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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机关工作，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抄抄写写，现代叫“文秘”，古人称为“司笔札”。我很不喜欢这份工作，不仅仅因常常要为临时的紧急任务熬通宵，也不仅仅因个人才能有限，应付为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非常厌恶别人叫我“笔杆子”。 不喜欢别人称自己“笔杆子”，这在中国的传统和语境中多半会让人惊讶。从古至今，中国的“笔杆子”都是一个让人敬畏的称号。首先，当一个人坐到了“笔杆子”的位置上，你的地位和待遇是不用愁的——古之所谓“幕僚”，今之所谓“智囊”，都是参机要的人物，谁能够亏待？至于“笔杆子”的作用，国人也早有深刻认识，当年骆宾王替别人草了份讨伐武则天的檄文，武则天看了就责备宰相不该“失此人”，后来有人还把“笔杆子”抬到了和“枪杆子”并提的高位上，说革命就靠这“两杆子”，而一位当代伟人称赞某女作家“纤笔一枝何所似，三千毛瑟精兵”的诗句则更是众口流传。 我原来所在的单位很小，按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顶多只能算一支小而又小的乱笔头，并不能和上面所说的大“笔杆子”——幕僚和智囊们相比，可是这似乎并不妨碍我在那个圈子里收获尊敬和礼遇。和领导一起下乡，别人总要恭维两句，喝起酒来，即使是闹到最凶的时候，别人也会给我留下余地，说是“保护笔杆子”。自然，这尊敬和礼遇中有真诚，也有虚伪。然而不论真诚还是虚伪，我都会大不自在。 我为什么如此厌恶“笔杆子”？现在我已离开原来的工作和生活圈，也许是认真思索一下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我想，我之所以不喜欢“笔杆子”，首先是不喜欢这个称呼。人就是人，怎么会成为“笔杆子”呢？这一称号本身就是把一个活泼生动的人“物化”。其次，当一个人被称为“笔杆子”时，那话里实际上还包含着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即你是有主人的。“笔杆子”如果单独存在，那就是一枝笔而已，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笔杆子具有主体的时候，它才会有令人惊异的力量。那么，我能否成为我自己的“笔杆子”呢？这话有些拗口，实际上很好理解：当一个人仅仅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时，中国人习惯称你为“文人”，绝不会叫你“笔杆子”的，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成为“笔杆子”，你就必须有一个主人，而这个主人还必须是异己者。于是，又自然生发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一个人成为“笔杆子”，而他自己又注定不能做这枝笔的主人时，他还有无独立的人格？大概不会有了，一个人如果长期“顺”着别人的思路想问题，从笔下流出的不是自己想说的话，这样的生活过得久了，他还可能是他自己吗？回忆当初毅然决然告别“笔杆子”的生活，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对丧失自我的前景有着深深的恐惧。 如此说来，我之不做“笔杆子”，是因为自己对“笔杆子”的理性认知，完全没有一点利害关系的考量？扪心自问，我还没有那么“纯洁”。如果考虑到利害关系，我也是决心不做“笔杆子”的，因为我曾经对古往今来大大小小的“笔杆子”们做过一番考察，结果得出了一个与世俗观点迥异的结论：有好下场的“笔杆子”很少。前面说过，“笔杆子”在中国一直有着很受尊崇的地位，但这只是对“笔杆子”这一职业而言，具体到某一个“笔杆子”，或许他的确常常被人捧得很高，但其最终结局却往往并不美妙。无他，“笔杆子”终究只是工具而已，不幸的是，许多“笔杆子”们似乎见不及此。清朝的沈德潜，是乾隆的文学侍从之臣，是常要给皇帝代笔的，也曾经位极人臣，就因为在自己文集中收录了替皇帝代作的诗文，没给天子面子，结果在死后被清算。西方也不例外，那个发明了著名的“剃刀定理”的哲学家奥卡姆与国王结成反对教皇的联盟，他对国王说了句豪言：“请你用剑保护我，我则用笔保护你。”可是不久国王和教皇妥协，哲学家便成为了国王向教皇献媚的牺牲品，被烧死在了火刑柱上，哲学家的豪言也成为笑柄。 在探讨“笔杆子”这个话题时，我常常会想起一个人来。我一直认为，这个人因其才华、私德和那种个性被扭曲的苦闷心境极富代表性，其命运和悲剧，堪称“笔杆子”的命运和悲剧的缩影。这个人就是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早年的陈布雷，是睥睨天下的报界豪杰，他的自述中说“年少气盛，自视若不可一世”，至今尤能想见其风采，可是自从他进入蒋介石幕府后，他的棱角就全被消磨或掩藏了，在外人看来，他的文笔固然从凌厉一变为平实，其人也仿佛修炼成了无私无欲的得道高僧，在陈布雷自杀后，国民党中就有人撰文称赞其“没有自己的得失，没有自己的荣辱，他以领袖的得失为得失，以领袖的荣辱为荣辱，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个境地，乃是由于他的心境的纯洁，毫无私念和私欲”，可在笔者这样的庸人看来，一个品行高洁的人固然可以少点私心私欲，但完全没有自己的得失和荣辱，还能叫一个完整的个体吗？事实也证明，陈布雷即使是在做了“笔杆子”的时候，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笔杆子”这一职业使他不得不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掩藏起来，否则他也不会在一片文恬武嬉中留下“精神之痛苦非言语所能形容”的遗言，而仰药自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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