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十有”，堪称上品！

文风上品是雅洁

行文虚实短长，本无一定之律，然而时下“八股”泛滥，文风不正，我们必须呼吁文章要“短些，再短些”，必须倡导文章要“言之有物”。

雅洁是文风上品，古有定评，可惜时人早已置诸脑后。　　实际上在农耕社会、慢节奏时代，文章大家都是惜墨如金。《千字文》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梁武帝文学侍从周兴嗣受命一夜白头写下的这篇寥寥千字短文，既有上古帝王治理天下功业的记录，又有世间凡人修身处世规范的阐释；既有朝廷君臣相得的着墨，又有诸侯文武建树的落笔；既有世人志向的表达，又有日常生活的描述，以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为核心，熔天文地理自然社会人生于一炉，且广且精，且深且短，故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诵。　　

反过来，我们今天有些文章，却是越写越长，说出甲来怕人不解，补之以乙；说出乙来怕人不解，补之以丙；说出丙来怕人不解，补之以丁……真个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怎能不拒人于千里之外？　　

文风的简繁是一回事，虚实又是一回事，我们常说转变文风要“言之有物”，我体会言之有物要体现“十有”。　　

一是言之有己，就是有“自己”。领导干部要提倡自己动手写文章，写自己之所思；自己列提纲讲话，讲自己之所讲，一般情况下不要念稿；文章、讲话要有自己的个性，形成自己的风格，不能人云亦云，套话连篇；更不能文章靠“复印机”（过去是剪刀+糨糊），讲话当播音员，甚至播音还播错。说实话，这已属做事为文的最低要求，相当于“领导亲自吃饭”之类，不说也罢。　　

二是言之有信，就是让人相信。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唯有立诚才有物，不诚则无物，无物则不足信。当领导的讲话写文章，不是随便说说写写，是指导工作的，是影响大众的，这就要求你的讲话要让人相信。而让人相信，就要首先自己相信；先自己相信，才能让读者和听众相信；自己都不相信，如何让读者和听众相信？让人相信，就要讲真话，说到做到；自己都做不到，如何让读者和听众做到？　　

三是言之有情，就是带着感情去“言”。写文章，要说人话，说人话就要有感情。近人梁启超，对早年毛泽东影响甚深，他的文章“笔锋常带情感，电闪雷鸣，痛快淋漓”，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就说明，写文章、讲话，只有带着感情去写、去讲，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读者和听众；自己都感动不了，如何感动读者和听众？　

四是言之有理，就是有哲理。过去写文章，讲究“义理、辞章、考据”三要素，“理”是核心，“文贵质朴，以理取胜”，“理”来源于作者的阅历、见识与境界，“理”源于事而高于事。而我们现在一些文章讲话就事论事，不善于就事论理，讲了半天，让人记不住，甚至不知所云。“理”就是高度，就是画龙之点“睛”，就是吹糠之见“米”。有“理”很重要的是要学好“哲学”。我讲过这样的话：“最没用的是哲学，最有用的是哲学。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学好哲学可以帮你解决所有问题。哲学是地基，专业是楼房。我们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只打地基干什么？）我们更不能不打地基只盖楼房（楼房迟早要倒塌）。” 　　

五是言之有神，就是要有“神来之笔”。清人刘大曾指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用今天的话说，领导干部讲话写文章，要有“主心骨”即有神，具体而言就是要有政治家的高度、历史学家的深度，要有哲学家的思维、诗人的语言。“诗人的语言”就是要有“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在有“内涵”的前提下，要善于适当的对仗、排比、押韵（当然要适度）；在标点符号上，我体会应当学会善于用“分号”。若此，可以更好地调动听众，调动读者，让人记住。　　

六是言之有趣，就是风趣幽默。幽默是心性灵动之闪现，是通脱潇洒之外化，庄谐杂出为文事妙境。讲话写文章，在适当的时候“幽它一默”，不但能“提神”，而且能更让人理解，更让人记住。毛泽东的讲话为什么容易让人记住？除了大力度的宣传外，不能不承认他的讲话风格时而旁征博引，时而幽默风趣，有时看似“东拉西扯”，最后却在开怀大笑中回归主题，使听众如“醍醐灌顶”。　　

七是言之有典，就是适当“引经据典”。适当引经据典，可以增加讲话写文章的“分量”，增加可信度，增加“厚重感”。说到引经据典，又不能不说毛泽东。比如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形容“主观主义”，引用解缙的那句“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我们读过几十年了，至今记忆犹新。　　

八是言之有势，就是有气势。看骆宾王的那篇《讨武檄》，“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其文采其气势，堪称“檄文之最”，连武则天都叹服不已，责备丞相未能用好人才。虽然后来徐敬业失败，但其责在“武”不在“文”。再看青年毛泽东那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就是最经典的“言之有势”。当然“势”绝非装腔作势。只有把握了思想制高点，眼界宽阔，神气充沛，鞭辟入里，才能造就“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境界。你看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如果没有对秦汉政治哲学经济社会的深刻把握，没有大历史的宽阔胸襟和眼界，没有光昌流丽、排兵布阵的健笔，我们今日哪有福气欣赏如此排山倒海、气贯长虹的奇文呢！　　

九是言之有约，就是“简约”，惜墨如金。现在很多文章讲话动辄洋洋万言，拒人于千里之外。我认为把简单问题说简单是初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复杂是中级水平，把复杂问题说简单是高级水平，把简单问题说复杂是没有水平。越是深刻的往往越是简单的。还是应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在不影响表达内容的前提下越短越好。现实生活当然更为复杂，我辈凡夫也不如文豪浪漫，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十是言之有用，就是“管用”。曾国藩说，文章除了“义理、辞章、考据”之外，还要加上“经济”，就是能够经邦济世，管大用。文章九九归一，都要起作用。而现在有些文章费了很大力气最后不管用，不但害人，而且害己。当然，用有“显用”，有“隐用”，有“实用”，有“虚用”。解决实际问题为“立竿见影”之用，转变理念提升素质为“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改作风可先从改文风切入，因为最好改的是文风，它不需要财政拨款，也不会影响稳定；最难改的也是文风，要靠真功夫。在改文风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