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形象谈

秘书形象谈

——我心目中的秘书（下）

王贵胜

五是埋头苦干的形象。秘书在实际工作中应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真正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实干家。田家英当上毛泽东的秘书后，就在自己居住的小屋土墙上贴了一张条幅，书写着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段名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他把这三种境界作为自己成大事业、大学问的必由之路，勉励自己做任何事情都要下真功夫、苦功夫、实功夫。1954年，田家英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在这个过程中，他读了整整两箱法学著作，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结果因劳累过度而吐血，但他仍然奋不顾身，直到按时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很欣赏田家英埋头苦干的精神，曾多次给予很高的评价。1958年，党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几位省委书记希望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毛泽东说：“田家英我不能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理论与实际不一致的。”胡乔木长期从事党和国家重要文稿的起草工作，他的秘书朱佳木回忆说，每次接受起草中央领导讲话的任务后，胡乔木总是全身心地投入，经常半夜还在伏案写作，往往讲稿脱手后总要生一场病。1949年6月，毛泽东要求他在一个星期内写出3篇分量很重、篇幅很长的文稿，他按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多次夸奖说：“靠乔木，有饭吃。”胡乔木长期任劳任怨，超负荷的工作曾经使他多次累倒。1961年6月17日，毛泽东专门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其中讲道：“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毛泽东对他的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六是严谨细致的形象。秘书工作无小事，往往细节决定成败，具备严谨细致的作风，对秘书工作尤为必要。田家英对待工作极端认真、高度负责，做任何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过程中，他经常引用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的一句话：“每临行文，必慎所许，恒虑一文苟下，重诬后世。”据毛泽东的秘书逄先知回忆，他刚参加《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时，有一次校对一篇文章出了一个差错，受到田家英的严厉批评。以后又出了一个差错，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为此写了两次检讨报告。逄先知讲：“参加毛选编辑工作，培养了严谨的工作作风，对我来说受益一辈子。”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不久，胡乔木出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他亲自审定稿件，大至方针政策，小至标点符号，哪怕是很细微的差错，都能被准确地挑出来，然后被重新正确处理。有一次，全国闻名的老记者范长江写的一篇战局评论受到胡乔木的严厉批评，以至于他事后对人讲：“要是在《大公报》，我早就撒手不干了。”

七是求真务实的形象。秘书应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始终为领导提供真实情况，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无异于犯罪。1961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刚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毛泽东特意让胡乔木去湖南农村调查，目的是让他去获得第一手材料以“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污蔑和怀疑”，从而“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胡乔木下去调查后，连续向毛泽东送了四份材料，几乎都是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取得的成绩，与毛泽东派他下去调查的初衷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毛泽东让胡乔木拿上来的调查材料，是证明右派分子的话讲错了，而他送上来的材料恰恰说明右派分子的话没有讲错，恰恰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过，毛泽东没有因为胡乔木的调查材料不符合自己的要求而责怪他，反而对他的调查材料非常重视。因为毛泽东知道胡乔木是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便将调查材料批转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要他印发给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胡乔木和其他同志在农村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制定了修正草案，取消了原草案中关于农村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1961年1月，田家英带领工作组到浙江农村调查，公共食堂成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在此之前，为调查公共食堂问题，不少同志受到严厉批判，可群众向调查组首先反映的恰恰是这个问题。田家英对工作组讲：“调查是有一定风险的，可我们是共产党员，要排除一切干扰，了解真实情况，原原本本向中央反映。如果要打屁股，首先打我的屁股。”调查结束后，他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人民公社化存在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田家英建议中央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被毛泽东采纳了。

八是公道正派的形象。秘书要具备高尚的个人品德，如果品行不端正、做人不正派，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很容易成为“定时炸弹”。田家英有一方端砚，上面刻着“守其白，辨其黑，洁若玉，坚若铁”的铭文，就是托物言志的象征。他曾对友人讲：“‘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我的人生座右铭。真理我要坚持到最后，直到停止呼吸，绝不出卖灵魂，绝不向错误屈服。” 1962年3月，田家英带领工作组到湖南农村调查，听到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他也觉得包产到户对恢复生产有利。调查结束回到北京后，刘少奇等中央常委几乎都赞成包产到户的主张。他终于下定决心，以秘书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毛泽东问：“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结果，这个合理化建议不但没有被毛泽东采纳，反而被毛泽东提到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高度，在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后来，邓力群在纪念田家英的文章中讲道：“当党内斗争出现错误偏向的时候，在最关键的时刻，家英同志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保护同志，不惜牺牲自己，把责任全部承担下来。家英同志的好品质，显得难能可贵。”周恩来的兼职秘书梅行是田家英的生前挚友，他说：“在中国，像田家英这样的书生，绝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即使再过几十年、几百年，社会仍然需要许多心地洁白、有德有才之士。”而在延安时期开始担任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却是一个妒贤嫉能、见风转舵、投机取巧的小人。在毛泽东的秘书中，他是登得最高、跌得最重的人。1966年5月28日，他担任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同年8月，他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的党内第五号人物。1970年8月，他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从此他的政治生命终结了。1980年11月，他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89年，他接受作家叶永烈采访时讲：“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枪毙我都不过分。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挂齿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作者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