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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半年，浙江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0%，高于第二产业4个百分点。这是继2014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之后，浙江产业构成进一步从“二三一”转向“三二一”。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大省，浙江“三产”比重超越“二产”的时间比全国晚了一年。而与此同时，伴随着“二产”和“三产”的“此消彼长”，近年来浙江也出现了“结构优化VS产业空心化”、“去工业化VS工业化尚未完成”等诸多争论。 事实上，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浙江的调查中，无论政府官员、企业家或是研究机构和制造业相关的精英人物，普遍的看法是：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有困难，其核心问题是在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中，核心竞争力并没有随之提升，企业转型升级压力巨大；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也有优势，金融化、互联网化在浙江具有基础，“藏富于民”的战略留给市场的观念是“浙江人有钱”。同时，浙商的开拓精神在全国也享有盛名，善于捕捉商机、能吃苦、会经营等特征都是经过市场检验后贴给浙江商人的标签，能否重新成为民营中小企业的高地、改革开放的政策能否重新全国领先，浙江有很多机会可以把握。
不过，这一切的基础在于，在浙江，无论是“用工荒”还是“机器换人”，无论是大众创业还是万众创新，制约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是人才问题。正如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晓波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的：“制造业企业能力和竞争力的提升，不是靠政府、不是靠某人说了算，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和精英分子。浙江企业市场端做得都很好，但普遍技术能力不足，而科技的投入不是能立竿见影的。”
新常态下的历史变局
要素之变VS结构之变
工业用电和企业用工，这两个要素在浙江制造业发展历程中始终是体现“几家欢乐几家愁”的重要指标。回顾历史，“最缺电省份”、“民工荒”曾困扰浙江多年。但是这几年，情况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根据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统计，2015年7月份浙江省工业用电量为248．5亿千瓦时，下降6．1%。1至7月工业用电累计为1463．6亿千瓦时，下降0．1%。2014年全年浙江工业用电量为2597亿千瓦时，增长2．0%，低于全国3．7%的增速。
这一变化可以追溯到2012年，当年浙江省工业用电量为2402．7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0．8%，明显低于全国3．9%的增速。纵向比较，这一年浙江工业用电增速不仅大大低于2011年的9．9%，也明显低于遭遇全球金融危机正面冲击的2009年（5．92%）和2008年（4．54%）。
记者还了解到一个浙江电力供求的“小故事”：为了“摘掉最缺电省份帽子”，浙江省在2011年曾提出“浙江省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抢建行动计划”，在全省建设14个共793万千瓦时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用于解决全省之前颇为头痛的“迎峰度夏”缺电问题。但是由于发电成本偏高、发电利用小时数偏低，已经建成的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基本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原计划的项目中有3个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启动建设，业主单位反而庆幸“没有盲目投资”。
“浙江电力供应已经从短缺演变成过剩，而且还会进一步过剩。”近日，浙能集团一位负责人这样对记者说。
在用电量下降的同时，“用工难”有所缓解。譬如2015年上半年企业用工情况调查显示，反映招工难的企业比2014年下半年减少了11家，占比下降1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被调查企业反映的“最稀缺人才”也从“普通技工”逐步向“经营管理”和“高级技工”倾斜。
浙江安奇迪园林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邱理初告诉记者，目前政府在人才引进方面出台了很多鼓励政策，但是往往有学历、职称之类的“硬杠子”。他引进了一位在业内小有名气的工程师，因为没有正式学历，无法享受地方政府关于家属落户、子女就学等优惠政策。“中小企业需要的人才不是强调学历，而是强调真本事。我15万元一年请来的‘土八路’可能比50万元一年聘来的‘海归’更有用。”他这样说。
对于上述变化，记者走访的人士有不同解释。譬如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孙建平认为，工业用电增速下滑甚至负增长、企业用工难缓解正是体现了经济增幅回落、制造业低迷、工业投资缺乏热点等“新常态”。
来自政府相关方的观点则认为，近年来浙江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机器换人”等制造业转型升级举措，包括用电在内的工业用能下降、企业用工尤其是“普工”需求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转型升级的效果。
导向之变：政府主导的“减法”
来自浙江省经信委的数据显示，2014年，浙江淘汰了逾2万家被视为低端落后产能的企业以及家庭作坊，其中落后产能企业3500家，小作坊1．88万家。在温岭市，有1594家无证照制鞋企业被取缔，全市共计减少“低小散”鞋企5041家。长兴县蓄电池行业经过整治，原来的175家企业减少到了16家。
另据浙江省环保厅披露，“十二五”前四年，全省通过减排倒逼转型，造纸、印染、化工、电镀、制革、铅蓄电池六大行业共关停企业2219家，搬迁或整治提升3429家。其中铅蓄电池行业关闭率82．1%，其余5个行业关闭率为50%。
根据《浙江省淘汰落后产能规划（2013－2017年）》，该省到2017年要淘汰落后钢铁产能80万吨、水泥450万吨、造纸145万吨、化纤55万吨、印染30亿米、铅蓄电池230万千伏安时、化工50万吨、制革575万吨、砖瓦58．6亿块标砖。
“浙江要下定决心做好淘汰偏低端产能，即使牺牲一两个百分点工业经济增速也在所不惜。”在2015年1月的浙江省经信科技与高新区工作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这样表示。
从2015年2月份召开的浙江省推进26个县加快发展工作会议则又传递出一个引人注目的消息：该省正式给全部26个欠发达县（市、区）“摘帽”，并不再考核GDP总量，转而着力考核生态保护、居民增收等。
从20世纪80年代“轻、小、集、加”的工业化蓬勃发展以及后来各地纷纷唱响“工业立市”、“工业立县”，到如今的淡化GDP和工业产值指标，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浙江省政府部门对上述举措的解释是：此举意味着考核导向由注重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转变为注重发展质量、生态环境和民生改善。
而浙江省这么做似乎也颇有底气：相关数据显示，尽管2014年关停淘汰低端落后企业影响工业增长1．5个百分点以上，但是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了6．9%。工业利润、全员劳动生产率、制造业税收、工业从业人员薪酬、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等相关指标也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长兴县蓄电池行业整治之后，整个行业产值提高14倍，增加值提高16倍。
2015年，浙江制造业“减法”还在继续。根据年初浙江省经信科技与高新区工作会议传出的消息，全年浙江将整治提升“低小散”企业作坊密集、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隐患大的集中区块100个左右，淘汰落后产能涉及企业1000家以上，整治提升和淘汰低端落后企业（作坊）1万家以上。
此外，浙江还以“低小散”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的36个县39个镇为重点，开展联合执法、联合专项整治和“三改一拆”等工作，联合开展安全防范治理体系建设，大规模压缩“低小散”的生存空间，压缩低素质用工总量。
对此，浙江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潘毅刚认为，要树立“三个不惧”的理念，既不惧工业比重降低、不惧经济短期下行、不惧税收波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把低端过剩产能和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产业“减”下去。
转型发展的现实困局
“转型升级最怕的是高不成低不就。”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这样说道。对于浙江制造业尤其是曾经“给点雨露就发芽、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中小微企业而言，目前正处于“旧时代”已经结束、“新时代”尚未到来的艰难转型期。
低增速背后的产能过剩困局
杭汽轮集团是杭州一家规模较大的市属国有企业，2015年上半年该集团工业板块完成营业收入12．2亿元，同比下降37%；实现利润9716．9万元，同比下降72．5%。其中，作为工业板块核心企业的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亿元，同比下降39．5%，实现利润总额1882．4万元，同比下降93%。
“杭汽轮”只是制造业困局的一个缩影。来自浙江省经信委的相关统计分析显示，工业增速处于低位、投资增速放缓、工业出口持续低迷等问题是困扰浙江工业经济的主要难题。
“工业经济低迷的背后其实就是产能过剩。如果把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袜厂都关掉，诸暨大唐的袜子生产能力照样可以满足全球需要；如果把其他地方的领带厂都关掉，嵊州的领带产业照样可以满足全部需要。类似的庞大产能在浙江就能找出一批来。”杨轶清对记者这样说道。
浙江省经信委的调查显示，目前浙江工业中约有五至六成的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80%，其中钢铁、水泥、玻璃、化纤等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浙江省统计局相关调研则显示，由于前几年投入过大，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目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一般在75%左右，低于欧美国家一般认为的79%至83%产需合理配比区间。其中，水泥、光伏、船舶等几个主要产能过剩行业2015年一季度产能利用率分别为58．8%、71．4%和66．7%，均低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水平。
杭州市统计局2015年二季度景气状况调查显示，全市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78．0%，虽比一季度提高1．9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合理区间，其中五成被调查企业认为本季度企业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杭州传统制造业的状况更加堪忧，上半年水泥、皮革、钢铁、木材等劳动密集型传统企业多出现负增长。
另据记者了解，2014年5月份，浙江省政府依据《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了《浙江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实施方案》，要求通过5年努力，使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现有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规模得到有效控制。
融资难和资产“痛”
说到浙江制造业困境，前几年被广为引用的一个词汇是“三荒两高”，既用工荒、钱荒（融资难）、电荒、高税费、高成本。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两高”继续困扰企业发展之外，近年来浙江制造业“电荒”现象基本不复存在，“用工荒”也有所缓解，而融资难现象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企业投融资意愿总体不足，小微企业融资难与贷款有效需求不足并存。”这是浙江省统计局对2014年该省经济的一个判断。据统计，2014年末金融机构投向制造业的贷款余额为20144亿元，比上年下降1．7%，全年新增贷款为－348．5亿元，同比少增1205．4亿元。
2015年以来，浙江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不强的现象依然持续，上半年浙江省民间投资增速为9%，大大落后于21．1%的国有投资增速。从全省工业部门的投资情况看，上半年浙江制造业投资在上年累计增速较低的基础上仍然低速增长，增幅仅为4．8%。在31个制造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增速下降。
“有些企业本来经营状况还可以，但是由于受到担保链影响或者银行对一些行业压缩贷款规模，甚至可能被‘误杀’。”杭州市经信委副主任徐土松这样对记者说。
记者在杭州采访时了解到一家原本年销售额4亿多元、年上交税收1000多万元的服装企业，上半年银行突然对其收紧贷款，上游供货商听到风声之后纷纷催要货款，5000万元应付款被收走了3000多万元。为了应付突然出现的巨大资金缺口，该企业通过民间渠道四处融资，开始借来的资金利息为每月4至5分（年利率48%－60%），目前已经不得不介入月息1毛（年利率120%）的高利贷。一位了解该企业的人士告诉记者：“照这样下去，这个企业撑不过10月份。”
浙江安奇迪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邱理初表示，投入了固定资产就没有流动资金的情况在中小企业比较普遍。他举例，自己公司新购入了30多亩工业用地，土地款花去约2000万元，建筑安装成本约4000万元，内部设备安装约1000万元，一个项目下来意味着7000万元资金被固化了，如果银行不支持，企业的资金周转很可能就会变得困难。
喜忧参半的企业“升级运动”
2012年9月，浙江省正式启动“个转企”工作，推动和鼓励具备一定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利用现有的生产经营条件，重新登记为有限公司（含一人有限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各类企业。
2013年9月，浙江省出台《关于促进小微企业转型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的意见》，鼓励、引导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至2000万元规模的小微企业“升规”。
根据计划，浙江省要求到2015年底实现“个转企”8万家、“小升规”1万家，同时实现限额以下企业升级为限额以上企业5000家。
对此，原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局长、现任省政府参事室参事何荣飞表示，“个转企”、“小升规”有助于解决个体工商户和规模以下企业在内部治理、经营管理、品牌建设、投资规模等诸多方面的“先天不足”，也有利于浙江走出长期以来困扰制造业的“低、小、散、乱”局面。
但是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学界和企业界人士也表示了另一种担忧：“‘个转企’和‘小升规’固然有利于企业自身规范化，也便于政府管理，但客观上也削弱了浙江曾经引以为傲的‘藏富于民’优势。”
记者了解到，“块状经济＋专业市场”曾经是浙江制造业快速崛起并且快速实现民富的两大“法宝”。在发展初期，很多地方政府确实采取了放手发展，“多予少取”的策略，一些企业年产值早已超过2000万元的“规模以上”标准，但其“身份”依然是个体工商户。政府对此也心知肚明，譬如2010年记者采访台州市委书记陈铁雄时，陈说道：“其实有很多企业并没有‘浮出水面’。”
一个有趣的现象则是，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内，曾经出现过“浙江GDP是否被低估”的疑惑。但是近年来这种“放水养鱼”的宽容度正在逐渐消失。2012年浙江一些地方出现了税务部门查电表（即根据企业用电量）收税的现象，媒体也出现了个别税务部门收取“过头税”的报道。不久前，本报记者还接到杭州某区企业家赵先生的电话，称最近当地税务局跟他“协商”，由于税收任务完不成要他“帮点忙”，他拒绝之后税务部门马上派人上门查账。
生产与经营的新生力量
浙江制造业发展的三个阶段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较早的萌芽地区，浙江制造业的发展历程既有时代特征，又根深蒂固地蔓生着浙江的地区特色。浙江省政府参事何荣飞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改革开放后，浙江制造业的发展可以用三个阶段来概括。”
第一阶段是1979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浙江处在农村工业化阶段，初期工业化以家庭作坊、前厂后店的形式出现，虽然生产要素水平很低，但初步形成的“轻、小、集、加”工业特点，开始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生产中来。
浙江制造业第二阶段的兴盛，缘起于1994年6月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的《关于1994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这份文件提出的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催生了乡镇企业大发展，也带来了浙江制造业的飞跃。以绍兴轻纺为例，在此之前，多数轻纺企业设备老旧，没有资金更新升级，股份制改造，很多企业转卖、转股给个人，企业活力焕发，开始大量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极大地解放了企业生产能力。1994年之前，浙江乡镇企业产值只有江苏的一半，但在1994年改革后，到1997年，浙江乡镇企业7项统计指标已经全面超越了江苏。
浙江制造业发展的第三阶段，是进入新世纪到现在，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之下，浙江经济发展也同样提出了结构调整的历史诉求，产业提升、“数字浙江”、智能化、信息化等概念不断被提出，浙江开始走向新型工业化道路。不过，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这么些年浙江轻纺产业规模现在还是全国第一，说明浙江这些年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还比较慢。”
“互联网＋工业”：浙江制造业发展的新动力
“浙江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都是和制造业紧密关联的。”浙江省经信委副主任凌云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浙江三次产业结构规模，从一、二、三变为二、一、三，2012年后又变为三、二、一，这35年来，这种改变的脊梁来自制造业的发展。”
如今，浙江经济的脊梁仍是制造业，“不过，基于制造业基础之上的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已逐渐为浙江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凌云说。
在浙江制造业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走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如果说有什么新生力量，并因此而为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美好的未来发展前景的话，首当其冲的无疑是“互联网＋工业”的发展趋势。这种新动力、新业态，主要表现在信息产业与工业之间加快融合，信息产业内部信息技术与设备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加快融合发展，以互联网为平台和基础设施的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势头方兴未艾，今年1—6月份，浙江信息经济累计完成投资41．91亿元，同比增长37．2%，大幅高于传统工业领域。
在当前浙江，这种将传统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紧密融合，并在经济困局中拼得一片市场的企业范本很多。位于浙江省富阳市的金固集团主打产品是汽车车轮，其旗下上市公司金固车轮是中国最大的钢制车轮制造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一度达到70%。但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中，市场饱和、需求不振，近年产销量均有下降。在转型升级的大潮中，金固集团没法在横向上扩张，只能通过纵向用力，将制造能力和服务能力相结合，在制造业中融入信息服务业的内涵，打造了汽车保养及汽车配件在线商城和汽车养护一站式服务平台“汽车超人”网站。金固从车轮制造业向制造业结合信息服务业转型升级，正是看中“互联网＋”的国家战略和浙江信息服务业的飞速发展。从去年上线到今年7月，这个平台销售额已经过亿元，全国已有1万家汽配加盟店。
威芸服饰是家创办于1932年上海的旗袍裁缝店，传承80多年已至第四代传人。在“互联网＋”的概念中，这家服装企业利用大数据挖掘潜力，推出高端华服定制品牌，2013年在杭州开创了第一家威芸华服定制会所。如今，这种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专业定制的女装品牌，已经成为杭州的一张漂亮名片，在中国时尚界亦占据了一席之地。
综上案例，浙江“互联网＋工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浙江省委省政府推动“电商换市”和建设“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的战略部署，而这样的动议，源自阿里巴巴经营模式的巨大成功。如今，浙江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用“飞速”来形容。2014年全省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2万多亿元，同比增长25%，占全国比重近六分之一。今年1—7月，浙江省实现网络零售3505．86亿元，同比增长51．67%。目前，浙江已有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5个（杭州、宁波、温州、台州和义乌），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生产和经营方式的新转型
探寻浙江制造业在转型升级中出现了哪些新生力量，除了“互联网＋工业”之外，还有几个案例或许具备一些典型性：
奥克斯集团是一家涵盖智能电力设备、家用电器等现代制造业和地产、医疗健康、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大型企业集团。2014年，在市场萎缩的情况下仍实现销售552亿元，利税37．5亿元，同比增长16%。于逆境中得发展，奥克斯的发力点在于自身的转型升级，而这种转型升级，可以用“智能化”一词进行概括。一是产业的智能化。2013年开始，奥克斯就对旗下电力、空调、通讯3个制造业进行智能化升级。二是产品的智能化。2014年，奥克斯率先与360达成协作，360在网络互联、数据云技术在用户终端产品的扩展和应用的业务拓展上面，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奥克斯的部分空调产品，其操作系统已在终端上实现了远程遥控、互联互通。三是生产的智能化。奥克斯的空调生产线，已在空中实现国内最先进的悬挂链配送线，在地面规划全自动AGV小车，立体、循环、自动化物流配送；奥克斯的电力产品生产线，在业内率先推广了自动焊接、选择性波峰焊等，并实现了自动仓储配送。“通过机器换人，一方面是减少了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是使产品的合格率固化，例如机器换人后空调的全检合格率就达到了99．96%。”奥克斯集团总裁办主任唐登富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云栖小镇是杭州西湖区依托阿里巴巴云公司和转塘科技经济园区两大平台打造的一个以云生态为主导的产业小镇。小镇地处之江核心区块，目前已有阿里云、华通云、威锋网、云商基金等近百家涉云企业入驻。在浙江，类似这样的特色小镇还有很多，例如台州的路桥沃尔沃小镇、山南基金小镇、绍兴柯桥黄酒小镇、武义温泉小镇等各具特色的产业聚集小镇多达几十个，这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镇”或行政单元，事实上已成为浙江一种多经济元素聚合的新的经济形态。
综合这些案例我们不难发现，在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已经展现出一些新的推动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动力，虽然这样的力量或许还很弱小和不成规模，但它在适应市场快速变化、融合全产业链各方面资源、推动企业生产和经营走向智能化和现代化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未来的光明愿景。
制造业转型新思考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浙江的调查中，采访了包括政府官员、企业家、研究学者等几十位与浙江制造业相关的精英人物，走访了发改委、经信委、国资委等政府机关，以及杭州、宁波等地的多家企业，与这些采访对象交谈中，对浙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记者普遍得到的看法和观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困难。浙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核心的问题是：在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中，核心竞争力并没有随之提升，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三期叠加的困境中，企业转型升级压力巨大。浙江人将这种现状概括为“温州是浙江的典型，浙江是全国的典型”。
二是优势。浙江的优势，首先是金融化、互联网化在浙江具有基础：“藏富于民”的战略留给市场的观念是“浙江人有钱”，而且，“浙江还有个阿里巴巴”。其次是企业家精神，浙商的开拓精神在全国都享有盛名，善于捕捉商机、能吃苦、会经营等特征都是经过市场检验后贴给浙江商人的标签。不过，一个问题两面看，浙商的创业精神是一种优势，但浙商的另一个特点，是更喜欢短平快项目，这些年来，他们更多的注意力是依托资本的力量谋求快速致富。浙江省社科院区域经济所副所长查志强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尤其在当前情况下，浙江企业主动转型、主动研发创新的能力不足。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原本碰到阻碍会倒逼企业转型升级，但浙商在市场端的开拓能力都很强，这种能力反而减缓了企业转型升级的倒逼压力。”
三是人才。无论是“用工荒”还是“机器换人”，无论是万众创新还是大众创业，制约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是人才问题。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晓波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制造业企业能力和竞争力的提升，不是靠政府、不是靠某人说了算，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和精英分子。浙江企业市场端做得都很好，但普遍技术能力不足，而科技的投入不是立竿见影的。目前，企业家和精英分子等人才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社会待遇，社会地位、荣誉、利益保障都有所欠缺，甚至企业家形象还被恶化，这些现象的根源，是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尊重还不够。”
新常态下转型升级应有新做法
“从当前现实看，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已经不同于以前的企业了，它们的创新研发和获取资源的能力已经很强了，这就是现代企业的竞争力。”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吴晓波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不过，吴晓波也表示，在新常态下，当前政府管理方式、执政观念还没有完全与新常态相适应，“政府还是用上一个常态的做法，来指导新常态下的经济工作，形象地说就是看着后视镜开车，对此应该反省。”
例如自2013年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推出的“四换三名”的重大决策（四换即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三名即名企、名品、名家），目的是为了破解浙江经济长期以来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要素消耗、过多依赖传统市场和传统商业模式的问题。不过，现实的问题是企业不是匀质的，有的企业得益于“四换三名”并主动与之适应，但也有企业因此而加重了负担，短期困难更加严重，有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我们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要活下去。”
“‘四换’实际上应该由企业去自发地推动，无论用过去的认识还是未来的认识来指导今天的行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隐患存在。”吴晓波说。
纵向转型和横向转型的选择
本轮浙江企业的转型，最早开始于2003年，其方式可概括为两种：跨界的横向转型和产业链延伸的纵向转型。“浙江企业的转型成功的不少，但失败的更多，尤其是跨界转型，难度更大。”浙江省社科院产经所副所长聂献忠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当然，跨界转型成功的案例也有，但进入相对陌生的领域，其成功概率显然要小于在人脉和资源都有所积累的熟悉领域。不久前，温州一个眼镜大王投入重金搞新能源，因为专业、市场、资源都没有优势，再加上国际市场环境趋向恶化，结果经营不善，最后只能扔下企业跑路，老板也失踪了。
如记者调查所了解到的，奥克斯在生产技术和产品品质上的提升、威芸服饰在专业定制上的用力、金固集团在生产＋互联网信息服务融合上的延伸等，都是在自己熟悉擅长的领域，做全产业链的延长或服务的提升，这种做精产业链的纵向转型升级使得很多企业在逆境中寻找到突破口，挖掘出新的市场潜力。即便无法在技术和产品品质上获得提升，有些企业也可以在营销水平上寻找突破，如中国经济时报此前在调查案例中提到的浙江双枪竹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营销创新，到2014年成功转型，销售业绩大幅提升，2015年销售预计增长50%，利润增长100%。一个看上去没有什么竞争力的企业，却在行业内占据了全国20%多的市场份额，双枪转型升级的经验的确值得人们思考：“没有不好的市场，只有不好的企业。”
人才与技术支撑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
赛伯乐是浙江一家以风投为主的投资管理公司，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赛伯乐总裁陈斌说：“浙江民营企业很大、很多，但你听说过浙江民营企业中有哪个知名的研究型行业专家？”
浙江企业的转型升级看，优势资源，资本、企业家能力、政府鼓励扶持措施等都不缺，缺少的，是人才和技术创新。
“浙江有钱，就是缺项目。”浙江省经信委副主任凌云说。他认为，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一是从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后的不适应，包括企业经营、企业家思想，甚至还有一些政策举措。二是科技创新支撑不足。现在的市场，究竟是有效需求不足还是有效供给不足，没有技术支撑的升级换代，我们的市场供给一直还在中低端徘徊，对此，很多政策的针对性不够。三是传统优势下降的同时，新的优势没有很快弥补落后优势留下的缺口。四是政府管理观念转变还不适应新常态，还没有形成通过制度创新来提高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
未来制造业的发展，从发展动力看，以往劳动力、土地、能源、资金都是核心要素，但现在，仅有这些要素还不够，未来发展动力的改变，很大一部分因素来自科技创新；从增长方式看，以往通过生产规模化的刚性方式来解决短缺经济，现在更强调的是个性化和服务性。而这一切的根本保障，是人才供给，如浙江省社科院区域所所长徐健锋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心是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而浙江的优势，唯剩资本和经营者（企业家），最缺高端技术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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