查修改，不管要得不要得，就一下推给我，实际上是你们指挥我办，好像你们是首长，我是你们的办公厅主任或者秘书一样。我对于这件事是不满意的。请你们以后不能再这样。我之所以要这样严格批评你们一次，是因为类似这样的情形，实在不止一次了，有好多次了，我早就提批评了。
徐子荣、刘复之、李国章和我看到这个批示，有些紧张。我们的工作虽然尽力做，还是不免有疏漏，惹得罗部长着急了。怎么办？只好一面向部长检讨，一面想改进的途径。镇反运动发动后，来自中央和各地的文电确实很多，要求答复又很急。办公厅几位主任，加上秘书处长，把收到的要处理的文电看一遍，提出处理意见，送到部长那里，部长看了指示回来，再按他的指示起草答复的文电，又再送部长审核批发，程序多，费时间，而这样的程序又是必要的少不了的。怎么改进才好呢？在一次研究小会上，徐子荣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办公厅派一位“大使”到罗部长身边帮助他处理文电可能会好一些。可是谁来当这位“大使”呢？老实说，不论谁去当罗部长秘书，特别是帮他处理众多文电的秘书，可真有些害怕。罗部长给人印象是非常严肃，不苟言笑，见事快，抓得紧，要求严，马虎一点就会受批评。挨批评倒不要紧，误了事就要紧了。物色来物色去，总找不到适当人选，而工作的压力，对罗部长，对办公厅都是与日俱增，不容等待。
在此时刻，我考虑再三，给罗部长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增设一位政治秘书在他身边，协助处理重要文电。我提出担任这个工作的最佳人选是刘复之同志。刘熟悉公安业务，政治水平高，文字能力强，罗又很了解刘。刘能出来，一定会帮助部长大大提高文电处理的效率。考虑到办公厅任务重，万一刘不能脱身，一时又找不到更适合的人，怎么办？我自告奋勇地提出，如果部长和办公厅同意，我愿意先来试着做做看，不行，再换更适合的人。罗看到这封信，放在案头，告诉秘书他有时间约我谈。过了不久，徐子荣主任找我，说罗部长提出，需要配备一位政治秘书，要调我去他身边工作。征求我的意见。徐子荣同志说这个工作很重要，又是一件“重活”，要我好好考虑。我想既然已经自告奋勇，也就义不容辞了。于是抱着勉为其难试试看的心情，我担任了罗瑞卿部长的政治秘书。这就是事情的由来。
二、考 验
1951年1月，我到南池子缎库胡同里1号罗部长宿舍向他报到。这是一个大院，已有几位秘书在办公。从19兵团过来的傅国桢同志仍然管罗的生活。刘洁泉同志管随身上下班保管文件。梁思萃、佟静伙两位同志分别联系公安部业务局，金信同志联系北京市公安局，修环同志联系公安部队和一办。我的任务是协助罗部长看办公厅和各业务局送部门阅批的文件，情况不明或问题未说清楚的，先查明情况，提出拟处理的意见，送罗部长审示，再按批示，起草答复文电稿，部长审阅签字后速同原件送办公厅和业务局办理。不需草拟答复的，即将罗部长批示原件退给送阅单位；按照罗部长的要求，协助办公厅起草向中央的综合报告，参与起草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决议稿，以及罗部长外出考察时起草考察报告；承担起草罗部长在人民日报及其他报纸、杂志发表的公开文章；有时陪罗部长步行或乘电车去北京市几个派出所，了解民情及派出所工作情况。我是几个秘书的头，但是每位秘书都直接对部长负责，不需经过我。只有（她）们需要时，或者部长批给我办的，我才过问。我同部长住在一个大院，但我从不过问部长的生活起居，自有管生活的秘书负责。摆在我面前的这些任务，有些是我做过的，有些事我没有做过，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十年前（1941年）在延安，我刚20岁，毛主席给我们几个青年题字：“肯学肯干，又是革命的，必定是有益的，必定是有前途的。”我就是抱着肯学肯干的态度，第一次来到罗部长的身边。
罗部长在我向他报到时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来的正好，党中央、毛主席要派他到南方几个省、市去直接考察镇压反革命运动发动的情况和问题，及时报告中央。因为这次镇反运动是在中央、毛主席亲自领导（毛主席在随后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写的是“密切指导”）下进行的，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各地运动开展的情况。罗部长要我很快组织一个小的班子跟同他出去考察。我同有关方面商量，这个小班子有北京市公安局的狄飞（侦察处长，后来是市局副局长）、武创辰（治安处长，后来是市局副局长），公安部的姚特（政保局处长、后为一局副局长）、徐民愠（人事局处长、考察公安领导班子情况），还有郭佩珍（警卫局处长，负责保卫罗部长的安全）。大家都是建国后第一次到南方考察，又是跟随罗部长出去，情绪高涨，兴奋得很。因为是中央交办的任务，铁道部长滕代远亲自批准挂了一节公务车，一节软卧车。沿铁路线，在武汉、长沙、广州、南昌、杭州、上海、无锡、南京停留，考察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派负责同志去到广州汇报）、江西、浙江、上海、苏南、江苏九个省、区、市，以及7个省会所在城市的镇反运动情况。多数地区的省委、区党委、市委贯彻中央“双十指示”是坚决的，党委书记亲自挂帅，全党动员，全民动员，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群众热烈拥护，取得了好的经验。个别地方有些小手小脚，运动开展得不快，群众仍在埋怨他们“宽大无边”。
这次考察活动，才使我体会到徐子荣同志说的“重活”的意思。罗部长本来办事就非常认真，对中央、毛主席交待的任务，极为重视。责任在心，奋不顾身，一定做到好上加好，百分之百的完成任务。所以这一路上，一下火车，就开会传达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听取当地党委、公安负责同志的汇报，阅读他们的调查总结，研究他们的问题和经验，发表他对当地工作的评价，肯定他们好的经验。上了火车，一边走一边同随行的同志讨论考察得到的情况和问题，听大家发表的意见，我则一边听，一边记下可以用的材料，构思考察报告的框架。按罗部长的要求，考察报告不能等回到北京再写，必须及时报告中央、毛主席。于是离开一个地方，就立即在火车上起草报告，经罗部长审阅修改完稿，到了下一个地方，下了火车即刻交给当地党委由机要部门发到中央。一站接一站，罗部长不休息，我们也休息不了。这样紧张的节奏，一直到考察结束回了北京才告一段落。幸好这次考察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了中央、毛主席的多次表扬。沿途写的几个考察报告，中央、毛主席一收到就看，看后立即加批转发全国各地党委、公安机关，肯定报告正确，要各地重视。有的考察报告，如罗瑞卿部长关于几个城市镇反及公安工作问题的考察报告，3月20日发出，3月23日毛主席就亲笔批转给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大中城市市委及所属公安部门，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即当作中央的意见予以执行。罗部长对这次南方之行的成绩当然也是满意的。虽然这些考察报告都是他听取和融合各地反映产生的意见，我只是根据 他的交待整理出来，发送前他又仔细阅改才定稿，但是有人帮助他做点基本的打底子的工作，使他稍微省点力，他还是高兴的。经过这次重要的考验，他似乎认可了我这个政治秘书，我也觉得受到一次大的学习和锻炼。文字上虽然有提高，重要的是直接地、亲身地体会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对工作的高度责任心，也体会到罗部长的精明强干，他的思想水平令人敬佩。
三、风 险
罗部长为人开朗、豁达，对人严而不厉，批评尖锐而不伤人。但是他对人对事要求极为严格，考虑成熟决心已下的事，遇到干扰反应强烈。其严肃的表情，紧张的气氛，份量很重的语言，简直叫人窒息。所以给罗部长当秘书，一般情况下是风平浪静的。但不是没有风险的，我就遇到一次风险。
1952年“三反运动”，公安部打出一条“大老虎”叫宋德贵，原是公安部办公厅的行政处长，转业的红军干部。因为基建倒卖木材贪污受贿，情节严重被判处死刑，经国务院批准，开公审大会执行。公布大会前一天是星期天，大家经过紧张工作好多天之后，都在休息。这天天朗气清，罗瑞卿准备同家人一起带孩子去游公园，汽车停在院子里，孩子们在车傍等候上车。正在这个时候，我接到公安部一位同志的电话，说他翻阅宋德贵档案，此人在红军东征时负过伤有战功，意思是判他死刑是否考虑到这一点。这个电话使我非常作难，已经决定即将执行的事，是不该随便反映的，可是人命关天，不反映也是不应该的。于是冒着很大风险去见罗部长，他这时从楼上下来，准备带孩子去公园，他自己也稍微放松一下。见到我来找，一定有什么事，我就把刚才接的电话报告给他。罗部长立刻明白是什么意思，脸色一下变得极其严肃，简直冷若冰霜，返身上楼，并告诉我立刻通知公安部党组的同志来开会。我没有想到会有这种场面，赶快去打电话，因为是星期天早晨，有的同志还在睡觉就被我叫醒起来。罗部长正严肃地等待着，气氛颇有些紧张，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坐定之后，罗部说明天要开公审大会，枪毙宋德贵，党组同志还什么意见？大家莫明其妙，说这个问题党组讨论多次，一致同意作了决定，已经批准的，怎么又提了出来？罗部长这时候说，现在人有动摇，所以请大家来讨论。大家很奇怪，谁有动摇？这时打电话来的同志也在座，他没有出来说明，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明有人反映说从档案上看到宋德贵有战功，但没有说是谁反映的。罗部长这时冲着我说，立过功怎么样？刘青山、张子善的功劳比宋德贵小吗？而且我们研究过宋德贵的历史，其罪处死，不能宽恕。党组同志都表示不应该有动摇，于是罗部长宣布散会。大家在下楼时都责怪我，你怎么这个时候反映这种意见呀！此时此刻我真是无地自容。这场风波是我引起的，干扰了党组的决定，干扰了罗部长的决心，又影响了大家的休息。我这个乱子捅得不小，看来我这个政治秘书要“砸锅”了。
第二天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公审宋德贵的大会开得很成功。又过了两天，罗部长同我在院子里散步。他批评我缺少政治经验，对各种反映缺乏判断力。枪毙宋德贵是党组集体研究、法院按照法律判处死刑，又经国务院批准，你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听那种反映呢？那天对你的批评可能过严了些，你有什么想法呢？我说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不该听这样的反映，更不该没有仔细想一想就去向您反映，干扰了您，干扰党组，我应该检讨，接受教训。可是我又想过，如果今后再遇到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我自己又不能判断该不该反映的 ，我想还是要向您反映。反映不对，挨顿批评，再严厉也不要紧。万一该反映我没有反映造成损失，就成了大错了。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罗部长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讲的也有道理，重要的是今后要多读点书，加强锻炼，使自己成熟起来。人就是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上逐步成熟起来的。看来罗部长是谅解我了，而我也更理解他了。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四、小 结
给罗瑞卿部长当了十年秘书，这对我是一次重要的学习和锻炼。十年间，我和罗部长经常在一起，工作上的接触，思想上的交流是很密切的。但是我和他很少在一起谈心，也从来没有单独和他一起照像。我觉得自己比较深的了解了他，罗部长也比较深的了解了我，了解了我的长处和短处。比如他看到我在文字工作上有长处有长进，甚至有点名气时，就提醒我防止“快而不深，华而不实”。我很尊敬他，他也信任我，在长期相处中，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师生、同志、朋友的友谊，这种友谊是极其珍贵的。不论我们在不在一起工作，不论他当了多大的官或者被罢了官，不论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磨难（我在“文革”中，因为曾经当过罗的政治秘书，被林彪亲自点名关押了六年之久）。甚至不论他在世去世，这段友谊是永远难以忘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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