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应该是文学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体

一般来说，好文章应该是文学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体。有的文章旁征博引、辞藻华丽，但除了让人觉得洋洋洒洒、文采飞扬外，总感觉还缺点什么东西。而有的文章朴实无华、深入浅出，说的是大白话，讲的是身边事，却往往引发很多共鸣。由此可见，文章“富丽堂皇”，读者未必买账；语言入乡随俗，观众未必生厌。两相对比，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使文章既语言优美，又意蕴深刻？换句话说，如何使文学性与思想性尽可能统一起来？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两段文字。

一段是毛泽东同志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关于“农民运动是否过分”的论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场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另一段是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结尾的部分关于“坚定信心”的论述：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这两段文字都是文学性与思想性高度统一的典范。第一段话用了“请客吃饭”“绘画绣花”等大白话，但其对“革命”的论述旗帜鲜明、节奏明快，极具思想性和感染力，给人带来一种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强大精神力量。第二段话用了“广袤”“吸吮”“磅礴”“底蕴”等文学色彩浓郁的词汇，整段文字体势雄浑、风格壮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极具画面感和想象力。“脚踏三山五岳，胸怀五湖四海”的万丈豪情，“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超然、淡定、坚毅和自信，会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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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与思想性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很多情况下，文学性侧重形象思维，注重表达“感”和“情”，展现自然和人文之美；思想性侧重抽象思维，注重探究“真”和“理”，展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层层推进的逻辑力量。但二者是须臾不能分离的。文学性中的“美”，既包括艺术的魅力，也包括真理的光辉；思想性中的“力”，既包括真理自身的力量，也包括艺术的感染力。古人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告诉我们，做人做事性情过于直率就显得粗鲁，礼仪过于恭敬就显得虚浮，应该讲求恰当的性情与礼仪，使“文”与“质”相得益彰。做人做事和做学问是相通的。人同此情，文同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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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言之无文，则行之不远。古人说，“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修辞立其诚”，好的文章离不开好的文采。引经据典和修辞手法如果恰到好处，会平添文章的色彩，提升文章的气质，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使人感到心情舒畅。这就好比一个人的装扮，衣着得体、干练大方、精神焕发，会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不修边幅、蓬头垢面、邋里邋遢，很难受到人们的欢迎。

另一方面，华而不实，则虚而无用。文章要有血有肉，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人看了有所启发和思考。生搬硬套名言警句，一味堆砌华丽辞藻，不联系实际，不分析矛盾，不解决问题，只会让人不知所云。还是拿人的装扮打比方，浓妆艳抹、故作矫情，这样的“美”实际上空洞无物，虚有其表。那样的文章，既说服不了人，也吓唬不了人。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说明了理论思维的重要性。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这说明了“人的感情”的重要性。把文学性与思想性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的有机融合，体现了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协调统一，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相辅相成。

总之，写文章要力求文情并茂、情理交融。言之有文，才能以文化人；言之有理，才能以理服人；言之有情，才能以情动人；言之有物，才能取信于人。文/李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