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学视角理解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民工“回乡潮”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一些企业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尤其是那些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户的中小企业，更是受到重创，从而引发大量民工“回乡潮”。

　　对于民工“回乡潮”的关注和理解，我们的社会记忆大致有两种：一是每年春运中的民工“回乡潮”；另一个应该是2002年“非典”时期的民工“回乡潮”。而对于相关的研究者来说，还有一个也许是与2004年左右出现的“民工荒”相关的民工回流潮。对于前两种社会记忆，大多考量的是关于民工合理、有序流动的问题，而对于第三种，则更多地考量了民工流动中的制度性障碍，并且呼吁制度性障碍的消除是解决民工回流而导致“民工荒”的主要路径。由民工回流而导致的“民工荒”提升了民工问题及民工回流的研究价值，但结果却大多表现出优越社会地位下的呼吁，要么鼓吹民工自身理性的价值，及对“创业潮”的幻想，要么呼吁民工回乡重视和解决民工“回乡潮”可能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

　　而这次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民工“回乡潮”，则让我们的党和政府以更加稳健和成熟的姿态出现在了公众视野之中。民工输出大省如河南、四川、湖南等地政府纷纷出台各种政策和利好措施面对民工回流。对于民工回乡大军的关注和理解，首次出现了一个逆流，即党和政府的动作远远快于学者和研究者对于该问题的关注和理解，赋予了此次民工回乡之“潮”的真正意义。

　　民生大于天，“生”首先是生计，更多的是经济的角度。各种利好政策和措施，对于缓解回乡民工的“生计”压力，其作用和意义都非同一般。“生”还是生活，包括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生活质量、生活水准，更多的是社会的角度。这也就是说，在关注民工回乡的生计——经济影响时，还应该关注民工回乡的生活——社会影响，应该理解“回乡潮”对农村社区和当地政府的社会影响和压力。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对此理解恰当，措施得力，此次民工“回乡潮”会成为党和政府建设新农村的最佳契机。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社会中的各种关系都处于互动过程中，人类经由认识发现过程本身，不断地构造新的现实世界。问题的产生也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对于此次民工“回乡潮”对农村社区和当地政府的社会影响和压力，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从回乡民工群体的特质来看。回乡民工群体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其价值观、世界观都在与城市的互动中发生很大、甚至根本的变化。有研究者这样评价回乡民工群体，尤其是“第二代”民工群体是“干不了农活的”农民。“干不了农活”包括不愿干、不想干、不会干。回乡群体中的“三不”农民的最大问题，与他们最初进入城市一样，是社会适应问题。回乡民工的农村社会适应问题，不仅体现了城市和农村二元社会结构的最大尴尬，而且也暴露了农村建设中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文化建设的脱节等。相关报道显示，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回乡民工聚众赌博的现象。

　　其次，从回乡民工对农村社区的社会影响来看。回乡民工群体有可能对农村社区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改变农村社区社会结构，比如，改变农村社区的贫富结构、权威结构、社会关系和资源结构、婚姻家庭结构等。这种变化和改变是一种解构和再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力量重新进行重新组合，继而对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和社会文化产生影响，比如对基层政权建设、农村社区中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关系的影响等。

　　再次，从回乡民工对当地政府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压力来看。如果从单一向上的视角来看，很容易做出的简单判断是，回乡民工增加了当地政府的社会管理压力，比如犯罪率的上升、不稳定因素的增加等。但是，如果从互动的视角来看，回乡民工可能会成为促使当地政府改变社会管理思维模式的因素。因为他们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文化，会在与当地政府的互动过程中，成为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基础。

　　由此，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民工“回乡潮”所呈现出的经济问题仅是一个直接问题，其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流动中被赋予了城市特质的民工群体在回乡后对农村社区的影响、碰撞和冲击，对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产生影响，最终会在回乡民工群体和农村社区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如果党和政府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互动过程中的主动者，引导有力，措施得当，及时、有效地化解互动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那么这次“回乡潮”就会转化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好时机。（许斌，社会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