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少波 尤 强
点化是思想说服的常用艺术,是思想工作者以巧妙的方式对说理对象进行“点拨”或启发,从而促使其感悟或反省,达到认识上的转化。点化艺术的巧妙之处在于点而不破,使对方心悦诚服地接受,收到“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效果。
一、全局在胸,鞭辟入里。当对方钻入“牛角尖”,思维一时很难“转弯”的时候,常规的说教往往很难奏效,这就需要思想工作者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想得更深一些,从全局出发直截了当地向对方言明利害关系,促使其跳出固有思维的束缚。《史记》中记载的赵国左师公触龙说服赵太后的事例就极为典型。当时秦国攻打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要求赵国把长安君送到齐国当人质,赵太后不肯答应。触龙先和太后进行聊天,谈到自己的儿子“不肖”,请求太后允许当皇宫卫士,引出“丈夫爱子”还是“妇人爱子”的讨论和争论。随后触龙评论太后爱长安君不如爱燕后,探讨赵国及诸侯国三世前为侯者,但他们的子孙却没有再为侯的人,其原因就是“位尊而无功,俸存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并且指出爱长安君,就应该让他有功于国。终于太后同意长安君“恣君之所使之”。思想认识上的转弯涉及极其复杂的心理背景,而心理活动是微妙的,认识的转化需要自觉地主动进行,它离不开微妙的心理活动。对那些思维进入误区难以自拔的人,思想工作者在点化时,一定要从全局出发,选好切入点,轻松柔和地介入,一点一点地使其心理舒服起来,进入设计好的圆柔心理轨道,在不知不觉的进程中,进入期望的认识状态,从而达到促其猛醒的目的。
二、移花接木,柳暗花明。就是对对方明显荒谬的观点,先故意不予驳斥,反而承认其正确,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推设,得出更加荒谬的结论,使对方的谬论不攻自破。齐景公好打猎,叫烛邹主管禽鸟,但烛邹不善管理,造成禽鸟死的死、跑的跑。景公十分恼怒,准备杀了他。晏子对景公说:烛邹有三条罪状,请让我一一指出,谴责之后再杀他。景公答应了。于是晏子把烛邹召到景公面前说:烛邹,你没有管理好禽鸟,这是第一条罪状;使君王因为禽鸟的事杀人,是第二条罪状。使诸侯听见这件事,认为我君重鸟而轻人,这是第三条罪状。晏子说完后就请景公杀他。景公说:不要杀了!我明白你的指教了。表面上晏子在斥责烛邹的罪状,实际上指出了景公爱鸟不爱人的错误,点化景公不能因鸟而杀人,因小而失大。这种以迂取直的点化关键在于迷惑对方,然后给对方一个完全相反的解释。通常思想工作者可采取真假并用、褒贬并用、正反并用的方法,以曲折的、间接的方式而且带有很大的假定性,把你的意见稍作歪曲,使之成为耐人寻味的样子,通过歪曲使对方领悟你真正的意思。这既可避免当面指责的尴尬,又使对方明白了事理,能收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三、高瞻远瞩,拨云见日。当客观形势发生变化,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因素也会变化,身处其中的人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循规蹈矩地办事,顺延思维的惯性,就会造成判断上的失误、行动上的莽撞。蔺相如曾是赵国宦官缪贤的一名门客,缪贤曾因犯法获罪,打算逃往燕国躲避。蔺相如问道:你是如何知道燕王会接纳你呢?缪贤说:我曾跟随大王在边境与燕王相会,燕王曾握着我的手说,愿和你结为朋友。所以我想燕王一定会接纳我。蔺相如劝阻道:事实是赵国强而燕国弱,而你又受到赵王的宠幸,因此燕王才愿意和你结交,如今你在赵国获罪,逃往燕国是为了躲避处罚。燕国惧怕赵国,势必不敢收留,他甚至会把你抓起来送回赵国的。你不如向赵王负荆请罪,也许有幸获免。缪贤听从了蔺相如的劝告,果然被赵王赦免。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缪贤仅仅看到燕王愿意与他私交的表面现象,却没有看到燕王所关注的只是燕国的利益。如果他失去了赵国的地位,也必将失去与燕王私交的基础。作为思想工作者就是要有敏锐的洞察力,通过对事物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看本质,并根据变化的形势,及时调整思路,作出应对之策。
四、开诚相见,信任励人。信任具有相信而敢于托付的意思,它有促使他人全心全意、愉快地从事某项活动的心理效应。人们期待信任的心理一旦得到满足,就会激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37年夏天,徐向前带领原西路军的剩余部队,历经艰难困苦回到延安。当时,一些人埋怨徐向前把西路军原有的几万人马都消耗光了,徐向前为此痛苦不堪。毛泽东在接见徐向前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了,有了母鸡何愁没有蛋呢!”徐向前被毛泽东充满信任、关怀、爱护的话语感动得热泪盈眶,卸掉了思想包袱,半年后队伍又壮大起来了。思想工作者在教化人的活动中,实行关怀与信任方式,就能使对方在工作受挫后,认真总结失败教训,更加增强事业心,所以人们通常把信任誉为“最高的奖赏”、“力量的象征”。
五、借桑说槐,以石攻玉。对错误或偏颇的观点,如果从正面驳斥难以突破,可找出一个类似的论题,通过一定的方式,引导对方对类似论题进行批驳,从而显示其观点的错误。据《雅谑》记载,有个叫翟永龄的人,其母信佛,嘴里整日地念叨着佛,翟永龄三番五次地劝她,她就是不听。有一天翟永龄故意高声地叫她,她应了一声。接着又高声地叫她,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地叫。她恼了,皱起眉头说:既然没有什么事,这样叫我做什么?翟永龄笑着说:我只叫了三四声,你便恼了,你这么无缘无故地念佛,一天念了千万遍,我想,佛也一定会恼火的!相比强制的方法而言,翟永龄的方法无疑是明智的,他选择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转弯了老人不易转弯的既定想法。作为思想工作者,遇到思想僵化的对象时,可先不进行正面驳斥,而是绕个道、拐个弯,采用一定的比喻、夸张、反语、双关、歇后语等形式,通过富有哲理的同类事物的暗示,使部属茅塞顿开、恍然大悟。
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对于某些不便直接说明的问题,可假借其他事例从侧面进行迂回,从而使对方觉醒,自然接受意见或建议。战国时期,齐国邹忌外貌俊美,与城北徐公并称为美男子。一次,他问自己的妻子、小妾和来访的客人,他与徐公谁更漂亮,三人都说他比徐公漂亮。等他亲自见到徐公时,发现自己并没有徐公漂亮。第二天,邹忌上朝见齐威王说:臣知道自己并没有徐公漂亮,但由于臣的妻子偏爱臣,臣的妾畏惧臣,臣的客人有求于臣,都说臣比徐公漂亮。现在齐国幅原辽阔,兵强马壮,嫔妃们没有不偏爱大王的,大臣们没有不畏惧大王的,百姓们没有不有求于大王的,所以大家都有可能对大王曲意奉承。由此看来,大王听不到真话,受蒙蔽就实在太深了!齐威王一听,感到说得中肯,于是下令重赏进谏的人,很快齐国就变得强盛起来了。从人的心理上说,忠言顺耳容易让人接受。思想工作者在说理时要注意把握这一心理,尽量避开“雷区”,从对方乐于接受的方面入手,从日常事情谈起,从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谈起,既可消除对方的戒备心理,又能增强说服力。
七、旁敲侧击,寓教于行。有时对待部属的错误,思想工作者不需要点明批评,通过自身行为加以暗示也许更为奏效。有一位百货公司的老板,他每天都到他费城的大商店巡视一遍。一次,他看见一名顾客站在柜台前等待,没人注意,而那些售货员在柜台远处挤成一堆,彼此又说又笑。这位老板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走到柜台后面,亲自招呼那位顾客,把货品交给售货员包装,就走开了。此后,类似问题再没有出现过。对于员工的失职,老板用行动含蓄地批评了他们,促其审视自身过错。孟子讲: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一个称职的思想工作者,高明之处在于从不冷眼看人、冷语伤人,而是妙语启人、良行育人。
八、因势利导,春风化雨。通常,赞美比批评更易令人接受,领导者如果灵活掌握这一点,就能收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陶行知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他任育才小学校长时,有一次在校园发现学生王友用泥块砸自己的同学,他当即制止了王友,并让他放学后到办公室。放学后陶先生来到办公室,见王友已等在门口。陶先生立即掏出了一块糖送给他:“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我却迟到了。”当王友怀疑地接过糖果后,陶先生又掏出一块糖果放到他手里:“这也是奖给你的,因为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就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陶先生又掏出第三块糖果塞到王友手里:“我调查过了,你砸他们,是因为他们欺负女生,这说明你很正直,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王友哭了:“陶校长,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自己的同学呀……”陶先生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块糖果递过去,说:“为你能正确认识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我的糖奖完了,我看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陶行知明知王友不对,并未直接批评,而是另辟蹊径,先对他进行表扬,让他在表扬中反思,认识到错误。思想工作者发现部属的过错后,可先找出其闪光点,出其不意地予以表扬,使部属自发地产生内疚,自觉地受到感化。
摘自《管理科学》
责任编辑:陆金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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