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时期的战略抉择

非常时期的战略抉择
——见证“乒乓外交”（上）

王鼎华

发生在37年前的“乒乓外交”，是我国体育和外交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被誉为“小球转动了地球”。这一事件使我国在“文革”的动乱岁月中重返国际体坛，并写就了新中国体育史上的重要篇章。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拉开帷幕之际，我们约请这一事件的亲历者撰写此文，让大家了解那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同时让我们领略毛主席、周总理的伟大战略家风采。——编　者　

 

1971年4月10日至17日，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邀请访问我国，打开了隔绝22年的中美交往的大门，被国际舆论誉为“乒乓外交”。当年，我和大学时的同窗好友鲁光同为体育报社记者。“文革”开始后，《体育报》被迫停刊，我们都被下放到山西屯留“五·七”干校。1971年初，鲁光被抽调回来，担任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秘书，不久我也被选为国家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后改称党组）秘书。我们有幸近距离地见证了“乒乓外交”的前前后后。

参不参赛费思量

国家体委是“文革”的重灾区，林彪集团为了打倒贺龙元帅，将体育系统定为“独立王国”，要彻底砸烂，实行了军事接管。体育工作全面瘫痪，运动员队伍停止训练比赛，搞什么“斗、批、改”。因此1967年、1969年的第29届和第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都没有参加。

第31届世乒赛将于1971年3月28日至4月8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日本乒乓球协会主席、爱知工业大学校长后藤钾二先生对我国特别友好，他亲自来到北京，盛情邀请我国派队出席。他还是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的主席，为开除台湾占据的亚乒联会籍未果而愤然辞职。对于这样一位友好人士，周恩来总理决定予以支持。

同时，参加世乒赛也是打破“文革”以来我国对外交往封闭局面的大好机会。中国乒协和后藤钾二签订了参赛协议，于1971年2月2日在《人民日报》公布。中国乒乓球队立即组团，恢复训练，投入紧张的备战工作。

正当我国乒乓球代表团准备启程去日本的前几天，突然出现了新的情况。外交部门获悉，柬埔寨朗诺集团和南越集团都将派队参加第31届世乒赛，西哈努克亲王要求我们给予抵制，朝鲜也派人来商谈我国球队是否参赛的问题，而且日本的右翼反动分子扬言要对我国乒乓球代表团实施暗杀，还寄来了恐吓信。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严重情况，我国不得不重新研究是否参赛的问题。周总理在紧急关头亲自出马解决这道难题。尽管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路，但还是要先听听下面的意见。不忘走群众路线，这始终是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艺术和风范。他指示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体委军管会主任曹诚连夜组织乒乓球代表团讨论：“我们究竟参加不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如果去了，是不是不突出政治？”

周总理拍板派队参赛

3月14日深夜11时，忙碌了一天的鲁光刚回到家里休息。突然有人来敲门通知：乒乓球代表团的全体人员立即到北京体育馆南三楼会议室集合。深更半夜定有急事。他立即奔到指定地点，只见南三楼会议室灯光通明，代表团成员都陆续到了，领导除韩念龙、曹诚外，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春等也来了。大家感到气氛很紧张，面面相觑，不知出了什么事。

韩念龙宣布是周总理下令召开这次紧急会议。他首先具体介绍了近日出现的新情况，然后要求大家讨论周总理提出的这个问题。

过两天队伍就要整装出发，现在却要讨论去不去的问题，而且提到是不是“突出政治”的高度，问题更为严重，大家感到十分突然，有点不知所措。会场一片沉默。

庄则栋打破了沉默，首先发言。他认为，我们要政治挂帅，既然朗诺反动集团派队参加，我们应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给予反对和抵制，坚决支持西哈努克亲王，我们不应该去参加比赛。

当时正是狂热的“文革”时期，“突出政治”的口号叫得最响，政治是压倒一切的。庄则栋的意见得到了热烈响应，大多数运动员、教练员都表示不应该去。尽管他们已经错过了两次参加世乒赛的机会，这次再不去，也许意味着运动生命的终结。但为了“突出政治”，个人应该作出牺牲。

在一片抵制声中，领队鲁明荣提出了不同看法：“我们应该考虑政治问题，但体育与政治毕竟有区别，我主张还是去名古屋。”中国乒乓球协会代主席宋中也主张去，是他与后藤钾二签的参赛协议，不能失信于人，我们的原则立场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表示。接着，徐寅生也赞成这个意见。

看来大多数人认为不应该去，主张去的只是少数。也有人提出我们代表团去名古屋，但不参加比赛，到现场去开展斗争。

会议开到凌晨三点，周总理派秘书打电话来催问讨论结果，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等候听汇报。领导们便匆匆赶去。

周总理听取了乒乓球代表团讨论的详细情况，又和有关领导讨论了一番。他戴上花镜仔细翻阅与后藤钾二签署的参赛协议和比赛抽签名单。他沉思一会后说：信守诺言，支持友好人士，也是突出政治。从全面考虑，还是应该去。但我们仍应坚持原则立场，到达名古屋后发表不承认朗诺集团和南越集团的声明，比赛中遇到他们的队员就弃权，这样可以取得西哈努克的谅解。我们还要鼓励和支持朝鲜队参赛，以壮大我方的力量，并帮助他们取得好成绩。

一封珍贵的请示信

汇报会结束已早晨七点，窗外早已朝霞满天。周总理觉得事关重大，必须立即报告请示毛主席，又因时间紧迫，来不及派人去写，紧张工作了一夜的周总理顾不得休息，立即铺开纸，握起铅笔，亲自伏案书写起来，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一直写到上午11时才完成。一位堂堂大国的总理，身居高位而如此躬身勤政，实为世上罕见。

这封写了满满四页纸、长达1500多字的请示信，详细阐述了第31届世乒赛的背景，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深刻透彻的分析，并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一一提出明确的对策。我后来在中国体育档案馆里看到了这封亲笔信的复印件（原件可能存在中央档案馆）。由于过了30多年，纸面已经发暗，但遒劲有力的字迹依然很清晰，读了令人肃然起敬。为了让后人瞻仰和赏析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特全文抄录如下:

主席：

原来从争取日本中间分子、多做日本群众工作出发，我们仿效原来国际比赛惯例，答应日本中间分子和日本左派参加第31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准备在遇到朗诺、西贡两集团和以色列球队避而不赛，因而日本乒协会长后藤钾二特地来京与我乒联协议支持我反对两个中国，争取恢复中日邦交，促进中日友好的政治三原则，亲往新加坡向亚乒联提议开除蒋帮参加权未成，便立即辞职回日本积极筹备三月到四月在名古屋的国际比赛，并协助左派筹备欢迎我队参加，兼实行六个城市的友谊比赛，日本群众得悉热烈欢迎，争购国际比赛观赛券，除预留优待券外，已销售一空。左派组织500多人保护我球队，各左派团体争先恐后要求参加。右派也派人到名古屋企图挑衅。日本政府极为头痛，除签发入境证外，并派大批警察护卫我球队预先订住的旅馆。这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也是我向日本反动派的一次动员日本群众发展中日友好的示威。

正值我先遣队即将出发之时，柬埔寨王国政府向我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有权派队去名古屋参加乒乓球比赛，提议驱逐他们，虽然这些球队成员都是过去我为西哈努克训练的，现已为朗诺集团所控制。我方当立即同意，并面告西哈努克。邀约朝方（只派男队五人，因较强）派人来京面商。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西表示同意，并对南越卖国集团所派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

大前晚（12日）朝方回答，与其去不同他们（朗、阮、以三方）比赛，还不如不去，于是我们作各种考虑。昨（14）日朝副外相同朝体委主任到京，也谈体育服从政治，去而不与柬、越两伪派出的球队比赛，（因弃权）而输了还不如不去，因输了会影响朝侨在日情绪，其理由为男队第一把手朴信一，一上去就碰到朗诺球队，而其他四人如果西方故意使坏计，让给朗、阮、以色列与他们取得对阵机会，他们有输了使南朝鲜胜了的可能。果如此，我们将和朝鲜一样。不过我们去参加国际比赛，就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败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但我们对朝鲜应该予以谅解和同情，因为他们只去男队5人。在1967年第29届国际乒乓球比赛时，朝鲜取得团体赛亚军，而1969年第30届朝鲜和我们都未去。南朝鲜男子团体赛取得第四名，女子团体赛取得第6名，这次去而避开朗、阮、以色列三个球队，确有被日本、南朝鲜占上风的危险，而朝侨情绪一时也不易说服。

因此，昨夜我们和外交部、体育局和中国乒乓球队一起开了三个会，觉得我们支持柬和越南提议驱逐朗、阮两球队是正义的，中朝可一致行动。肯定通不过，就如柬在联合国支持我驱蒋一样，虽通不过，但可震动体育界和日本人民，这也与后藤提议驱蒋不成也能伸张正义一样。至于参加比赛，我回避弃权，既照顾了日本后藤、英国艾文斯主席（均反对蒋帮参加），又支持了柬和越南，更重要的是不使日本广大群众失望，国际比赛后还可进行友谊比赛，而朝方支持驱朗和阮球队后，仍进行比赛（已有昨晚朝方电话指示，附上），也可同意。这也是照顾，如柬在联合国支持我驱蒋不成后，仍同蒋帮一起开会，并不能说柬不支持我的正义斗争。况且体育比赛，究竟还是群众性运动，与政治开会，仍有一些区别，这点是可以说服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左右的。

兹事将关系几个国家，故不拟详报一切。又因朝鲜副外相急于知道我方请示意见，今日要赶回去报告，故急于报告主席，请予考虑批示。如有错误，也请指出。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十一时

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

                                                           又及

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亲笔请示信，当天就作了批示：

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临行前的嘱托

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传达后，运动员、教练员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斗志昂扬地准备奔赴名古屋。3月16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人员，为大家送行。

周总理一开头就问道：“伟大领袖毛主席信任你们，批准你们去日本参加比赛，你们响应不响应？”“响应！”大家热烈地齐声回答。接着，周总理作了长篇讲话，分析了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讲哲学、讲辩证法，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他还说，你们去日本比赛要勇敢，那里有一些极右分子扬言要捣乱，你们还没有出国，就有人写恐吓信来了，所以要提高警惕。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镇静，有防备就是了，争取安全回来，胜利回来。

当时正是“文革”中期，遇到重大任务流行给毛主席写决心书，当庄则栋代表全团朗读决心书第一句“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时，周总理就皱眉叫停：“不要这样提，毛主席反对这样做，那么多‘最最最'，毛主席一听就火了，你们形式主义多。”最后周总理还交代：“这次出国不要带《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大的也不要带，小的可以带一些，人家热情要就给，不要强加于人。”这些话在当年正是一片红海洋的时代，听起来特别新鲜，特别令人回味。

3月17日上午，在代表团出发前，我与鲁光匆匆握别，我为伙伴有此机会而高兴，同时也为形势严峻而有些担忧。此后我一直关注名古屋的信息，不久便传来健儿夺冠的捷报和庄则栋大胆与美国运动员科恩交往的故事。

（未完待续）

（作者系国家体委党组原秘书、政策法规司原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