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

　  对于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专家认为，今年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但全年仍有望在合理区间内保持基本稳定。

　　去年12月16日，央行网站发布的由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等人撰写的《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指出，产能过剩、制造业利润下降、不良贷款率上升等因素仍将对2016年经济构成下行压力，但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各项稳增长和结构性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以及外部需求状况的好转，未来几个季度中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将有所增加，经济结构将得到进一步改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发展经济学系主任曹和平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随着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重点任务的推进，全年经济仍有望在合理区间内保持稳定。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2016年经济增速仍有下行压力，不过随着前期大量稳增长政策逐渐释放效力，同时当前政策力度加大，全年经济增长很可能前低后稳。

　　“2016年仍将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权衡，需求侧的稳增长政策着眼于短期经济增长，而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更多地作用于中长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连平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通过多种政策手段灵活运用，维持流动性平稳，为结构性改革创造适宜环境。

报告摘要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压力重重。在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过程中伴随着通货紧缩特别是债务通缩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实体经济整体走势疲弱，消费信心下降明显，投资整体增速下滑，进出口增速持续低迷，民营企业倒闭潮、外迁势头扩大，并加速向银行业传导，使得银行坏账持续大幅增加，而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开放进程的加快以及美联储加息周期已开启，使得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外逃风险日益加剧。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还继续处于探底的过程中。主要观点和结论如下：

1. 基于IAR-CMM宏观经济预测模型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所得的预测，课题组测算，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继续放缓，1991年以来的25年首度破7，全年GDP增速约为6.9%， 而根据我们提出的实体经济指数校正后的经济增速仅为6.2%，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下探，具体预测结果如下：1）在基准情景下，预测2016年全年GDP增速约为6.3%， 而经校正后的经济增速约为5.5%。同时， 2016年中国CPI增长1.3%，PPI下降3.0%，消费增长10.8%，投资增长9.5%，进口下降4.8%，出口增长1.36%，M2增长13.3%，年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会贬至7.0 CNY/USD；2）若对宏观经济环境做乐观估计，如假定美国经济持续转好，美联储缓慢提高加息的速度和力度，由此引起2016年美国对我国出口需求提高10%，预计全年GDP增速可有6.4%；3）如果对宏观经济环境做悲观估计，如假设至2016年底人民币兑美元贬值20%，预计全年GDP增速仅为6.15%。按照目前发展态势，课题组判断，2017 年中国进一步出现经济增速放缓是大概率事件。

2.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结构调整和内外需共同疲软的影响之外，发展驱动转型滞后、政府主导动力枯竭、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施政严重不作为以及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偏差这五重原因是更重要的原因，至今仍然没有大的改善。从根本上说，中国市场化改革指向不明确，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变迁滞后，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具体改革措施不多，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大量越位、错位及在维护市场公平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严重缺位，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大幅下滑最为关键的根源因素。

3.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短期的，治标不治本，并且其效果正呈现边际递减的趋势。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流动性不足或需求不足，而是缺乏让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激发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的长期制度性安排匮乏才是根本。“十八大”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提出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 2010-2020年之间实现翻番的政治承诺，在今后五年的“十三五”期间需要确保实现以6.5%为底线的经济增长目标。但是，如果促进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的制度供给上得不到改进，改革继续挂空挡或踩刹车，那么目标实现将异常艰巨或成本巨大。

4. 我们总结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展望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未来之路，一定需要弄清楚什么是新的因素导致了改革成就巨大。那就是，除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保障社会稳定之外，过去30多年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在给予企业、居民等市场主体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进行松绑放权的改革，在经济运行中大量引入竞争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合理分权和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提高）、坚持对外开放、鼓励民营经济大发展等这样一系列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基本制度性变革下才取得的。

5. 因此，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应统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发展理念上来，以市场化、法治化、和谐发展的结构性改革来同步解决做什么、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将需求侧发力和供给侧改革、短期增长和中长期发展有机结合，其关键是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松绑放权和市场化制度性改革，正确理解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及处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报告概述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课题组基于上财高等研究院中国量化准结构宏观预测模型（IAR-CMM）所建立起来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分别从基准情景（假设美联储在2016年经济增速为2.8% 的前提下升息50个基点）、乐观情景（假设美联储缓慢提高加息的速度和力度，由此引起2016年美国对我国出口需求提高10%）、悲观情景（假设至2016年底人民币兑美元贬值20%）进行数值模拟，所得的预测结果显示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仍然有较大的下行压力。在以上情景分析结果基础上，同时，课题组根据全社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中长期贷款构造实体经济运行指数对增长数据进行校正。所有结果都显示经济下行压力不容乐观，尽管课题组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仍抱有很强的信心，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在高位而没有明显下跌。

在本报告中，课题组提示了短期内中国所面临各种内、外部潜在经济风险的加大趋势，并给出了在不同情景下有助于实现2016年6.5%增长目标（校正增长目标5.7%）所需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并给予详细的分解说明。但同时，课题组也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都是短期的，尤其是高强度的刺激政策代价巨大，需要谨慎使用。

课题组强调，中国应将改革统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发展理念上来，以市场化、法治化、和谐发展的结构性改革来同步解决做什么、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从根源上解决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大量越位、错位及在维护市场公平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严重缺位的问题。为此，未来需要将需求侧发力和供给侧改革、短期增长和中长期发展有机结合，其关键是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松绑放权和市场化制度性改革，正确理解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及处理好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经济走势及主要问题

1. 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高，但消费信心明显下降。尽管2015年第三季度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较上半年略有上升，但前11个月累计增速仅为10.6%，较2014年同期下降1.4个百分点。由于国内的社会公共服务还不健全，加上经济下行带来的收入下降担忧（课题组的计量分析显示，消费对收入的弹性约为0.6），以及受股市大幅震荡的影响，自2015年6月以来，消费者信心指数、消费者满意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均呈现明显下降。同时，迅速发展的海外代购对国内消费市场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由此，内外双重因素拖累社会消费，增长后劲不足。

2. 投资价格持续负增长，投资增速大幅下滑。2015年以来，投资价格呈现出持续负增长趋势，且趋势逐渐扩大，投资领域的通缩风险持续积累，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持续下滑，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下滑最严重，制造业投资增速次之，基建投资再次之。2015年1至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降至10.2%，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更降至1.3%，与2014年同期相比大幅下滑10%，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拖累第三产业投资；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长8.4%，与2014年同期相比下滑5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占第二产业投资的80.7%，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拖累第二产业投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投资占比都处于下降趋势，短期难以逆转。虽然政策性基建投资的占比被动上升，但仅占投资的23.4%左右。在地方政府持续高债务压力的约束下，课题组判断政府将难以通过基建投资来达到拉动经济的目的。

3. 企业利润持续负增长，实体经济低迷，引发企业倒闭潮。进入2015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持续负增长，1至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利润值同比下降-1.9%，而2014年同期水平是正增长5.3%。同期工业企业亏损数增速迅速上升，11月亏损企业数为54459个，同比增加17.4%。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出现大批民营企业倒闭潮和银行坏账，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这些民营经济发达，经济增速一直很高的地区都是如此。基于对珠三角制造业倒闭的调查看，家具、纺织、电子、陶瓷等行业是停工、破产倒闭的“重灾区”。

4. 国际贸易压力凸显，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改善作用有限。2015年以来，全国进出口增速持续低迷，被动型贸易顺差大幅增加；旅游贸易进口急剧扩张，导致服务贸易逆差急剧增加，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很大压力。2015年全年，进出口总额为39586.4亿美元，同比下降8.0%，其中，出口总额为22765.7亿美元，同比下降2.8%；进口总额为16820.7亿美元，同比大幅下跌14.1%；贸易顺差为5945亿美元，比2014年全年增加2114亿美元，被动型进出口顺差急剧扩大。2015年1至11月，服务贸易逆差也进一步扩大，达1879.1亿美元。课题组测算，中国的出口汇率弹性为-0.36，进口汇率弹性为-0.48，弹性绝对值都远小于1，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改善作用有限，也不会大幅增加进口需求。而出口和进口的收入弹性分别为4.4和1.2，这显示出口和进口均对需求敏感，出口尤其敏感。因此中国出口的恢复将主要取决于世界经济回升和国际对华产品需求的改善。

5. 国际资本大幅流出，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中国长期以来的国际收支顺差常态已被打破，2015年第一季度国际收支差额为-225.8亿美元，为2000年第三季度之后首次出现负值，第二季度转正，第三季度又出现888亿美元的逆差，主要原因是：第一，服务贸易逆差部分抵消了贸易顺差对国际收支的贡献；第二，在美联储加息预期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下，国际资本大幅流出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也在不断增加；第三，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在加快，成为带动国际收支差额下滑和资本流出中国的又一因素。此外，2015年以来，人民币相对美元持续贬值，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流出相互促进，是当前影响中国金融稳定和外汇市场稳定的潜在风险因素。

6. 通货紧缩风险进一步升高。正如课题组在2015年年中报告所分析和预测的：2015年下半年受以猪肉为代表的食品价格影响，CPI有所回升，但GDP平减指数进一步下降，第三季度增速仅为-0.5%，通货紧缩迹象进一步显现。值得注意的是，受PPI大幅下滑影响，实际利率上升，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进一步借债的困难增加，再加上劳动力等其他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进而投资减少、产出下降，收入也相应进一步减少。近四年来，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下降，且自2015年以来亏损企业数加速上升、工业品价格持续下滑，由此可见“债务—通缩”循环已初见端倪，未来可能成为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7. 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隐现。2015年以来，银行利润增速急剧下降，企业倒闭潮、外迁势头有所扩大，不良贷款规模迅速膨胀，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在这个背景下，2015年央行5次下调基准利率，中国商业银行的传统盈利项——存贷息差正不断被压缩。截至2015年三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为2.53%，较2014年同期下降0.15个百分点，降至2010年以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不良贷款比例上升至1.59%，环比增加0.09个百分点，同比增加0.43个百分点。而净利润累计同比仅增长2.21%，较2014年同期少增10.5个百分点。其中，不良贷款比例上升较快的行业为制造业、采矿业和批发零售业，产能过剩均较严重。

8. 地方债务暗藏长期金融风险。中国债务积累已达到较高水平，对债务顺利置换提出了较大挑战。全国人大2015年12月最新地方债调研报告显示，2014年末全国地方债务余额已达15.4万亿元，加上或有债务达到24万亿元，高达全国GDP的37.7%，据此估算的同期全国债务已达到GDP的79.7%。按照全国人大2015年8月29日批准的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16万亿元计算，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将达到地方政府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1.88倍。考虑到2015年末以及2016年赤字将继续扩大，新增债务需求还将继续大幅增长。

（二）主要指标预测及政策模拟

基于IAR-CMM季度模型，课题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各关键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表1报告了预测结果及2015年前三季度各关键经济指标的增长情况。在基准情景下的预测，对2015年四季度及2016年基准预测的外部环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1）主要发达经济体的GDP增速回稳，以IMF 2015年10月的预测为基础假定2015年、2016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2.6%及2.8%，欧元区经济增速分别为1.5%及1.6%，日本经济增速分别为0.6% 及1.0%；（2）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暖，全球贸易情况基本稳定，然而油价基于供给充足将呈现低位震荡徘徊的走势；（3）美联储已在2015年12月的会议后宣布开始加息，以25个基点为起点。根据IMF的预测，2016年美国经济向暖，假设将会再加息两次各25个基点；（4）人民币已于2015年11月30日确立加入SDR。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更于12月11日首次发布了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2015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收在6.4921。2016年1月以来, 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大幅贬值，价差扩大。央行连续多天调低中间价，显示有意用有序贬值的方式在市场相对平静的时期加速释放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压力，因此假设2016年会贬至7.0 CNY/USD。即使忽略由于国际游资特别是热钱出逃所引起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我们可以得到其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最保守估计也是不容乐观的。

基于前面对中国经济形势与风险的分析，对2015年四季度及2016年基准预测的内部环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1）消费虽有开始改变结构的迹象，但消费信心下降，增长后劲不足；（2）进出口持续走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3）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出现企业倒闭潮，投资疲弱；（4）不良贷款的整体规模水平以与2008年的水平相当，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隐现。由前面的分析可得，不良贷款每多上升0.1个百分点，GDP增速下降约0.15个百分点, 构成巨大的冲击；（5）地方债务余额上限为16万亿元；（6）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减速主要由于2015年以来商品房销售减速引起，没有考虑其他的外部冲击；（7）劳动力市场摩擦在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升级，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进而传导给GDP。基于中国微观数据估算，如果整体工作岗位数量下降0.5个百分点，GDP将下降约0.1个百分点；（8）货币政策：基准利率已很低，若考虑CPI所衡量的通膨，实际利率已进入负利率，国际上要应对美联储加息的步伐，降息空间有限，然而，存款准备金率仍在较高水平，国内受到债务置换的压力以及稳定汇率缓慢贬值的考虑，货币政策将成为辅助稳健经济的角色，呈现略为宽松的态势。因此，预估2016年只有降息一次（25个基点）的空间，降准有4至6次的空间（以25个基点或50个基点，总幅度约为300个基点）；（9）财政政策：由于货币政策受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约束以及2015年较为依赖宽松货币政策而导致政策效果的边际效应下降，2016年将较倚重财政政策拉动经济，预估预算赤字保持较大增幅，扩大至2.1万亿元。

根据IAR-CMM模型的分析，若要实现GDP增速6.5%，校正GDP增速 5.7%的目标，需要加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力度。在不同情景下所需的政策力度分别为：1）基准情景下，2016年需降准50个基点，财政支出需达到19.35万亿元，比2015年预算增加12.8%；2）如果美联储缓慢加息，复苏的美国经济拉动中国出口10%，但 2016年仍需降准25个基点，财政支出需达到19.06万亿元，比2015年预算增加11.1%；3）如果人民币兌美元大幅贬值20%，2016年需降准50个基点以及降息25个基点，同时财政支出需达到19.64万亿元，比2015年预算增加14.5%。

（三）中国经济增速超预期下滑诊断

由于要素收益递减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增长的中枢已经下移，或者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滑。但是，这个下滑程度不应该像当前这样来得那么快、那么大。即使抛开深化改革治理等制度建设方面带来的红利不论，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并没有大幅下滑，5到8年内有望继续保持在7%以上。但也不像有些人想象地那么乐观，认为未来20年中国都还能实现7%，甚至更高，8%的经济增长（靠一味消耗资源和危及生态环境的粗放式发展也许可达到，但代价巨大）。

课题组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有一定周期性的原因，但更多还是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除了这两个原因，中国更面临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的问题，使得传统的追赶式经济发展方式已明显不再具有可持续性。发展驱动转型滞后是指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滞后，这一转型基本上是所有经济体必须经历的，但这个转型是内生的，还是要归结到体制转型滞后上来，因为制度才是根本，中国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滞后才是导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更为关键的根源因素。

具体而言，当前经济下滑主要是由下列五重原因的叠加造成的：（1）要素驱动红利衰减，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滞后；（2）政府主导动力枯竭，特别是地方政府庞大的土地财政和土地抵押债务不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导致政府的发展属性过强，公共服务功能欠缺，使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不足，无法拉动内需；（3）国企产能过剩挤压民营经济，资金继续流向本来就充裕的国有企业，其后果就是重复投资、无效投资的不断累积，导致经济严重乏力，造血机制不足；（4）再加上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的严重不作为的问题；（5）对于“新常态”的理解偏差，本应在提高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正义安定有序治理方面要有新作为，而不是经济持续大幅下滑是新常态。

可以看出，所有这五重原因的背后都是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不够合理，市场经济制度不够完善造成的。如不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性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这五重导致经济增长持续大幅下滑的因素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四）下一步改革、发展与治理方向

根据课题组的分析，受内外需双重乏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消费、投资、净出口等宏观需求增速下滑。政府债务大量积累给财政政策留下的空间也很有限，而货币政策还受到资本流出、汇率贬值预期以及债务置换等因素的制约。实体经济需求面整体疲弱已造成较大增长阻力，预计未来几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还将进一步下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着眼于中长期经济持续发展，短期内很难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刺激效果。退一步讲，即使供给侧改革对经济具有一定的短期推动作用，在当前通货紧缩的压力下也需要需求侧尽快恢复活力，否则就只能牺牲短期增长目标，承受经济下行的代价。

在稳增长的前提条件下，课题组认为，当前的政策选项是加大定向减税力度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类企业等新兴产业提供结构性税费优惠鼓励扩大投资，调节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相对比重释放消费潜力，其代价是增加赤字和政府债务。同时，当前物价水平比较稳定，有政策空间进一步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是其代价是人民币贬值预期加大，在当前资本项目开放步骤加快的背景下面对更大的资本流出风险。

课题组同时也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经济政策都是短期的，从中长期看可能有副作用，治标不治本，而其效果也呈边际递减的趋势。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并非流动性不足或需求不足，而是缺乏让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激发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的长期制度性安排匮乏才是根本。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并明确提出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 2010年至2020年之间要实现翻番，为了达到这些庄重的政治承诺，“十三五”期间需要确保实现以6.5%为底线的经济增长目标。但是，如果促进效率提升和创新驱动的制度供给上得不到改进，改革继续挂空挡或踩刹车，那么目标实现将异常艰巨或成本巨大。

课题组认为，立足当下，我们总结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展望深化改革的未来之路，一定弄清什么是新的因素导致了改革成就巨大，应像实验物理一样，要研究和找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将其他变量固定。基于这样的方法论，不难发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保障社会稳定是改革开放之前就有的，那么什么是新的因素？那就是：较大程度上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内对外的竞争）、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等。

正是在这样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基本制度性改革下，中国才取得过去的巨大成就（当然由于只是遵循了发展的逻辑，没有注重治理的逻辑，问题也很多、很严重）。尤其是民营经济大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在基本放弃计划经济，也就是政府的干预大幅度地减少，使得民营经济大发展从而是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取得的。因此，民营经济大发展不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主要要素。

历史经验表明，大规模制度变迁进程往往都是在经济面临极大困境的触发下进行的。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如不尽快进行实质性的、制度性的、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从根本上改善制度供给，中国经济持续快速下滑的劣势很难止住，弄不好会引发连锁反应的恶果，会危及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现在许多中央部委政策的制定缺乏前瞻性和内在逻辑性，不科学性、随意性、朝令夕改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国家公共治理的政策如同儿戏（如最近股市熔断政策的出笼和叫停），一出现问题仍然按照惯性思维、惯性做法，一味地去干预市场，这样就一如既往地出现“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的“三重三轻”现象。

中国经济从过于强调需求侧走向注重供给侧，这是一个进步。因为通过财政和货币这样短期政策及一味地通过投资拉动经济的需求侧管理，是不可持续的，且有很大的负面作用，已开始逐一暴露，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困境及制度方面转型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此。

现在普遍强调供给侧改革，这个提法当然是一个进步。长期以来，中国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过深，太过注重从需求侧发力来强化宏观调控，其结果是不仅没有平抑经济的波动，反而加强了波动。但是，不应人为地将需求侧发力和供给侧改革拆分开来，将短期增长和中长期发展割裂开来，那样容易引起争议，甚至可能有反作用，反而使得改革的共识消解、动力耗散，或给各级政府进一步干预经济制造条件。由于供给侧定义和内涵都非常不明确，各种解释都有，已经引起很大争议。课题组认为，供给和需求是一体两面的，不必纠缠所谓供给端还是需求端发力，关键是改革端，市场化的制度改革才是根本。

事实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讲得很清楚，改革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改革需要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明确的依法治国框架下进行，这已形成了上下的广泛共识，从而很多好的改革建议都可纳入到这些提法上来，没有必要刻意去创造一个相对陌生，且容易引起争议，甚至可能有反作用的词汇，反而使得改革的共识消解、动力耗散。中国要做的最大的供给改革是完善制度供给，在维护和服务两个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一个信息公开、规则透明、公平竞争、预期稳定、讲信誉守信用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课题组认为，下一步的改革应统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个发展理念上来，以市场化、法治化、和谐发展的结构性改革来同步解决做什么、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以此解决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大量越位、错位及在维护市场公平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严重缺位的问题。将需求侧发力和供给侧改革、短期增长和中长期发展有机结合，其关键是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松绑放权和市场化制度性改革，正确理解发展的逻辑和治理的逻辑及处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发展的逻辑主要是提升一国的硬实力，而治理的逻辑则注重软实力方面的建设，当然是多方面的治理，包括政府和市场的治理制度、社会公平公正、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建设。

因此，中国需加快进行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治理边界的市场化、法治化的结构性改革，大力引入竞争机制，继续深化对外开放，消除不利于企业创业创新和挤压民营经济的制度性障碍，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让民营经济发挥主要作用，这是中国顺利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变，跨越潜在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当然同时也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平正义不足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有机联动和互补。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来源：上财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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