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写作的必要性

作为一名机关工作人员，撰写各类公文几乎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也是一项让人头疼的工作。但是离开公文，几乎就会寸步难行。比如，召开会议、布置工作、通报事项、交流情况，等等，都需要撰写不同类型的公文。

　　可以说，不论古今，任何一个机构，要想实现正常运转都离不开包括公文在内的各类信息材料的收集、加工、传递和反馈、再反馈。《易经·系辞》上写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明公文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夏启在讨伐有扈氏时发布的军事动员令称为《甘誓》，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公文。秦代出现了最早的上行文“书”、“奏”;汉朝出现了“章”、“表”、“疏”等上行文，官员之间出现了平行文“移书”，同时也出现了“令”、“教”、“谕”等下行文，我国古代文书工作日臻完善。

　　这些特定的公文都有特定的作用，涉及治国理政、兴邦安民乃至个人的前途命运，所以，撰写者无不殚精竭虑而为之，往往体现出经天纬地的大智慧、大谋略。战国时期的大政治家李斯是楚国人，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对公文写作颇有研究。后来，投奔秦国，封为客卿。当时秦王下决心统一六国，韩国怕被秦国灭掉，派水工郑国到秦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秦国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很大，建议驱逐一切来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当时，李斯熬一宿写出了流传至今的《谏逐客书》，通过秦国依靠各国人才发展壮大的历史，向秦王阐述了“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的道理，使秦王收回了逐客令。西汉初期，出现了一批公文写作大家和一些堪称典范的公文名作。如贾谊的《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司马相如的《上疏谏猎》等，政论性强，作者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借古喻今，写得深切晓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贾、晁的疏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魏文帝曹丕对公文极其推崇。他在《典论·论文》中写到，文章(主要是指公务文书)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人所云“一言或重于九鼎、片纸书或贤于十部从事”，也是这个道理。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一句“摸着石头过河”开创了我国多少领域的先河!安徽小岗村一个“包产到户”拯救了全国的农村。试想一下，即使当时全国党政机关都加班，也解决不了的农村问题，基层一次尝试、一句话就解决了，岂不正是“片纸书或贤于十部从事”。

　　今天，在公共管理日益大众化、行政管理日趋民主透明的大环境下，公文的撰写发布过程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公关活动。其效果如何，直接影响到公务行为的成败。尤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要员每发表一次讲演、每做一次讲话都作为一种公关行为来运作，近则取信于选民，远则造势于全球;追求的是最理想的效果，达成的是长远的战略意图，绝非罗列一些空话大话，更不是以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学习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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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片纸书或贤于十部从事”，也是这个道理。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一句“摸着石头过河”开创了我国多少领域的先河!安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