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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青年时代，他就通过游学，走进社会开展调查，仔细了解国情；后来又多次深入农村考察，相继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等调查报告。 1930年，毛泽东先后到江西的兴国、才溪、长冈、寻乌等地调查研究，写出多篇调查，《寻乌调查》是其中代表作。他从这年5月初开始，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边调查，边记录，最后形成8.1万多字的调查稿。毛泽东作这个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当时中国的富农现状和商业现状。 毛泽东是如何进行寻乌调查的呢？他放下身子，扎实深入，广泛接触各阶层人物，主动跟他们交朋友。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知道某人知道某种情况后，便三顾茅庐去拜访，像小学生一样虚心求教。他还卷起裤腿，到水田地里帮助农民插秧……毛泽东满腔热情，全身心融入，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了解到了大量的真实情况。他谈到自己如何与群众建立起亲密关系时说：“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晚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他还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们可敬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的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 请看，毛泽东调查的杂货店情况。其中：“第四家，罗义成，一人开，千多元本，每年能赚四五百元。很节俭，吃饭就是点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带两个徒弟，家眷在兴宁没有来。他是兴宁人，早年来寻乌挑糖箩子，在县城及四厢敲糖子卖，一个明钱敲一块小糖，或者拿糖子换各种荒货（头发、烂铜、烂铁、猪牛骨头、烂棉被）。他就是这样子起家的。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如果不放下架子，真心跟调查对象交朋友，充分取得他们的信任，怎么会了解到这样隐秘的“发家史”，了解到这样鲜活的情况？ 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经验告诉我们：搞好调查研究，必须深入基层、眼睛向下，积极融入到群众之中，真心和群众做朋友，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当好小学生，而不能端架子、做侦探，使人家讨厌。与群众谈话时，要满腔热情，敞开心扉，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诚实意，把你当作好朋友看待。这样才能获取一手资料，获得真实情况。 1961年4月2日，刘少奇回到宁乡县。他对湖南省委的同志说：“这次来蹲点调查，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稻草，既不扰民，又可深入群众。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出现。” 在40多天的蹲点调查中，刘少奇乘坐的是他向湖南省委要的一辆苏式嘎斯吉普车，只配了一名工作助手，没有前呼后拥的陪同。他累计行程4000多公里，先后走访了宁乡、长沙、湘潭等地10多个生产大队。他有33天吃住在生产大队，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热情地同各级干部和社员群众交谈，倾听大家的心里话和真实话，写出了数万字的调查笔记。他还深入到田间、山林、食堂、养猪场、医院、社队工业和社员家里。调查期间，刘少奇了解到有的群众遭受了无辜的打击，便当即平反了冤假错案。他调查了农村粮食、分配、住房情况，了解到农村公共大食堂难以为继的现状后，就作出了“办得好就办、办不好就散”的决定，并明确要保障社员基本口粮加劳动奖励的粮食分配制度，给农民重新分配了自留地和自留山。 刘少奇调查研究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选择熟悉的地方调查蹲点，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当年的“浮夸风”、“共产风”导致了农村粮食减产、群众生活困难。为了解实情乡情，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首先具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基础。不住招待所，吃住在百姓家中，又为零距离观察农村实际、了解群众生活创造了条件。轻车简从，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在乡亲们面前，能够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拉近感情，促使他们敞开心胸，讲出真话实话。 陈云生前做过多次调查研究，1961年的青浦农村调查是其中的经典案例。 当年，陈云到基层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农村情况，为党的农村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6月中旬，他要薛暮桥带一个工作组先行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做摸底调查。6月27日到7月11日，陈云亲自带队到小蒸进行了15天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得到调研结论后，7月12日至27日，他又到杭州、苏州，找了与青浦情况相仿的五个县县委书记和若干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就有关问题调查研究；又找了与青浦土地、人口、气候条件不同的两个县县委的同志，就有关问题做了调查和比较；最后，同四个省市的省（市）委负责人交换了意见。8月初，陈云将调查报告报送党中央。 陈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和实践了典型调查地、比较研究地、交换意见地的三个层次调查思路。 首先，选择了典型调查地点。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在太湖流域很有代表性，又是陈云的家乡。1927年，陈云在这里搞过农民运动；从1952年10月开始，他在这里约定了两名了解农村变化的长期联系人；1955年到1957年，他三次到青浦县做实地调查。其次，选择了比较研究地点。在典型地点调查之后，陈云又到其他与青浦相同和不同的地方，进一步了解情况、相互比较，从而验证了典型调查地点情况的真实性和代表性。再次，选择了交换意见地点。通过典型调查、比较调查得到的结论，是否具有片面性、具有普遍适用性、适用的范围和程度如何等问题，都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上进一步验证和完善。 陈云青浦农村调查的经验告诉我们：调查研究要注重方法。为了了解到全面、真实的实际情况，应当采用多层次、多方位、多视角的调研方式，通过比较研究地和交换意见地调查，不断地修正、补充、丰富、检验典型调查所得的调研结论。 从1945年到1966年，刘少奇曾经兼管过党的新闻工作，对党的新闻工作做过不少重要论述。 1961年4月28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进行调查研究，曾两次对新闻工作做出指示，对党中央机关报在大跃进期间发表的很多虚假的高指标新闻，进行了批评，提出了纠正的方法。 刘少奇认为，解决虚假新闻的方法，就是认真搞好调查研究。他指出：每次调查都要有目的，调查的目的有三个：一个是了解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二是要了解出现了一些什么情况，过去的政策哪些不正确，哪些不完善，要根据新情况来修改政策；三是要发现新问题，要根据新问题提出应制定些什么新政策。他还说，现在调查研究不那么容易，下面有许多单位封锁信息，不让你了解到真实情况，搞一套假的给你。有一股不敢说真话之风，很严重。人家话都不敢讲，你还能够调查出什么真实情况？如何使人家说真话，这也要调查研究。在谈话的时候，最好是提出问题，启发群众说话，摸清群众的真实意见。还要提出一些反面意见，从反面问他，让他说，要耐心真正听下去。刘少奇的这些思想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但它对今天的人们，仍是一面旗帜，一个标杆，有着强烈的感召力。 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了江西的寻乌县城后，作了短暂停留，在寻乌、安远、平远一带发动群众。就在这战事频仍难得安定的一个月内，毛泽东同志也没有休息，而是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召集有关人士开了十多天的座谈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5章39节，8万多字，对寻乌县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通过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况，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为制定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依据。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同时我对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和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土地不分，叫他们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分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就在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由此初步形成。从此，调查研究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路线的最基本工作方法和作风之一，而深入人心。 另一个调查研究的经典故事，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的初春。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中央为了调整经济，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向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带头深入湖南农村调查，先后在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大队，调查食堂、退赔、社员房屋、山林等问题。刘少奇这次调查，历时44天，其中就有30天住在农村。据记载，少奇同志当时来湖南农村，乘坐的仅仅是一辆布篷吉普车，前面没有亮着闪闪警灯的警车，八面威风地鸣笛开道，后面也没有长长的车队跟随，就像一位普通干部外出办事，根本没有人想到这是共和国主席出巡的座驾。湖南省委最初拟派一位省委书记陪他一起下乡，并专派一辆卡车装着席梦思、沙发、办公桌，还有其他生活必需品，人到哪，家具和生活用具带到哪。但这些都被少奇同志严肃地制止了。他说：“我这次下乡调查研究，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穷讲究，摆阔气，高高在上，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你讲真话啊？”来到宁乡县王家湾后，白天，他走东家，串西邻，四处找乡亲访贫问苦；晚上，在两张小桌子拼成的办公桌上，一盏油灯下，汇总各类调查数字，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他甚至走进厕所，“像农夫也像医院的化验师，伸手去拨弄一团粪便”，以了解老百姓是否吃糠咽菜。经过调查研究，他发现了大跃进和大办食堂引发的一系列恶果，发现了彭梅秀的天华大队假先进典型的严重问题，从而为中央的纠错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过去了。中国已发生了沧桑巨变。然而，不变的应该是那永恒的理想信念和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说过，正确的决策和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回顾中国革命80多年乃至共和国近60年的历史，哪一次失误不是源于脱离实际的“左”右倾路线和拍脑袋想当然的官僚主义，而哪一次正确决策不是来自于对客观实际情况的熟知和缜密的深思？这些年为什么假的东西太多，形式主义大泛滥？我想，只要相关部门领导同志肯下到基层扎扎实实地进行一番调查研究，而不是浮光掠影、前呼后拥式的“考察”，他就一定会听到来自基层群众的真话，尝到“梨子”的滋味，深知其中的三昧。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前，搞了一次江西永新县调研，上井冈山之后又搞了一次江西宁冈县调研。 “永新”调研与上井冈山。《毛泽东年谱》记载：1927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永新县水口村一带开展社会调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敌情、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等。通过调研，“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毛泽东做任何事情，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搞了“永新”调研，毛泽东心里有了底，他下决心上井冈山搞革命。“永新”调研不久，10月23日秋收起义部队被打散，“毛泽东率团部与特务连撤退，一直跑到井冈山南麓，收集失散人员40多人。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10月24日，上井冈山前，毛泽东向部队作动员讲话，明确提出，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及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宣布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当晚，率部队上山到达大井，受王佐及其部队的欢迎。这就是说，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准确日期是1927年10月24日晚。由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新道路。可以这么讲，没有“永新”调研，毛泽东就不会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没有井冈山根据地，就没有1928年4月24日“朱毛”会师，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宁冈”调研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宁冈”调研是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首次进行的深入调查。对于这次调研《毛泽东年谱》只是简要记载：1927年11月“对宁冈县作详细调查，写下宁冈调查。”从《年谱》对毛泽东宁冈调研后的活动记载和有关文献来看，这次调研对于中国革命的成败至关重要。上了井冈山之后，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敌人的多次围剿，人们必然要提出，红色政权能否存在下去，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等问题。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系统阐明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年11月25日毛泽东又写了《井冈山的斗争》，进一步论述武装割据等问题。1929年12月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批评了党内八种错误观念。1930年1月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直接得出了中国革命必胜的结论。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永新”调研，使毛泽东下决心上井冈山；“宁冈”调研，使毛泽东下决心建立井冈山根据地。这两次调研对毛泽东选择中国革命正确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3年11月中旬，毛泽东为准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率领苏维埃中央政府检查团到长冈乡进行调查。他召集乡和村的干部开调查会，还在同农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中了解乡苏维埃工作和农民生活情况。通过一星期的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研究了长冈乡的工作，随后写出《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这个调查材料有3万多字，是目前保存的仅次于《寻乌调查》最翔实的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民主建政和群众路线思想的三位一体。 关于调查研究思想。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以来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在大革命后期，为回答党内外对蓬勃兴起的农民革命斗争的指责，他实地考察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开辟中央苏区斗争的1930年，是他调查研究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一年，从保存的材料看，他至少做了7次调查，不仅写了7个调查研究材料，而且还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作了理论上的精辟论述。《长冈乡调查》是这一系列调查的继续，再次阐发了要重视调查研究的思想。他说：我们提出了从扩大红军到修桥筑路的任务，怎样动员群众去实行这些任务呢？“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 关于民主建政思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区域内成为执政党，也意味着要在这个区域内要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毛泽东担任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1932年宁都会议前主要是随军指挥作战，在此后则主要担任政府工作。如何实行民主建政，是他思考和关注的重点。因为古田会议决议对于如何建党建军的若干重大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建政就是一个新课题。尽管制定有“宪法大纲”，但有一些内容和要求或不完全符合苏区实际情况，或比较原则、抽象，难以贯彻实施。《长冈乡调查》有20个具体内容，归纳起来为民主建政的方方面面。属于政治建设的有：政治区划、工人成分和贫农团组织、代表会议制度、乡苏维埃政府机构、村苏乡苏选举、地方部队情况；属于经济建设的有：劳动力的调剂与合作社运动、推销公债、群众生活状况；属于社会建设的有：文化教育、卫生运动、社会救济、妇女儿童、宣传队和革命竞赛等。毛泽东通过这诸多方面的调查，了解到长冈乡“有许多好的创造”，如乡苏维埃下的许多委员会“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对他们若干项主要工作的概略总结，“已足使我们郑重地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 关于群众路线思想。群众路线思想，从工作方法上说，是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思想实质来说，则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长冈乡的工作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做得很好的。就工作方法层面说，毛泽东认为，“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他们的工作收得了很大的成效”。就思想核心层面来说，毛泽东认为，“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如他在二苏大报告中所列举的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等等群众的一切问题，从而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拥护。群众称赞说“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由此，毛泽东提升到理论上指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长冈乡干部是群众路线工作的模范，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也由此得到进一步升华。 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党的优良传统。 1933年11月中下旬，为了总结中央革命根据地农村苏维埃政权工作经验，为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江西兴国县长冈乡、福建上杭县才溪乡两个苏维埃工作模范乡进行调查。 在长冈乡列宁小学一间茅草屋里，毛泽东召集乡级和村干部——村支书、乡苏维埃主席、村代表主任、赤卫队长、贫农团主任等人，开了几天调查会，详细调查了解长冈乡的“政治区划及户口”“代表会议”“地方部队”“群众生活”等19项工作，并同农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了解乡苏维埃工作和农民生活情况。通过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详细研究了长冈乡的工作，写出了《长冈乡调查》一文。 在才溪乡，毛泽东在区苏维埃政府和区工会陈设简陋的小屋里分别召开工人、贫农、乡干部等参加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对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和研究，写下了《才溪乡调查》，共分行政区划、代表会议、扩大红军、经济生活、文化教育等7个部分，全面总结了才溪乡苏维埃工作的成绩和经验。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大都利用饭前、饭后等休息时间进行。他不仅爱问，而且善于问，好多老乡都来找他聊天。大家都说：“主席问的事情真多，真详细！”正是这种调查研究、脚踏实地的工作方法，使毛泽东深刻地了解实际情况，为制定政策、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依据。 1958年12月，彭德怀第一次回到湖南湘潭家乡调查。在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下先后到乌石、韶山、平江等地深入调研。在参观平江县工农业生产展览馆时，他吃惊地发现有两个数字竟然是颠倒着公布的：把收成最好的1957年的粮食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数字，说成是1957年的产量。彭德怀后来忆及此事还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在全省一处接一处马不停蹄地调研期间，他白天走访，晚上座谈，亲眼看到了农村的现状，取得了第一手材料。他深感小高炉炼铁代价太大，不是发展方向。在敬老院里看到老人吃瓜菜，冬天睡篾席，盖破被，他忍不住：“这是什么幸福院，有名无实！”那里的学校规定学生必须住校，但学生的口粮不够吃。他对陪同的省委负责人说：“学生的口粮少，生活差，还是放到家里由父母照顾好一些，不然，这样下去，会把小孩子的身体都弄坏的。” 回京后，他如实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了问题。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先后7次在小组会上发言，反映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去一封信，在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塞上的深秋，冷风嗖嗖、寒气扑人。 1958年10月22日，一辆顶风冒沙奔驰而至的吉普车在中共敦煌县委门前停下，一位身材魁梧、表情严峻的老人迈腿从车门跨出来，伫立风中放眼四望。两名军人和一个夹公文包的年轻人迅速跳下车陪侍在老人身旁。这位老人是来敦煌县视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陪同人员是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司机和秘书。 三天前，敦煌县委接到甘肃省委电话，告知彭德怀要来敦煌。电话传达了彭总“不惊动群众，不搞欢迎仪式，一切从简”的指示。久闻彭总办事雷厉风行，作风耿直朴实的县委领导，没把喜讯过多宣传，没布置任何形式的欢迎接待，敦煌县城平静如常。 这天，县委书记在兰州开会，负责接待、汇报、保卫工作的是县委副书记刘孟晋。他和几个干部在县委门前大榆树下等候了一会儿，未见车队滚滚而来，便各忙各的事去了。当彭总到来时没有县委的干部在场。彭德怀在张达志等陪同下穿过公路，和过往的群众亲热地打招呼，表情自然、随和。群众感觉这老头儿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便无拘无束地同他坦诚交谈…… 从招待所回来的刘孟晋，见公路边一群人与一位慈祥的老人在亲切谈话。走近细看，老人像是在报纸图片中见过的彭德怀。他急步上前向曾在兰州开会时见过面的张达志司令员作自我介绍，张司令员即把刘孟晋介绍给彭总。彭德怀握着刘孟晋的手，刘孟晋顿觉全身发热、满脸通红，有点口吃地说：“我叫刘孟晋，县委副书记……首长到来时我不在此，有失礼貌，请首长原谅!”彭总和蔼地说：“没关系，自己人嘛。我没有告诉准确时间，就是不让你们搞那些形式!”接着，彭德怀对干部、群众说：“我来看看，见见你们!”掌声从四下响起，经久不息。彭总几句平和、贴近的话，驱散了刘孟晋的紧张和歉疚。 情绪完全镇静的刘孟晋见路边只停着一辆车，不解：“其他车还未到?”彭总笑着替张达志回答：“我们四个人，一辆车够了，没有车了。”在场的肃然起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出巡仅一辆车、两人陪同，真正的轻车简从呀! 在陪同彭总前往招待所的路上，刘孟晋说：“我们这里条件差，只有一个招待所，十几间平房，设备简陋，无固定接待人员……”彭总截住话头说：“孟晋同志，不要客气。这些情况我们会想到的，有吃有住就行。你要是搞特殊，我还要批评你呢!”刘孟晋听彭总这么说，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这时，彭总从衣兜里掏出一团棉花对刘孟晋说：“这是我们在敦煌县境内路边的棉花地里捡的，种棉花流了多少汗呀，丢了真可惜!你们要教育群众爱惜劳动成果，精打细收，一点都不能浪费。”刘孟晋和县里几位干部听了彭总朴实无华的教导，深受教育。向彭总表示：“我们一定按彭总教导，教育群众尊重劳动成果，做好增产节约工作。” 来到招待所安排彭总住宿后，人们才注意到他的穿戴：很陈旧的黄呢大衣，露出斑斑点点绒毛脱落的痕迹；脚穿棉袜、布鞋；裤子半新半旧。 落座，彭总与刘孟晋等聊起来，谈笑风生。“这‘敦煌’二字何意?”彭总从地名问起。刘孟晋说：“东汉的应劭说‘敦，大也；煌，盛也’。就是宏大、昌盛之意吧。”饶有兴趣的彭总又问：“有介绍敦煌历史的书吗?”尴尬的刘孟晋说：“历史资料不少，系统介绍敦煌的书不多。《敦煌县志》是较权威的资料书，虽不是专门研究敦煌县历史的，但可以了解基本概况。彭总要看，可派人送来。”彭德怀高兴地说：“好，请送来吧，了解了解敦煌县的历史。”接着，彭总详细询问敦煌县的水源、水利设施、农业、工业、人民生活、风土民俗等，作陪的同志一一回答。彭总不时插话，不理解的反复提问，展开讨论。 摆谈了一阵，服务员送来瓜果。刘孟晋为彭总递上一个梨，说：“彭总，这梨名叫长把梨，是我们的特产!”彭总一手接过梨，一手在篮中拿出梨，挨个地递给在座的每位同志。他吃着梨认真而和蔼地说：“你们是本县人，要带领群众多种梨，要发展生产建设好家乡哟!”趁大家吃梨的时机彭总询问在座几位的姓名、年龄、籍贯和职务等，大家一一自我介绍。当刘孟晋说：“今年我28岁，25岁时任县委副书记。人年轻，担子重……”未待刘孟晋说完，彭总笑了起来：“你算啥子年轻哟，我像你这个年龄时，挑的担子比你重得多，正是干事的时候，不要自卑!” 食堂服务员前来报告：“刘书记，请客人进餐吧。”来到餐桌前，刘孟晋指着桌上的菜说：“这是按张司令员的意见安排的，请彭总……”桌上摆的是青菜炒肉片、凉拌猪耳朵、煎辣子、白菜炒蕃茄，主食为敦煌人招待客人时惯用的臊子面。彭德怀问刘孟晋：“你们平时就这样吃的吗?”“是的。”刘孟晋干脆、果断回答。“我不信。”彭德怀肯定地回敬一句，他不愿入座，站在桌旁审视着。为缓解缰局，刘孟晋不得不直说：“比我们平常吃的要好一点点，比敦煌人招待客人的惯例还简单了许多。”彭总严肃地说：“不管你怎么说，机关食堂里干部们怎么吃，我就怎么吃。好，这顿就这样，下不为例。既然是张司令员安排的，不批评你，你陪我吃。”吃过饭，彭总认真地说：“明天的中午饭在县委食堂吃。第一，不准你向食堂打招呼，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第二，我们和干部一块儿吃，不许搞雅间。”“好，听彭总的。”彭德怀有些不高兴地说：“什么听我的?你可以不这么办，我也可以不吃你的那一套嘛！” 23日，敦煌县委在招待所会议室向彭德怀汇报工作。如何汇报?把刘孟晋和县委几个主要干部难住了。敦煌县是当时全国有名的“亩产千斤县”，率先建立了“一县一个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浮夸风”严重。事实求是地汇报，刘孟晋等人怕被批评为右倾；作虚假汇报，又觉得对不起深受人民爱戴的彭总。经慎重研究，大家一致同意只在实际播种面积11.8万亩基数上硬凑上6万亩，亩产仍硬着头皮说为“超千斤”，其他情况原原本本直说。 当刘孟晋汇报到全县粮食亩产超千斤时，聚精会神听汇报的彭德怀插话问：“敦煌的地能亩产超千斤吗?”鸦雀无声的会场里无人回答、无人解释，大家对“超千斤”是心知肚明的，怎敢解释呀？静了一会儿，彭总一字千钧地说：“粮食打多少就报多少，要实事求是。粮食生产要抓紧，有了粮食就什么都好办。没有粮食，老百姓心里就不安呀!”会场，再度沉寂；气氛，异常严肃。与会者在回顾，在反思。 刘孟晋汇报：敦煌实现了一县一社，社员吃公共食堂，实行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把群众的生养病死等20多项福利都“包”起来。彭德怀坐不住了，他站起身说：“我不懂，我想一县一社绝不是方向，不是社大就好，要提高生产力水平。”刘孟晋很难堪，县里其他同志也难替他补充、解释。刘孟晋汇报不下去了，大家又不愿讲话，彭总面带微笑说：“包不了的不要硬包，打肿脸充胖子只能害己害国家。共产主义要有高度的觉悟，物质要极大地丰富，没有这两个基础是不行的，急于求成会摔跟斗的!” 汇报过程中，彭德怀始终面容严峻、忧虑有加，无一丝笑容。结束时，干部们恳请彭总作指示。他慈祥、平静地看着大家期望的眼神，欲言而止。他只说了一句话：“同志们辛苦了!” 23日下午，彭德怀视察杨家桥大队。每到一个居民点，他就下车和农民攀谈，问生产、生活、家庭……掏出笔记本自己作记录。 彭总来到大队办公室，社员送上瓜果。彭总：“我们已经吃过了，你们的瓜果品质虽好，但产量不高，应多种果树，增加产量。”接着，彭总要大队干部谈谈人口、土地、生产、产品和畜禽养殖情况。对彭总的提问作了口头回答后，大队干部拟作系统、全面的汇报。彭总直摆手：“不要汇报了，我要看看。”彭总在大队干部引导下去公共食堂、炼铁炉…… 在食堂厨房里，彭总接过炊事员手中的勺子在锅里搅搅，面汤清可见底。问：“社员们就吃这个?”炊事员说：“早晚吃面汤馒头，中午吃面条。”彭总又问：“大家吃得饱吗?”面带难色的炊事员闷不作声，彭总不再追问。恰在这时，一个身材瘦弱、光着脚丫子的小女孩手提饭篮子走来。炊事员责备孩子：“不到吃饭时间就来打饭……”彭总走过去抚摸着她瑟瑟发抖的肩背，疼爱地问：“小姑娘，饿了吗?”小姑娘把手指放在嘴里吮着，胆怯的目光望着这位陌生慈祥的老爷爷，十分腼腆，手足无措。在场的人不知说什么好，寂静和沉默代替了该说和不该说的话。心情十分沉重的彭总不再问小姑娘什么了，眼睛湿润了。 步出食堂，彭总郑重地问刘孟晋：“你说真心话，吃食堂好还是各家做饭好吃?”刘孟晋点点头：“各自做饭吃方便。”彭总点头，表示同意。 彭总忽见股股黑烟冲天，指着烟柱问：“在炼铁?”“是的。”刘孟晋不掩饰地回答。“看看去。”彭总直往前走。来到土高炉旁，见大群人汗流浃背地忙碌着：拉风箱、运矿石、加燃料……黑乎乎的似铁非铁的坨坨块块散乱堆码着。彭总弯腰拾起一块仔细端详一阵问：“这是铁吗?”“算烧结铁吧。”刘孟晋很为难地说。彭总望望那炉子，看看这“铁块”，忧心忡忡地说：“这样的炉子能炼出铁?能办到的事就办，办不到的事不要硬办嘛。”陪同的所有人员，从心里敬佩敢直言讲真话的彭总。 该吃晚饭了，彭总决定就在大队食堂吃。他向炊事员要来碗筷，随老老少少几百号人排队打饭。队列中忍不住饿的孩子在哭闹，不守秩序的小青年插队遭训斥……彭德怀历历在目。他打来饭菜和群众围在一起，喝清可见底的面汤，啃粗粮馒头。面对眼前情景他对干部们说：“这样的大锅饭大家能吃好吗?闻名全国的‘千斤县’公社能是这样!”饭桌上气氛很压抑，干部们心情沉闷。 24日，彭德怀离开敦煌县，县里的干部和城区群众自发送行。彭总和大家一一握手，总是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吉普车启动了，他探出头用朴实的目光慈祥地注视着敦煌人民，审视着敦煌的山山水水，表情中充满沉思、焦虑和迷惘，也充满关注和期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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