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唐双宁在北京大学的金融演讲稿全文
看了唐双宁的《我思故我在》一文，对唐董事长的文章大感兴趣，特从网络上转载几篇，与大家一起学习。这篇金融演讲是2006年的，虽然有点年头了，但其观点历久弥新，以下是全文：各位同学：
晚上好！我先更正一下曹老师的介绍。这个介绍有点言过其实。我实际上只有小学五年级肄业，还不是毕业（听众笑）。我们金融监管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叫“审慎监管”。为什么说是肄业呢？从“审慎”的角度看，我们这一代人，12岁小学五年级，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停课天天写大字报，我就借此练习书法。（听众大笑）复课以后，又是“天天读”，你们这一代人可能不明白，就是天天读毛主席语录。然后上山下乡。1978年恢复高考，理工科我们不敢考，只能考文科。读大学时，也是天天在图书馆里看杂书。所以，按照“审慎”的标准，我最多是小学五年级肄业的学历，很不好意思坐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今天我是第二次到北京大学讲演。去年应厉以宁先生之邀，我曾来北大参加中日经济高级论坛，发表过一次演讲。我这次几乎是同时收到北京大学的两个邀请，一个是曹老师邀请我讲金融，一个是杨辛教授邀请我讲书法。杨辛老师你们应该知道，他是我国当今美学泰斗，是五十年代北大美学教研室主任。当时美学教研室有谁呢？有宗白华，有朱光潜，可见其在中国美学界的地位。我本来和杨辛教授素不相识，一次，他在琉璃厂无意看到我的一幅作品（听众笑），是王之涣的七绝，据当时在场的人讲杨辛先生非常惊讶，兴奋异常，当即打听作者是谁。打听到以后，他辗转找到我家。他说他八十多岁登了四十多次泰山，但一直没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看了我书写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后，才找到了“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他问我能否送他一幅作品作为北大的美学教材，我欣然允诺，送了他一幅。你们可以去核实一下，杨教授就住在你们校内。我几乎是同时收到这两个邀请。由于经济学是以理论为主的学科，书法却是以实际技能为主的学科，我刚才和曹老师谈到，经济学家可以不会炒股，不会经商，但并不影响其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书法家一定要字写的好，才有可能被大家承认。所以书法讲座的准备工作比较麻烦，我就先应曹老师之邀来讲金融。去年12月份，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为我举办了一次书法讲座。后来根据这次讲座的录音整理了一个集子，沈鹏先生题了书名：书法――人类精神的心电图。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宗白华先生说的。今天，我想将这次演讲题目定为“金融――经济运行的心电图”，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听众热烈鼓掌）
书归正传。前几天我会见了美国通用集团公司的董事长。通用公司的董事长应该是世界经济的重量级人物。他见我嘛，主要还是为通用在中国开设汽车金融公司的事。一见面，他就问我对二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评价和一年多来宏观调控的看法。我回答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一年多来，中国经济已得到良性发展。他接着问我何以见得？我说，看中国的问题在国内还看不太清楚，只有到国外，将中国和国外比较看才能看清楚。我十几年前到纽约，到过一个街道里的商店。现在隔了十多年，我去那里看，还是那个街道，还是那个商店，还是那些商品，还是那些装潢，连营业员都没有变化，只是营业员脸上的鱼尾纹多了一些而已（听众笑）。要一定说变化，就是原来旁边的一座双子楼，现在倒塌掉了。这真应了毛主席那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听众大笑，热烈鼓掌）。当然，后边这句话我没当他讲。但是，毫不夸张地讲，中国每年都在变化，每月甚至每天都在变化。这些问题都要对比地看。比如，很多人说中国的民航服务不好，但你若到美国去试一试，机场不折腾你两三个小时你是出不去的。我不讲GDP的增长，不讲财政收入的增长，也不讲外汇储备的增长，只讲最直观的衣食住行。吃，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中国吃的更好的了，而且也没有比中餐更好吃的东西，当然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但我出国就要找中餐吃；穿，可能不好讲比国外强，但也差不太多；住和行，与外国比存在差距，但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改善。所以，二十多年来，从直观体验来说，中国经济确实有了长足发展。
我进一步对通用公司董事长讲，经过一年多的宏观调控，中国经济已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可以形象地讲，就是较好地解决 “金木水火土”的问题。通用公司董事长问我，什么是“金木水火土？我给他解释，“金木水火土”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元素构成的，如同现在的科学家认为世界是由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中一百零八种元素组成的一样。我不是学理工科的，不知道我这句话讲的对不对？（听众笑）我们现在的宏观调控，就是要把这五个问题都解决好。“金”就是金融问题，不是讲要把住两个闸门吗？一个是信贷闸门，一个是土地闸门。宏观调控的成功其中一个方面就表现在抑制了信贷的过快增长势头。“木”就是粮食问题，宏观调控中加大了农业投入，有效地抑制了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水”就是水资源，展开来讲就是指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正在不断加强。“火”指能源问题。有一段时间，能源紧张，煤电油运紧张,我们不得不拉闸限电。这主要是因为南方旱情严重，水资源紧张，水的发电能力受到限制，只有依靠煤发电。这也是导致煤价高涨、煤矿经常出事的主要原因。目前，能源问题仍然存在，但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正在逐步解决。“土”指土地资源，我们对保护土地的重要性的认识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深刻，采取措施的力度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大。“金、木、水、火、土”五个问题的逐步解决，将我们的经济又纳入了良性循环轨道。在回答完第一个问题之后，通用公司的董事长又问我，中国目前存在哪些问题？我说，问题当然有，哪个国家都有。从经济层面看，中国主要是结构问题。总量问题好解决，但结构问题难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宏观调控都是解决总量问题。1980年宏观调控是解决“洋跃进”问题；1984年是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问题；1988年是解决价格改革闯物价关带来的问题；1993年是解决在一些地区（主要是海南）出现的房地产热、股票热；2004年也是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问题。经济中总量与结构的关系十分复杂，总量合理，结构不一定合理；总量不合理，结构肯定不合理；结构不合理，总量肯定不合理；只有建立在结构合理的基础上，总量才能真正的合理。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运行中最复杂的问题。经济运行中的结构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等。宏观经济中的总量调控政策，相对来说能较快收到效果。比如收紧信贷、收紧银根，一两年内就能明显控制住宏观经济总量。但结构问题的解决却需要旷日持久的努力。再一个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层面来讲，当前最大的结构不合理就是经济发展较快，而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主要是教育、卫生、文化等方面发展相对滞后。2003年“非典”一出来，弄得大家很被动，这就反映了我们在社会发展方面欠帐很多。我认为，GDP是一个国家的血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只有血肉、没有灵魂就是一个植物人；只有灵与肉的结合，才是一个健康的人。听了我的这番话，通用公司董事长非常高兴，极表赞同，送了我一辆最新款式的通用轿车――（全场肃静，惊讶）――模型（大笑，鼓掌）。那么，解决结构问题，当然要靠全社会的努力，但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金融的贡献。所以，今天，借此机会我就给大家讲一下金融的有关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小平同志有句名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实际上，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行业。刚刚我还和曹凤歧老师说，“北大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的提法不太准确，因为金融包括证券。不过，我建议曹老师作如下解释：金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狭义的金融仅指银行，“北大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中的“金融”，就是指狭义的金融。 这样就能自圆其说了。（听众笑）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形成“一行三会”的金融管理体制。“一行”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主要职责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三会”主要是指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目前我国有32万亿多元金融资产，其中银行业资产为31万亿多元，保险业资产为1万多亿元，证券业资产为几千亿元。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其中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恒丰银行、浙商银行），112家城市商业银行，5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达、东方、华融、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以及股份制改造后从原中国建设银行分离出来的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729家城市信用社，34216家农村信用社，51家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其中27家已经开始运行，24家已获准开始筹建），195家外资银行营业机构、205家外资银行代表处，75家财务公司，59家信托投资公司，12家金融租赁公司，5家汽车金融公司，还有遍布城乡的邮政储蓄机构。这些数字都是动态的，因为机构的准入和退出随时都在进行之中。 以上讲的就是我们的全部金融家底。
那么，当前主要金融工作有哪些呢？简单地说，就是防范风险和深化改革。整个金融好比一辆汽车，深化改革是油门，防范风险是刹车。两者对于金融运行来说缺一不可。防范风险主要是金融监管方面的问题，深化改革则包括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和金融企业的改革。
第一， 我讲讲金融监管方面的问题，主要是银行监管。
什么是银行监管？按照我的定义，银行监管是一个国家的银行监管当局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对银行业机构的经营进行监督管理的行为。我不知道我这个定义是否严密，请曹老师和各位同学指正。为什么要进行银行监管？这个很简单。因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运行中存在市场准入、风险处置等问题，这就需要一个部门来从事这些工作。
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四个阶段。
1984年以前，我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银行监管。那时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银行。没有监管当局，没有监管对象，也没有监管的法律法规。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设出中国工商银行，加上原来行使外汇管理职能的中国银行、原隶属于财政部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及刚刚恢复的中国农业银行，共同组成了专业银行体系，由此形成了一个包括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二元银行体制。同时，颁布了银行管理条例，对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的关系进行界定。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的关系被界定为十个字，即领导、管理、监督、稽核、协调。从此，“银行监管”的概念开始提出。
1984――1993年为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在这个阶段，提出了银行监管的命题，有了初步的实践尝试。但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仍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经济工作的目标仍然是以速度为主，经济管理的方式仍然是以粗放经营为主。这些反映到银行工作中，就表现为人民银行的工作主要以货币政策为主，货币政策工作又主要以分配贷款规模为主。如同以前我们买东西，光有钱不行，还要有票证；那时，银行光有资金还不能贷款，还需要有贷款规模。而监管工作主要以市场准入为主，主要是批机构、批债券、批股票。
1993――1997年为第二阶段，是职能转换阶段。1993年，针对以房地产热、股票热为特征的泡沫经济，中央发布了一个6号文件，颁布了十五条宏观调控的措施，其中有十二条是金融方面的。在组织领导上，朱镕基同志作为副总理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提出了解决泡沫经济的治理整顿措施，包括约法三章、四项检查等等。从此，中国银行业监管进入了职能转换阶段。作为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职能转换”。
1997――2003年为第三阶段，是体制探索阶段。在此之前，银行监管工作是以治标为主。从1997年开始，以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标志，银行监管工作进入了治本阶段，即研究如何设计新的银行监管体制问题。这个阶段，主要进行了两项较大的体制改革，一是成立证监会、保监会，负责对证券业、保险业的监管，人民银行专司对银行业、信托业的监管；二是人民银行自身机构进行了改革，原有省分行被撤消，改设9个分行，俗称大区行。对这项改革，社会上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管大家怎样看，当时的出发点还是对加强金融监管进行体制的探索，防止地方政府干预。不过，当时操作中存在着两个错位：第一，地方政府干预，主要是对商业银行贷款进行干预，但当时没有对商业银行的体制进行改革，改的却是人民银行的体制；第二，干预贷款的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地、市级政府也有干预的问题，而省级政府的政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对金融工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不应被认为是干预，但那次却是对人民银行的省级机构进行了改革，地、县级机构没改。但不管怎样，当时出发点还是为了探索一个合理的监管体制。对大区行问题，将来由历史去评判吧。
2003年至今为第四阶段，是分业监管阶段。经过六年的探索，中国的银行监管进入了新的阶段。2003年4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监督管理职责的决定》。4月28日，银监会挂牌，正式形成了目前的监管体制。银监会成立后，针对“监管工作抓什么”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监管理念：“管风险、管法人、管内控、提高透明度”。什么叫“理念”？它是舶来品，英文是“哲学”的意思。“监管理念”就是“监管哲学”，这就更玄乎了。其实，把它翻译成中国话，就是“指导思想”的意思（听众笑）。这四个监管理念是多年来中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的实践总结。下面，我着重谈一下这几个新监管理念。
第一，“管法人”，主要是针对我们过去监管职责都是按行政区划设定的。也就是说，以前都是人民银行总行监管商业银行总行，人民银行省分行监管商业银行省分行，人民银行县支行监管商业银行县支行。有人管头，有人管脚，将一个完整的法人人为地割裂开来。但是，商业银行是一个统一的法人，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等风险指标都是通过法人实现的，所以，要加强对银行机构法人的监管。
第二，“管风险”。什么叫“风险”？在过去的传统教科书中，风险有信用风险、利率风险、资本风险、投资风险等；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又将风险分为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等类型；我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也提出过资产风险、收益风险、资本风险等概念。我认为，这些划分方法无非是依据不同，有的是从表现形式来划分；有的是从产生根源来划分，比如操作风险的概念就是从风险产生的根源的角度提出的。现在报纸上又将风险划分为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信誉风险等等。那么，到底什么是“风险”呢？我对“风险”的定义是：风险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经营中发生损失的可能性（鼓掌）。我在前段时间受命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针对中国银行业当前主要面临的三种风险讲过三句话：信用风险（主要是不良贷款）仍是银行业机构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市场风险是银行业机构新的风险点，操作风险是银行业机构风险产生的主要根源。
首先，谈谈防范信用风险，也就是降低不良贷款的问题。降低不良贷款也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初的提法是“单降”，即要求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率，但出现了有的银行通过加大贷款总量，增加分母来稀释不良贷款的现象，所以就改为“双降”，即要求商业银行同时降低不良贷款比率和不良贷款余额。后来考虑到商业银行资产中还有相当一大部分非信贷资产，比如资金拆借、各种挂账、投资等，非信贷资产总额与信贷资产总额之比大约为4∶6，由此又提出了“全降”，即既要降低不良的信贷资产，也要降低不良的非信贷资产、表外资产。最后，又进一步提出“真降”，即不仅要求商业银行在账面上降低不良资产，还要监管不良贷款数据的真实性。经常有人问我，不良贷款的数据到底真实不真实？我这样回答：首先，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表现，因为本来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真实的东西，只有相对真实、比较真实、接近真实，不可能绝对真实（热烈鼓掌）。资产质量本来就是风险管理人员根据一定标准主观判断的结果，当然就有差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敢肯定地说，与过去比，肯定相对真实，比较真实，更接近真实。其次，谈谈防范市场风险的问题。市场风险主要是指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金融产品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的收益经常受到汇率或利率波动的影响。防范市场风险，关键是要做到“四延伸、三隔离、一透明”。“四延伸”就是将风险管理的范围从本币业务延伸到外币业务，从传统业务延伸到衍生业务，从境内业务延伸到境外业务，从表内业务延伸到表外业务；“三隔离”就是经营中要做到自营业务与代理业务隔离，表内业务与表外业务隔离，前、中、后台隔离；“一透明”就是增加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最后，谈谈防范操作风险的问题。防范操作风险需要解决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制度建设问题。包括制度没建立的要建立，建立而内容不健全的要健全，法律层次低的要提高法律层次，还要做到严密、实际、易记、管用，光满墙贴还不行，还要能记住，力争能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通俗易记。所以制度建设要解决好这些问题。 二是制度执行问题，这就联系到最近为什么银行老出案子的问题。很多新闻媒体和朋友都问我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首先请问一下大家，最近媒体披露出的案件比较多的是哪几家银行？（听众回答：中行、建行）是呀，正好是改革试点银行。之所以选择中建两行作为改革试点银行，是因为这两家银行在四家国有银行中包袱相对较轻、管理相对较好（听众笑）。这些案件其实在两家银行中早已存在，只是没有暴露而已。正是由于银行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大，继续作案和掩盖作案的可能性降低，这些案件最近才纷纷暴露和被查处。所以我经常对新闻记者讲，要全面、客观地看待案件问题。我国银行业最近案件发生较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当然是体制制度问题，主要是商业银行自身内控不严、制度不完善和制度执行不力，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主要着眼点；第二，不能否认有行业特点的因素，银行主要是与钱打交道的，在当今社会状况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很难防止见钱眼开的现象发生，发达国家出案件也主要出在银行，这就有行业特点的因素；第三，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专家指出，在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阶段，既是经济的高增长期，又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高爆发期。这种矛盾必然会反映到银行中来。这也是计划经济时代银行就没有这么多案件的一个原因。第四，这也与东方文化的特点有关。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东方文化最大的短处就是情面大于制度。三是监督检查问题。主要是对操作风险的监督检查力度不够。四是处理不严的问题。对于检查出的违规行为，一定要进行严格的责任认定和追究处理。
第三，“管内控”。什么是“内控”？“内控”就是银行业机构防范风险的内部组织管理体系和内在积极性。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医生医术再高，开出的药再好，倘若病人把药放在床边不吃，病肯定是不会好的。何况我们目前医疗水平还不是太高，药还不是太好。所以，一定要完善银行内部组织管理体系和调动银行业机构防范风险的内在积极性。
第四，“提高透明度”，就是要加强信息披露。我开过一个玩笑，说公安部门追击一个歹徒，总是几百个警察围追堵截，天上有直升飞机，地上有警犬。而我们银监会全系统只有两万多人，总部只有400多人，却要监管30多万亿元的银行资产，几百万人，这是远远不够的。当然，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是罪犯，这只是一个玩笑,一个比方，是为了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监管银行一定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这就需要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透明度，增强市场约束和公众监督。总而言之，中国的银行监管走过了四个发展阶段，提出了四个监管理念，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第二，我谈谈金融改革的问题，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实际上，金融改革包括两个方面：监管体制的改革和金融企业的改革。监管体制的改革我前面已经讲过，再一个就是金融企业的改革。金融企业主要包括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等。金融企业改革的重点有两项：
第一项就是农村信用社改革。1995年之前，农村信用社由中国农业银行管理，后改由中国人民银行管理。这种体制只是一种过渡办法，因为人民银行同时扮演了监管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这对市场是不公平的。此后，国家一直在探讨如何进行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问题。2000年，镕基同志到几个地方调研，开始正式启动农村信用社改革。2003年，改革开始正式实施。改革的核心是把管理权下放到地方，同时配套以央行票据、财政税收等政策支持。2003年选择了八个省市进行改革试点，到去年，已将改革范围扩展到除无农村信用社的西藏和海南两省区外的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总体看来，目前改革大体平稳，进展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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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又分为三个过程，第三个过程又分三个步骤。目前，改革总体上正进行到第三阶段的第三过程的第二个步骤上。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欢迎大家提问。
（鼓掌，持续而热烈的掌声）
学 生 提 问
问题1：唐主席，您好！资本充足率达到8%，是银行监管的重要指标。但目前我国很多商业银行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请问，您怎样看待资本充足率指标？达不到资本监管标准的银行将怎么办？除资本充足率之外，银监会还有哪些监管指标？
唐：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监管有一系列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大额风险集中度等。但经过多年的监管实践，我深刻认识到，资本充足率确实是最管用、最科学、最合理的指标，是科学发展观在银行监管中的具体体现。第一，它鞭策你科学发展，否则，如果盲目扩大资产，增加风险资产，资本充足率就会降低；第二，它鞭策你提高资产质量，如果资产增加后贷款质量不好，扣减项就会增加，资本充足率还是会下降；第三，鞭策银行合理分配利润，不能吃干榨净，分配利润时要增加资本。所以资本充足率指标是一个最科学的指标。
至于你问到达不到资本监管标准的银行怎么办，我可以告诉你，补充资本金有多种渠道，包括财政注资、股东增加资本、利润补充资本等，也可以通过发行次级债券补充附属资本，还可以通过加强管理，降低不良资产，减少扣减项来提高资本充足率。
我国2004以前采用的资本监管标准是我们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同国际标准有4―5个百分点的差距。正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必须书同文、车同轨一样，我国金融机构在加入WTO后必然要逐步实行国际的统一准则。为此，我国去年开始实施与国际接轨的新标准。
实行新标准的结果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从资产总额上来看，我国已经有占资产总额47%的商业银行达到了资本充足率标准。随着改革的深入，内部管理的加强，不良资产扣减项的降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一些目前未达到8%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肯定会逐渐上升。当然，如果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实在没有办法达到监管标准，就只能被市场淘汰。（听众热烈鼓掌）
问题2：唐老师，您好！1999年将国有商业银行一万多亿元不良资产剥离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时，都是按账面剥离的。据说，各家银行都是“一剥了之”，对不良贷款的处置基本上不问不闻。四家公司也将于2006年底之前，将这1万多亿元不良贷款处置完毕,以后资产管理公司将走向市场化经营的道路。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商业收购是否会成为以后不良资产处置的主要模式？
唐：不能说所有银行都是“一剥了之”，但确实存在着这种现象。有人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的回收率这么低，还不如当时就全部核销，不如不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我看来，评价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结合当时的宏观经济背景来看：第一，剥离不良贷款降低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使得我国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威胁；第二，通过债转股方式，促进了国有企业脱困；第三，这几年摸索了处置不良资产的经验，培养了处置不良资产的人才。所以，总体说来，1999年成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贷款的举措是利大于弊。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和剥离不良贷款的具体操作过程，客观上说，由于比较匆忙，当时又缺乏专门的制度规定，确实有不完善的地方。这就好比先生孩子后领结婚证一样，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一年了，不良贷款已剥离完毕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才颁布，当时时不我待，太书生气了不行，时间非常紧。
至于以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模式，肯定是商业化方向，但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中建两行这次股份制改造中在剥离不良资产时就引入了一定的市场机制：一是第一次是按1:1的比例剥离的，第二次改成了按1: 0.5的比例剥离；二是实行了公开招标制度，不再是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负责接收中行的不良贷款，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负责接收建行的不良贷款。当然，这还只是部分地引入市场机制，今后会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处置中引进更多的市场机制。
问题3：目前，工、农、中、建四家银行每年都会公布自己的不良贷款数据，国际上的一些评级公司，比如穆迪公司、标准普尔公司每年也会公布四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什么每年国际评级公司公布的数字总远远高于四家银行自己公布的数字？您对这个问题怎样看？
唐：不知你听过盲人摸象的故事没有？（听众大笑）。说的是几个盲人摸一只大象，摸到背的人说大象象一堵墙，摸到大腿的人说大象象一根柱子。摸到尾巴的人说大象象一根绳子。这些都是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做的结论，也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我刚讲过的，不良贷款的数字，谁也不能讲绝对准确。因为五级分类是按一定标准靠主观判断得出的，四级分类是靠合同认定的。自然科学有绝对标准，比如一加一就是等于二；但社会科学就没有绝对的标准。在中国，在四家银行的总行层面，数值的准确性比较高。但到基层机构，数字的准确性就会降低，数字之间就难免会有些差异。但是，国际主要评级公司的数字就一定完全准确吗？也不一定。标准普尔公司、穆迪公司的数字之间还经常不一致。不管怎样，相对来说，我们四家银行公布的数字是接近真实的，比过去准确，以后会越来越准确。
问题4：唐主席，我听过很多次金融界的高层人士演讲，但还是第一次听到您这么精彩的演讲。（全场热烈鼓掌，表示赞同）（唐主席插话：你这是给我带高帽子了。）请问，您能否将利用外汇储备向国有银行注资从一般道理和法理上讲得更加完美一点？
唐：这个问题在改革设计之初曾有多种考虑。当初设想“横向推进，同时起步”，就是四家银行同时开始改革。因为拉下哪一家都不好，可能会导致挤兑等事件。这是从需要和愿望的角度来讲。但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讲，由于国家财力有限，无力同时推进四家银行的改革，后来决定改为“纵向推进，一行一策”，先选择管理水平和资产质量相对较好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在改革的开始，我们寄希望于财政来帮助解决问题，但是财政实力确实有限，于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选择了外汇储备注资这个方案。这与法律是不矛盾的。而且法律也是人制定的，是为统治阶级意志服务的。外汇储备也是国家的外汇储备，最终也是国家的财政资金，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币种是美元。至于法理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曾就此专门向全国人大作过汇报，向很多经济学家也作过解释，据他们论证，法理上还是说得通的。
问题5：唐主席，您好！我听说工行马上也要改革上市，已提出两个可供选择的补充资本金方案，一是沿用中建行的办法利用外汇储备注资，二是通过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您能否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
唐：我目前还不知道你说的两个方案，或者说你表述的同我掌握的有出入。不知道你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提问的同学答道：从《经济观察报》看到的。）那你就最好去问《经济观察报》。（听众笑）不过我也就此谈一点看法。中国工商银行是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也是包袱最重的银行，解决它的问题离不开国家财力资助。但究竟采用何种方式，我们会经过多方比较，力争研究出一个既能解决实际问题，又能得到社会各方理解，符合法律法规的办法。
问题6：唐主席，您好！我想问一个政策性银行的问题。政策性银行1994年成立时的定位是政策性业务。但我现在感觉，政策性银行越来越向市场化靠拢。前不久，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发表了文章，表示要以市场化来推动银行业务的发展，农发行也于去年年底开始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放贷款。请问，银监会目前对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业务是怎样定位的？
唐：政策性银行的法律定位还是要办理政策性业务。正如我前面所讲过的，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不能简单地一加一等于二。政策性银行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有从事商业性业务的迫切愿望，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银行在经过特殊批准后从事某一项业务，也是合法的。但银监会对政策性银行的基本定位还是政策性银行。
问题7：唐主席，我想问两个问题。目前的商业银行改革似乎很想通过上市改变法人治理结构，但我怀疑这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另外，国有商业银行也存在人才风险，很多优秀人才正从国有银行流向股份制商业银行。请问，您对这两个问题是怎样看的？
唐：我年龄大了，问题接连问得太多，我就记不住，最好每次问一个。（听众笑）医院有很多患者，有的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会出院，有的要长期治疗，有的根本就治不好。同样，资本市场上市实际上也是一种治疗国有银行法人治理结构低效率这种疾病的方式，其治疗结果必然是：有的商业银行肯定会治好；有的商业银行就不一定能治好，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人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事情都要靠人去干。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我们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我们国家当然需要懂专业懂理论的人才，但更需要既懂得国外又懂得中国的人才。这里展开讲一个故事，启功先生曾在他家给我讲过一句话：“文章简浅显，做事诚平衡”。所以，复杂话要学会用简单话来讲，外国话要学会用中国话来讲。原来小孩的名字叫铁柱，现在改革开放了也不一定非要改为约翰；过去小孩叫小丫，也不一定非要改成玛丽。（听众大笑）复杂的话要学会用简单话去说。当年长征路上，你给许世友讲黑格尔、费尔巴哈，他们就听不懂。毛主席一个《矛盾论》、一个《实践论》，许世友就懂了。你讲特洛伊木马，他就不懂；你讲三打祝家庄，他就懂了。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能够既懂外国，又懂中国；既懂理论，又懂实践。（全场热烈鼓掌）
问题8：唐主席，中国的民间信贷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又属于弱势群体。在浙江省，已经出现一些民间信贷机构。据我了解，浙江省政府目前并没有很好的制度来支持它们的发展。请问，中国未来是否会出台一些制度来支持民间信贷的发展？
唐：在你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你的提问确实给我提出了一个课题。我想，任何事物包括民间信贷的出现都肯定有它的必要性，有它的社会需求。但是，民间信贷出来以后一定要规范发展。我们将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问题9：您是著名金融家，又是著名艺术家。我也是金融和艺术的爱好者。请问，能否得到一份您 的真迹？
唐：你们曹老师多次向我索要过我的书法作品，到现在都还没有给他呢。（转身问曹凤歧教授，曹点头称是。）（听众大笑，全场热烈鼓掌）
问题10：唐主席，您好！最近，有消息说，《证券法》要修改，商业银行将可以从事基金业务,三家金融监管机构有可能合并。请问，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唐：《三国演义》中开篇有句话：“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鼓掌，气氛活跃）分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合，合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分，这是符合辩证法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但监管机构的分与合，要视监管工作的需要。我认为，任何体制都有优点，也都有弊端，事物也都应有它的相对稳定性。我认为目前的监管体制还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至于以后要不要合，那是以后的事情。
（唐主席刚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台下又有很多学生举手要求提问。主持人曹凤歧教授鉴于时间已过晚上九点，强行宣布演讲结束。） 再发一篇最新的，今年两会期间，作为政协委员接受人民网采访的当前金融形势访谈实录：
[人民网银行频道]:3月2日上午10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做客人民网，纵论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畅谈光大改革成就。欢迎关注！
[主持人]:唐董事长，您好！首先我代表广大网友向您问好。去年“两会”前，您接受人民网采访，发表的许多观点，使广大网友深受启发。您在网上有很多粉丝，广大网友也有很多问题要向您提问。
[唐双宁]:各位网友好！
[主持人]:过去几年您就宏观经济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走势提出了一些被后来事实证明了的观点。请问，您今年参加政协会议有什么提案吗？
[唐双宁]:我今年的提案是“实行适度审慎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政策”。对大家来说，这个提案可能太“专业”了，但对中国银行业来讲可是一个大问题。我建议对原来拟定的实施时间表进行调整，或考虑分阶段实施，起码不提前，不加码。
[主持人]:您原来也一直从事金融监管啊？
[唐双宁]:是的。我可以说是我国银行业实施“资本充足率”管理的见证人之一。
[唐双宁]:我认为引入“资本充足管理”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重大举措。从1994年开始试行“资本充足率”制度，到1997年实行巴塞尔Ⅰ，到2007年实行巴塞尔Ⅱ，在银行监管部门推动下我国银行业紧随巴塞尔协议不同阶段的达标要求，资本充足率从极低水平，有的甚至为负数，逐级提高，到2011年末“核心”和“一般”资本充足率已分别达到10.2%和12.7%，累计实现银行业核心资本积累达53367亿元。
[唐双宁]:中国银行业过去资本长期不足，治理结构和经营理念陈旧，实行巴塞尔协议是正确的，对于提升银行竞争力、抵御金融危机、奠定今后的发展基础发挥了特殊作用。特别是，如果在这类重要指标上不同国际接轨，中国很难融入国际金融体系。
[主持人]:那您这个提案的理由是什么呢？
[唐双宁]:因为巴塞尔Ⅲ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资本计算要求，按这个标准执行，第一，我国银行业信贷增长会受到影响，这不利于中国经济复苏，也抵销央行降低“存准”等预调微调的作用；第二，新标准对银行资本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核心一级资本要占总资本的70%以上，一级资本要占80%以上。在内源式补充不足的情况下，银行只能向资本市场“求援”，在短期内股票市场无力承受银行巨大的再融资，不利于资本市场稳定，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要一起考虑呀。
[唐双宁]:其实，我国银行业特别是大中型银行客观上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不同于外资银行，这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优势，可以起到资本节约的作用。当然还可以列出很多理由，比如资本瓶颈过大不利于中国银行业自身的创新发展，巴塞尔Ⅲ重点针对的是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银行杠杆率过高、金融创新过度等问题，而我国的主要问题是体制机制改革没到位，业务创新不足，同西方银行得的病并不一样，没必要吃同样的甚至更多的药。
唐双宁]:巴塞尔Ⅲ对银行的资产负债期限匹配提出更高要求。我国银行业由于同质化严重，大型银行更易获得稳定资金来源，更易实行期限匹配管理，这将使中小银行处于更不利的竞争地位，从而造成新的不公平竞争，也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唐双宁]:我们现在是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特别是农村商业银行也要实行巴塞尔Ⅲ，这对支持“三农”也不利。中国当前的市场诚信状况和数据质量也不足以支撑巴塞尔Ⅲ的复杂计量要求。
[唐双宁]:另外，资本管理也并非越严越好，标准也不是越高越好。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资本充足率高的机构倒闭者不乏其例，说明资本充足率并非万能。
[唐双宁]:还有，巴塞尔Ⅱ在我国实施仅仅三年，仍处于逐步适应的过程中，尚需进行实施效果评估和经验总结。美国、欧盟等许多国家对如何实施巴塞尔Ⅲ也存在争议，并未提出明确的时间表，我国并不存在必须“接轨”的国际压力。总之一句话，就是巴塞尔Ⅲ要符合中国实际。
[主持人]:那我们怎么办？
[唐双宁]:我国是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在G20峰会上已作出承诺。但具体何时执行、如何执行，是有弹性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寻找“三个平衡点”，即努力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寻找平衡点,努力在国际接轨和自我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努力在资金市场安全和资本市场安全之间寻找平衡点。
[唐双宁]:我有四点建议：一是巴塞尔Ⅲ的实施时间尽量推后。我国银行业当前重在练好内功，认真执行巴塞尔Ⅱ。巴塞尔Ⅲ的实施，应参考有关国家的做法，错过高度不确定的2012年，安排在2013年之后为宜，不必要求我国银行业机构提前达到巴塞尔Ⅲ的要求，与巴塞尔Ⅲ的实施过渡期保持一致即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以静制动”。
[唐双宁]:二是中国版巴塞尔Ⅲ不应加码，即不应严于国际的巴塞尔Ⅲ，尤其应根据银行业机构的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区别对待。
[唐双宁]:三是抓紧研究新的资本补充工具。新资本监管标准加大了银行补充资本的难度，在二级资本补充受限的情况下，应抓紧研究合格的核心一级资本和一级资本补充工具。
[唐双宁]:四是进一步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
[唐双宁]:巴塞尔Ⅲ实施过渡期从2013年到2018年，有5年时间。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过渡期，进一步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提升国际竞争能力。总之，实施巴塞尔Ⅲ事关我国银行业发展大局，资本市场稳定大局，乃至经济发展全局，应当慎重对待。
[主持人]:唐董事长，您关于国际经济走势的很多观点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在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三年多了，当时有人预测“V”型反转，现在看来，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好转，尤其是又出现欧美债务危机，请问您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走势及对我国的影响怎么看？
[唐双宁]:您可以查查我这几年的演讲和文章，我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大的变化。四年前金融危机初始，我曾撰文提出，根据波浪式前进的哲学原理，世界经济复苏应该是一个“W”型的渐变过程，不可能是“V”型反转。从新世纪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引发次债危机到雷曼破产，到后来接连出现的迪拜事件、调查高盛、两房退市、欧债危机等，都证明了这一点。我现在仍持这一观点。
[主持人]:对我国有什么影响？
[唐双宁]:大的方面看，首先反映在进出口贸易上。受全球金融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轮番打击，欧美日经济低迷不振，复苏乏力，导致我国的外部需求疲弱，持续下降。今年1月份我国进出口贸易增幅双双下降与此无不关系。
[唐双宁]:其次，反映在通货膨胀压力上，经济长期复苏乏力将推动欧美国家央行持续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例如欧洲央行释放流动性救助欧洲银行、投资欧元区国家主权债，美联储启动QE2和实行“扭转操作”，不排除在今年还要启动QE3，这无疑会加大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
[唐双宁]:再次，也反映在我国的对外投资上，增加了外汇储备海外投资选择和风险管理的难度。
[唐双宁]:另外，欧债危机也使部分外资撤离中国，救助陷于流动性困难的母体机构，这对中国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对此，我们要坚持“冷静观察、发展自己、保持主动、积极应对”的方针，立足于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
[主持人]:唐董事长，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您曾提出“考验西方政治家的时候到了”，请问您，西方政治家和金融家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如何承担起挽救世界经济的责任？
[唐双宁]:时势造就英雄，危机需要担当。我本来以为可以看到危机中“英雄四起”的情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主持人]:此话怎讲？
[唐双宁]:金融危机中，西方一些政治家和金融家的言行表明很是缺少政治家和金融家的水准。当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房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告破产时，小布什认为仅仅是“小疾”而不当回事，作为政治家，这是见事迟、缺乏远见的表现；当雷曼兄弟危在旦夕时，他又手足无措、方寸大乱、放任破产、祸及全球，这是水准低、不负责任的表现。在金融危机最黑暗的时候，格林斯潘断言“是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但后来事实证明，格老有些言过其实，以格林斯潘的身份，理应深知在危急时刻“信心”的重要性，没看人家罗斯福当年怎么说的，“唯一的恐惧是恐惧本身”。可格林斯潘恰恰在这时候对公众发出“百年一遇”的声音，这好比一位老大夫对癌症患者说“你没几天了”。癌症患者本来还有救，但这一吓也吓死了。这些所谓的政治家、金融家危机爆发前忘乎所以，危机来临了手足无措。因此，我们不得不问：政治家和金融家们的水准哪去了？责任心哪儿去了？
[唐双宁]:我去年曾分析过欧债危机反映的十大矛盾，预测过欧债危机的四种可能，即“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携款潜逃”、“继续作案”，并判断“缓期执行”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看就是这样。如今的欧债危机，就像病毒已向全身扩散的癌症病人，局部切除手术已无济于事，化疗又会将好坏细胞一起杀死造成“误伤”。所以我说，“又到了考验西方政治家和金融家们的时候了”。
[主持人]:唐董事长，您每次都能用画龙点睛的几个字刻画出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给大家很深的印象，您对当前形势再用几个字描述一下怎样？
[唐双宁]:我常讲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我认为当前的国际形势，可用“难、烈、乱、险”四个字概括：“难”是经济复苏难。对于经济复苏的走势是远看波浪式，近看看不准，波浪的波峰波谷高低都看不准。总体上，复苏力量与制约力量相互博弈，制约力量大于复苏力量。“烈”是政治纷争烈。今年大约有60个左右国家和地区将举行大选，包括美国、俄罗斯、法国等。每逢大选，党派、利益集团斗争将更加激烈，为了争夺选票，可能会“乱秀经济”，比如美国是不是会出台QE3等，需要拭目以待。“乱”是社会状况乱。如西亚北非等国家的“内乱”，新老恐怖主义的“续乱”，危机引起的“占领华尔街”等不满行动的“再乱”。加之美国和伊朗等国之间剑拔弩张，就像尼采所说，和平是两次战争的间隙，一旦出现导火索，就有可能爆发战争。“险”是自然灾害险，现在自然灾害如此频发，是什么原因？人类的注意力更多应放在这方面才行。
[主持人]:说得太好了，那么国内情况如何呢？
[唐双宁]:我侧重谈谈金融方面的情况。关于今年的金融形势，我判断有“四难四紧”，一是银行贷款投放难、资金紧是常态。当前的货币政策名义是“稳健”，但由于通胀预期和资金紧张并存，操作起来视实际需要可能会出现各种情况，今年1-2月实际上开始“松”了。我曾说过“松后必紧，紧后必松，小松小紧，小紧小松，大松大紧，大紧大松”。现在小松一点比较好。
[唐双宁]:二是银行补充资本难、资本金紧是常态。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缺乏信心，资本市场实际已成了“逆经济晴雨表”、“市场信心晴雨表”。
[唐双宁]:三是银行利润增长难、盈利空间紧。对这几年银行业利润大家议论较多，我看除了经济环境较好，银行自身努力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前几年的利润相当部分用于弥补历史亏欠，计提风险拨备。而这几年银行资产质量提高较快，“节约”了很多收益体现为利润。但今后受利率市场化和整顿银行业收费业务的双重影响，息差缩小、中间业务收入减少的问题会进一步凸显出来。
[唐双宁]:四是银行控制风险难、安全经营环境紧。从宏观全局看，我过去讲过“潮水现象”，我们国家的银行改革，包括工农中建在内，说“好”，确实是比过去好，但还仅仅是经济顺周期条件下的“好”，也就是从2000年开始，宏观经济形势一直很好，所以银行也跟着好。
[唐双宁]:我们的银行还没有经历过完整经济周期的检验，还没有经历过经济下滑的检验。如果整个经济形势不好，我们银行的形势也好不到哪儿去。
[主持人]:听您的观点很有启发，“四难四紧”可能短期内还改变不了。还有，大家都在议论所谓“准金融机构”问题，请您谈一谈如何管好这类金融机构？
[唐双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过可以谈谈观点。我看关键是把握好“度”。从地方“准金融机构”的“度”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准金融机构多由地方负责准入和日常监管，存在“四不”，即监管标准不一，监管意识不强，监管力量不足，监管力度不到位的问题，有些地方对这类机构普遍重发展、轻监管，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有深刻教训的。对这类机构既不能管死，又不能任其“乱”，关键在“度”。
[唐双宁]:还有“民间融资”问题，近年来由于银根偏紧，企业“钱荒”，导致民间金融活跃。“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所以站在需求的角度看，民间融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站在监管的角度看，不能任其泛滥，要因势利导。这也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
[主持人]: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办?
[唐双宁]:简单说就是分三步，九个字：“看得见、摸得着、管得住”。“看得见”就是弄清情况，现在都知道这些问题很普遍又很复杂，但具体情况怎么样，数量有多少，并不清楚。所以要弄清情况，这是第一步；“摸得着”就是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分门别类，明确监督责任，这是第二步；最关键的是要堵邪门，开正道，使其业务活动有法可依，经营行为有规可管，风险能够控制得住，这是第三步。
[主持人]:唐董事长，我们的投资者网友们很关心光大银行H股上市的进展情况，您能介绍一下吗？
[唐双宁]:光大银行H股上市，现在已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自身各项经营指标全部达标，特别是资本充足率、存贷比、流动性比率等关键性指标全面符合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相关材料准备和报批手续也完成了。这件事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和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都很支持，通过了香港联交所的聆讯。
[主持人]:从现在行情来看，投资者意愿如何？
[唐双宁]:是啊，天公不作美啊！但我们还是很欣慰，在这个行情下，包括知名国际金融机构、香港富商及大型央企对光大银行都很看好，愿意投资。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也就是好的时间窗口。
[主持人]:在您的带领下，光大集团总部及其各个下属企业都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果，您主政光大集团已经四年多了，请问四年来，光大发生了哪些变化？
[唐双宁]:感谢网友的关心。光大集团四年多来主要发生了以下变化：
[唐双宁]:一是规模扩大了。截至去年底，光大集团管理的资产总额1.83万亿元，是2007年初的3倍，也就是说从规模的角度，今天的光大是当年的“三个”光大。
[唐双宁]:二是效益提高了。集团及各企业弥补历史亏损后合计实现税前利润278亿元，是2007年初的4.6倍，也就是说从效益的角度弥补历史亏欠以外，今天的光大是当年的“四个半”光大。
[唐双宁]:三是房间打扫干净了。集团总部自身消化了历史财务包袱123亿元，处理了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包括90年代的一些历史旧账、案件纠纷等等，把房子基本打扫干净了。
[唐双宁]:四是身体基本健康了。
[唐双宁]:五是员工心气上来了。举一个匿名信的例子， 4年多前我刚赴任的第一天，就接到匿名信70多封，有的从门缝往里塞，不到一周就收到200多封，而去年一年，我收到的还不到20封，而且有些还属于是工作建议性质，说明大家的心思放在干事上了。
[唐双宁]:六是社会基本认可了。这主要体现在光大证券、光大银行的先后上市，光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的控股权回归，以及资产管理、实业企业、在港企业的发展和监管当局、股东单位及社会的认可。我过去根本没想到我们的企业在环保、新能源等领域能做到全国排头兵的水平。
[主持人]:光大过去给人的印象就是“复杂”。人们的感觉就是“一部天书”。请问您能概括一下“光大”这部“天书”到底有什么特殊性吗？
[唐双宁]:概括起来，光大的特殊性就是“一同五不同”。“五不同”一是光大各企业的股权结构不同，有全资的、控股的、参股的及其他形式的；二是企业性质不同，有金融企业，有实业企业，金融企业又有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投行、租赁、基金、期货等等；三是注册地点及相应的管理规则不同，有境内的，有境外的；四是各企业的历史基础不同；五是目前各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也就是我过去比喻的像一个“联合国”。“一同”就是不管哪个企业出问题中央首先都要向我这个“联合国秘书长”问责。
[主持人]:光大就是多而杂，大而全，什么业务都有，又什么都不占优势，那光大的优势究竟在哪里？
[唐双宁]:我认为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我们大而全也好，多而杂也好，既有问题的一面，也有优势的一面。经过这几年的探索，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就是利用这个“大而全”、“多而杂”，也就是功能相对比较齐全、企业相对比较多的优势，实行内部“联动”。
[唐双宁]:我概括了八个字“市场原则，同等优先”。因为各自都是独立的企业，涉及到不同的董事会、不同的股东，不能简单按照行政办法强行地做违反市场原则的事，所以要“市场原则”。但在“市场原则”的基础上，要“同等优先”，在内部产生加法、乘法效应。
[唐双宁]:光大内部的企业过去是“老死不相往来”，见面不认识还递名片，现在我们通过一些制度把大家聚到一起了，比如探讨业务的交叉销售，业务量上去了，凝聚力也提升了，大家有“光大一家”的感觉了。说实话，“联动”这个事是逼出来的，因为我们单个企业都不大，竞争力不够，只有把筷子捆起来，才能形成合力。
[主持人]:您还兼任光大银行的董事长，请问光大银行2011年经营成果怎么样？
[唐双宁]:光大银行是光大集团管理的最大的企业。2007年8月改革重组以来，各方面工作都在发展。一是规模效益显著增强。资产规模过去三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都在30%以上，净利润过去三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更在35%以上，2011年净利润达到180亿元，较2010年增长41%。
[唐双宁]:二是创新优势逐渐形成。光大银行已被社会认可为国内最具创新能力的商业银行之一，多次荣获“最具创新银行”的荣誉。业务创新提升了光大银行的综合竞争力及品牌形象，新兴业务的发展居于同业领先地位。其中，财富管理业务位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一名，“阳光理财”品牌在社会上有较高的知名度；投行业务也一直保持着行业领先水平，去年光大银行在国内发行的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累计承销家数均位居同业第一名、累计承销金额位居同业第二名；资产管理业务发展强劲，去年光大银行托管资产规模达人民币4000多亿元，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二。
[唐双宁]:三是资产质量稳步提升。通过对信用风险进行垂直化管理、对市场风险进行集中化管理、对操作风险与合规风险进行层次化管理，构建了矩阵式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不良贷款率与不良贷款余额连续多年“双降”，风险抵御能力大大增强。
[唐双宁]:四是社会形象越来越好。光大银行注重履行国企的社会责任，努力推进母亲水窖等公益事业，不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2011年光大银行获得了“最佳公益慈善贡献奖”、“银行业社会责任奖”、“中国自愿减排先锋企业”等多项荣誉，在国际品牌公司（Inter Brand）发布的中国品牌榜上首次入围“中国品牌50强”，品牌价值282亿元。
[主持人]:最后，请您说说这些年的体会吧？[唐双宁]:今年，中央确定的经济工作总基调是“稳中求进”。“稳中求进”成了时下经济领域最时髦的名词。回首光大的这几年，我们秉持“心态急不得等不得，力度大不得小不得，速度快不得慢不得”的思路，一波三折走到今天，应该算是“稳中求进”吧？这也就是我这几年的体会。
[主持人]:谢谢唐董事长，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唐双宁]:谢谢!
(本文来源：人民网 ) 2011年9月24日，2011欧亚经济论坛金融峰会 第二届西安浐灞金融高峰论坛在西安（浐灞）生态区举办，新华网现场直播。图为中国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发言－－－西方债务危机中的十大矛盾
西方深陷债务危机。到2010年无论是按国际公认的“债务余额/GDP 60％”的警戒线，还是“财政赤字/GDP 3％”的警戒线，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均已超标。特别是希腊，由于未实现既定的财政紧缩目标，债务违约风险骤升，引起金融市场动荡。
9月12日，希腊一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至117％，两年期收益率也接近70％，五年期信用违约互换（CDS）价格飙升937个基点，创历史新高，成为全球最贵的信用违约互换产品。数据显示，希腊政府今年前8个月的预算缺口达181亿欧元，扩大22％，目前其现金仅够维持运行至10月。从技术上看，希腊已经“破产”。目前，意大利主权债务又被降级，进一步增加了欧债危机救援的难度。时间限制这里我不想罗列已经充斥于网络和报端的数字和事实，只想分析其已经反映和可能反映的十大矛盾。
一是超高福利与政治体制的矛盾。西方政治体制表面看核心是“三权分立”，真功夫是竞选。竞选靠四大台柱，第一是竞选实力，包括党派实力、资金实力即广告拉票能力等； 第二是自身形象，包括有无丑闻、外貌形象、亲民动作等；第三是伶牙俐齿，要有聪明头脑和高能辩才；第四是利益许诺，不管真金白银还是空头支票，先许诺了再说。而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实行超高福利政策，养成超高福利习惯，形成超高福利文化，并且胃口越吊越高。为了选举的需要，各参选党派就不得不竞相承诺提高福利的价码。
“超高福利文化”的“无限性”与民主政治体制趋向的“极端性”形成尖锐矛盾，并由此产生出第二个矛盾，即兑现竞选承诺与财政能力的矛盾。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就得提高财力；为了提高财力，就得增加税收。
但是西方逐渐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化，造成产业空心化，就产生了第三个矛盾，即经济衰退与增税的矛盾。据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欧元区GDP环比已从一季度0.8％跌到二季度0.2％，创09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作为欧元区火车头的德国仅为0.1％，法国更是原地踏步。三季度预测数比二季度还低。
经济衰退增不上税，又要维持党派权利和争取连任，就得实行赤字财政，大肆举债，这就产生第四个矛盾，即保位与欠债的矛盾。为了保位而欠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欠债越来越多，雪球越滚越大，就形成了债务危机，就得减少赤字。
“减赤”引发民众抗议、消费低迷，带来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反过来又导致税收下降、赤字增加，这就出现第五个矛盾，即克服债务危机与经济衰退加剧和社会动乱的矛盾。现在示威**和骚乱已经此伏彼起。
高债务问题自身解决不了，就要向其他国家求救，这就产生第六个矛盾，即德国等国的救助意愿与救助代价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德国人岂能替希腊人埋单？默克尔是想救欧元的，但她面临着要欧元还是要选票的问题，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也是德法等国口惠而实不至的原因。
德国解决不了，欧洲央行能否帮助解决？英美等国由于是自主货币国家，还可通过债务货币化（变相赖债）来解燃眉之急，比如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政策，政府向央行发债偿还到期债务。这样一方面把通胀祸水引向新兴经济体，一方面若干年后央行再公布免除政府债务，或者干脆再掩饰一下，加长导火索，发它个百年长债，后人埋单。这样做，美联储可以，但欧洲央行难。首先德国的议会就难通过。即使欧洲央行有意这样做，欧元区债务国又何止“欧洲五国”？就可能出现各高债国争抢“货币化额度”的乱局，这就是第七个矛盾，欧洲央行体制与债务货币化解决方式的矛盾。
同时，目前不仅是西方高债国的融资需求高峰，也是西方银行体系的融资需求高峰，西方银行体系的融资需求与其总负债的比率大多达30－40％，这就产生第八个矛盾，高债国政府融资需求与银行融资需求的矛盾。上述种种办法解决不了问题，只好债务展期。债务展期产生第九个矛盾，长痛与短痛的矛盾。短痛可以让高债国破产（当然破产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需要另行研究），长痛是否就能解决问题？说不定会经历更多的剧痛，最后使更多的高债国破产。长痛短痛都不行，可否欧元区再前进一步成立“欧罗巴国”？
欧元是欧元区货币体制的象征，“欧罗巴国”是欧元区财政体制的象征，这个设想可行么？这就出现第十个矛盾，欧元区货币体制与财政体制的矛盾。不用说无人强扭，强扭的瓜也不甜，德国人不干，我为什么替希腊人埋单？希腊人也不干，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小国之君也比大国小民风光
上述十大矛盾的第一推动力仍是西方超高福利和政治体制的矛盾。如果西方不解决政治体制上的“极端民主化”和文化上的“超高福利主义”，十大矛盾难以解决，暂时解决也是饮鸩止渴。专制集权迟早被人民推翻，而“极端民主化”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曾经在雷曼倒台时讲过金融危机W型大写到小写走势的观点。今天回过头看，08年金融危机是“心梗”，心梗的特点是死得快，但服了硝酸甘油救助也快，各国立即联手救助等于服了硝酸甘油。硝酸甘油等于急救，但要时时备用，治标不治本。而目前的债务危机是癌症。癌症的特点是死得相对慢（相对心梗而言），但救治也慢，如未扩散，可以开刀动手术；如已扩散而扩散范围、程度有限，可以多次开刀，同时施以**疗法，这样或许有救（有的癌症病人还真就康复了）。如此说来，债务危机通过手术的办法割去毒瘤，再用**的办法逐步解决“政治体制的极端民主化”和“文化的超高福利主义”悖论，或许也可有救？那么雷曼倒台是W型的大写，之后并未如一些人讲的V型反转，连续出现的迪拜、高盛、两房等是W型大写后的小写，这次债务危机写得有点大了，但目前看还没有雷曼大。如按手术加**疗法，可能也是一次“相对大”的小写？否则难说。诸方可以拭目以待。(本文来源：新华网) 在2011年10月24日上午举行的“2011新浪金麒麟论坛——中国经济的全球机会”的论坛上，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唐双宁先生，详细解析了次贷到金融危机大概七个步骤。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如何将老太婆变成处女的过程。
唐双宁说，次债到次贷，次贷到金融危机大概七个步骤，第一是美联储放松银根，刺激房地产，第二是美国商业银行贷款给无力购房者，叫次贷，第三步银行把次贷打包，以债券形成美国资产债券化把次贷卖给投行，第四步把次贷给评级，第五评级公司给美国次贷以保险，第六头行把次债卖给世界的投资者，第七，玩不下去了，资金链断裂，头行和商业银行就纷纷倒闭，产生金融危机。
对这7个步骤，唐双宁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第一步银行把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打扮成40多岁丰韵犹存的中年妇女，不良贷款打包变成债券，资产证券化。第二步投行又把40多岁丰韵犹存的中年妇女打扮成一个20多岁的大姑娘。第三步评级公司又给20多岁的大姑娘出具一个假户口，假出生证明说她就是一个20多岁。第四步保险公司又给这个大姑娘出具保险说她就是处女，而且保退保换。最后一结婚，漏馅了，导致全世界家庭破产，全世界家庭危机。
（中国企业家网根据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唐双宁先生在论坛上的主题演讲整理）
唐双宁：必须解决中国商业银行九大趋同问题
二十多年中国商业银行探索与发展走出了什么样的轨迹呢？一方面成就巨大，一方面特色不足。特色不足，可以以“趋同”二字一言以蔽之。
一、战略趋同。各家商业银行发展战略高度趋同，均在做大做强的旗号下，“以公司业务为核心，以零售业务为重点，以个人理财、消费信贷、信用卡、贸易融资等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大而全加小而全”，没有一家银行真正定位于某项业务领域。这种趋同战略的结果是重点不突出，难以形成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并造成增长方式粗放，发展模式落后，正所谓发展靠“多”（拼规模扩大市场份额）、业务靠喝，形象靠说（各种广告宣传）。
二、产品趋同。各家银行的产品结构以存放汇为基础，以对公、零售和中间传统业务为主导。在信贷结构方面，各行的企业贷款均占到贷款总额的75%以上；个贷结构均以住房按揭贷款为主；各行种类繁多的投资理财产品在设计理念、产品结构、风险标准、收益率等方面大致相似。产品趋同，根本原因是创新能力不足，表现为模仿国外或互相模仿，结果是银行营销模式趋同，多数行难以拥有稳定的目标客户群体。
三、机构趋同。中国金融机构的区域配置和专业分工是历史形成的，有不同的定位。这种定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所调整。但是十几年来发展的结果，一是不论全国性、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地方城商行都在竞相效仿大型银行，向全国扩张网点；二是重点都瞄准了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地区的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目前上海、北京的法人金融机构总数均超过700家，其中银行类法人机构超过100家，银行类分支机构均在3000家以上；广州、深圳等地也是银行同业高密区；东部某些城市金融密度（单位面积或人口对应金融机构数量）甚至已超过香港。相比之下，中西部特别是广大的西部地区和农村金融机构严重短缺。银行机构分布趋同导致一些地区竞争过度，甚至恶性竞争。这种过度竞争与机构缺乏并存的局面使得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
四、服务趋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已从“冷脸”转为微笑，已从传统存款转到多元理财，银行服务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也成了竞争的焦点。本来，竞争越激烈，服务越应该呈现出差异性。然而在创新不足、手法趋同的背景下，银行服务不但没有产生差异，反而恶化了竞争。尽管各行均已树立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实际上依然是以同质化的产品为中心，以“拼价格、拼费用、拼关系”为手段，营销活动中的创新含量、科技含量普遍不足。
五、收入结构趋同。产品与服务趋同的结果是收入结构趋同。商业银行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变迁中，非利息收入虽有所增加，但没有改变各行收入结构趋同的现象。目前除了个别大型银行非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超过30%以外，绝大多数银行占比在20%以下。股份制商业银行收入结构的趋同特征更为明显，各行财务结构惊人地相似：利息收入（85%以上）为主导、手续费和佣金收入（15%左右）为补充。
六、治理结构趋同。中国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从无到有，控股股东大体形成了三种类型：中央政府控股（中投汇金为其代理人）的大型银行，国有股东为主（达90%左右）的大多数中型银行，少量民资外资控股的中小型银行。但是，这种控股股东的差异并没有改变银行治理结构趋同的状况，基本上都是欧洲的董事会制度与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双重引进，叠床架屋，而“形似神不似”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七、创新趋同。近十年是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最活跃的时期。初步测算各行五大类理财产品多达10000多款，总额超过50000亿，拓宽了公众投资渠道。但与国外金融机构相比，我国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仍然落后，并呈现趋同局面，存在五多五少的现象：吸收性创新多（占90%以上），原创性创新少；负债类业务创新多（占85%以上），资产类业务创新少；发达地区创新多，欠发达地区创新少；政府主导型创新多，市场主导型创新少；追求盈利创新多，防范风险创新少。
八、机制趋同。中国的中小型银行在建立之初就开始尝试建立市场导向的机制，近年来大型银行也开始探索建立内部激励机制。但在激励、薪酬、风险、人员、费用管理等方面，仍然“大同小异”，普遍存在重物质轻精神、重激励轻约束、重业绩轻素质、重短期轻长期、重经营轻管理等问题。
九、文化趋同。上述因素，综合地反映在商业银行的文化层面，使得各行文化虽然有同有异，但总体上“同大于异”。如何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与现代金融文明相结合，提升从业人员的敬业诚信意识；如何克服信仰文化方面唯权重利、信用文化方面轻信避责、内修文化方面急功近利等现象，是当前银行界的紧迫任务。
九大趋同，刻画出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这固然同社会经济土壤有关，但必须看到，如果任由这种趋势演变下去，将导致中国商业银行出现“千行一面”的格局，不利于银行业提升科学发展水平，不利于提高民族金融业的竞争力，必须从战略上加以重视。
很厉害，学习啦！！！ 金融问题很重要,中国的金融改革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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