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

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

——回忆“文革”期间我任国家体委党组秘书的往事（上）

王鼎华

 

作者近照

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国体育报社当编辑、记者，至1997年在国家体委司长的岗位上退休，38年一晃而过，人生匆匆，回首往事，我感到最值得纪念和回味的是特殊时期我任国家体委党组秘书的经历。

“文革”期间，体育系统被林彪集团定为“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统治，钻了不少坏人的独立王国”，进行了军事接管，遭受灭顶之灾。1971年初，毛主席、周总理发动“乒乓外交”时，军管会的领导不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屡犯错误，被撤了职，周总理点将38军政委王猛出任国家体委主任。王猛临危受命，同时，刚从山西屯留“五七干校”返京的我被选为党的核心小组（后改成党组）秘书。

一

党组秘书和领导个人的秘书不同，任务比较单一，主要就是负责通知和安排党组会议，开会时做好记录，会后整理纪要，有时也要了解一下党组决定事项的落实情况。当时正是混乱年代，党组会议很多，经常日夜开会，我总是侧耳倾听、埋头记录，做的都是案头文字工作。特殊时期体坛高层的战略决策和领导艺术，以及复杂斗争的风云变幻，给我上了一堂难得的人生大课。

1971年8月初，王猛刚到国家体委上班几天，就有人来汇报，经中央批准于11月3日至14日在北京举办的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因体委分管此项工作的领导生病住院，工作组仍未成立，筹备工作一筹莫展，情况十分紧急。

王猛对于这项活动一无所知，立即找有关人员了解情况。他在党组会上说：“这项比赛是年初‘乒乓外交'的延续，绝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育活动，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才能做好。”当时体委归总参领导，经研究后决定向总参写报告，提出组成一个由有关部门参加的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并请中央军委成员、副总参谋长李作鹏当组长，来指挥各项筹备工作。

报告上去之后，久久不见回音。直到8月底，总参将报告退了回来，要国家体委自己来抓。在为此事召开的党组会上，王猛火了，因为这项工作没有中央领导出面光靠体委很难进行，而且这么扯皮下去，会误大事。他当机立断，决定将报告越级报送周总理。会上有的领导有顾虑，说这样做不等于告了李作鹏的状吗？言下之意很清楚，当时李作鹏是林彪的得力干将，炙手可热，得罪了他会有什么后果？王猛说：“情况紧急，顾不得这些了。”他连忙口授了一封以个人名义说明原委的信，连同报告派人直接送给周总理的秘书。

周总理在第二天就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亲笔在报告上点名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对外友协负责人吴晓达参加领导小组。这么一来，李作鹏不得不出马了。

也算是历史的巧合，1971年9月13日上午，李作鹏出席了邀请赛筹备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他戴着一副墨镜，无精打采，只说了一句“开会吧”，便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人们还以为他被逼上阵，心里不高兴而已。谁知道就在几小时之前，林彪坐“三叉戟”仓皇出逃，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李作鹏已经知道，正是失魂落魄的时候。过了几天，李作鹏被隔离审查，改由李德生任领导小组组长，筹备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

刚上任的王猛虽然不熟悉体育业务，但他紧紧掌握活动的宗旨和原则，充分依靠体委的领导和专业干部，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了这项比赛活动，打响了他上任后的第一炮，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紧接着，王猛带领新的领导班子，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首先，他在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周总理的支持下，将国家体委从总参回归国务院领导，解决了领导体制的关键问题。然后把大部分军管干部调回部队，将下放在山西屯留“五七干校”的体委干部统统解放。他听从体委老领导李梦华的建议，以竞赛为杠杆，举办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使停顿了数年的体育运动逐步恢复起来。我心想，这些重大举措，实际上彻底否定了“5·12”命令，使体育事业起死回生。王猛以国家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安危的气魄，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和影响。

二

但是好景不长，从1971年开始，江青插手体委，经常来看比赛、发指示，并对王猛不断示好和拉拢。王猛不为所动，坚持按组织原则办事，有问题请示国务院和周总理，从不去找江青，而且对她的一些过分要求给予抵制，这使江青十分恼怒。

1974年年初，江青、王洪文趁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之机，借内蒙两个乒乓球运动员的告状信作出批示，矛头直指王猛，要所谓“揭开体育系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同时，江青把刚提拔到体委领导岗位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找去“面授机宜”，说“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指使庄则栋鼓动造反派把王猛揪了出来，体委风云突变，又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对王猛的揭批来势凶猛，一下子把他和林彪挂上了钩。我当时十分震惊，因为不了解王猛的过去和历史，而在林彪集团的“5712工程纪要”里有“38军是借用力量”的字样，我也心存疑惑。但随着运动的进展，我看到王猛在狂风暴雨面前从容应对，正气凛然。有一次，造反派冲到他办公室，要查抄他的笔记本。王猛勃然大怒：“你们胡闹！在国务院没有下令撤我之前，我还是国家体委主任，你们无权查抄我的任何材料。”他拍着桌子把这些人轰了出去。造反派自然不肯罢休，贴大字报、开声讨会，要打一打王猛的“反动气焰”。不过，我经过冷静的观察和思考，和体委许多同志一样，觉得王猛是光明磊落的，一个人如果心中有鬼，不可能有如此不可侵犯的威严。

关于所谓与林彪的关系，揭不出任何有分量的事实，造反派就逼王猛承认在工作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外交活动中搞“投降主义”。王猛自始至终坚持说：“我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工作中有缺点错误，欢迎揭发批判。”弄得造反派毫无办法，只好高喊“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在“文革”中被批斗的领导干部承认和检查“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是家常便饭，为什么王猛那么坚持、那么硬？事后他对我说：“我到体委后，体育工作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由广大体委干部群众干的，尤其是重大外交活动都是在周总理亲自批准和指导下进行的，要说这是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矛头对着谁呢？”原来是这样的坚定信念在支撑着他。他还说：“革命者只能会被压碎，不会被压扁。”这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风骨，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

三

自1974年初王猛被揪出批斗后，庄则栋就以国家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主持运动和工作。到了当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为保护王猛，下令将他调回部队出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庄则栋被正式任命为国家体委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我继续当核心小组秘书，列席各种领导会议做记录。随着形势的发展，我的心情也大不一样。

过去王猛时期，我总是怀着一种钦佩、学习的态度，在一旁愉快地记录着领导的言论。而庄则栋上台后的种种作为，尤其是他对王猛态度的180度大转弯，令我惊愕。

在江青、王洪文针对王猛的批示下达几天后，王洪文的秘书就到体委来点火，说王猛扣压中央首长的批示四天不向群众传达，是何居心？体委的造反派就闹了起来。核心组开会时，王猛作了解释：批示下来就在核心组内传达，没有扣压，并立即派出调查组去查明事实真相，然后再作处理。大家认为这是实情。在研究解决办法时，核心组成员庄则栋提出，在明天召开的群众代表大会上，由他来把事实讲清楚，以平息风波。大家觉得这样更好，他作为一个世界冠军，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我看到他很有信心的样子，还说赶紧回办公室好好准备一下，暗暗佩服这位乒乓小将，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

但谁也没有想到，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庄则栋语出惊人：“王猛，这四天的问题，是你的事，应该由你来讲。江青同志、洪文同志的批示是给你的，你必须向群众作出交代，用不着我来讲。”这不啻于引爆了一枚炸弹，把全场都震了。坐在前排作记录的我也愣在那里，脑子里嗡嗡的：这是怎么了？明明是你自告奋勇要讲，为何出尔反尔。而且说话的语气和腔调也完全变了，过去对王猛亲切地一口一个“主任”，连姓都不带的，如今却直呼其名，完全是一副对敌斗争的架势。会场立即“开了锅”，群起而轰王猛。事后知道，这场“闹剧”是江青一手导演的。

庄则栋被江青拉拢过去，便言听计从，又受周围几个派性严重的老干部和造反派的影响，办事不按组织原则，在干部中拉帮结派，对国务院领导的指示凡是不合意愿就拒不执行。他的所作所为，我和体委许多同志一样，都有很大意见，对体委的混乱局势忧心忡忡。我认为，作为一个党员，应对事业负责，一定要把意见提出来，不管他听进听不进，高兴不高兴。我经过再三考虑、反复斟酌，于1974年11月13日写出了一份意见书，全文如下：

庄则栋同志并核心组：

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们体委的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我工作中看到和想到的问题，提几点建议和意见：

一、中央负责同志经常对体委作重要指示，我认为每一次指示都应完整地整理成文，便于核心组传达学习，全面地理解和贯彻。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记录应归入档案，便于核心组领导同志经常学习和查阅，总结、检查工作时也有据可查。如仅仅记在个人的本子上或脑子中，时间一长，容易遗漏和散失。

二、代表核心组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情况和请示问题，一般应在核心组内认真讨论，有一个比较一致的汇报提纲为好。凡需核心定的重大问题，首先最好由有关部门进行酝酿提出意见报核心组，并给予核心组成员一定的了解和思考时间，然后开核心组会充分讨论，这样利于更好地发挥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

三、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分析事物，尤其对干部的看法，不宜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不能说这个人坏就是豆腐渣，毫无优点和长处。这不利于团结广大干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四、遵照中央负责同志指示，对王猛同志的错误进行大揭大批，是完全必要的，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已明确他在体委的问题已基本查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批判——团结”的公式，需要首先在核心组内全面地、历史地、一分为二地分析王猛同志的问题，得出比较统一的看法，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他做好检查，也有利于从路线上分清是非。

五、培养和提拔年轻干部，是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一方面要抓紧，另一方面也要慎重，步子稳些好。核心组、政治部、人事部门应按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反复酝酿，充分走群众路线。关于四个部门的领导班子的调整，据说因为是“临时的”，可以不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这一点似乎说不通。关于干部的调动和安排问题，应由组织考虑，个人联系或许是不符合原则的。

以上仅供参改，如有片面之处，望指正，也可能是错误的，请批判教育。

现在看来，这封意见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些话不得不说，但尽管语言比较含蓄，意见还是明确的，都是我观察和思考的重要问题，有些是王猛时期我所感受到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恳请庄则栋予以参改。可是我的这些肺腑之言，他根本听不进去，一扔了之，毫无反应。

（未完待续）

（作者系国家体委党组原秘书、政策法规司原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