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之细

文/ 刘一斌

 

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一生的功业之伟，人所共知。我有幸长期在他领导下的外交部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有机会直接或间接接触到他。当时，除参与文件草拟外，我主要追踪文件流程，亲眼看到的他的批件很多。他审批报告特别严格，不仅字斟句酌，精当推敲，而且批改清晰。我有个很深的体会，是思维的缜密和作风的严谨成就了他的伟大。

总理看了简报，指示处分电信局领导

1965年国庆期间，印尼多个代表团访华。我被借调到国防部外事局，去接待印尼国防学会代表团。此间，印尼发生“9•30”事件，代表团闻讯像炸了锅一样。国防学会是印尼时任总统苏加诺的统战组织，代表团里的军、政官员，左、中、右派人士都有。他们对事件的态度不同，反应不一，这使我方在接待工作中感到此事政治性、敏感性特别强。

10月2日下午，我陪代表团的一位陆军上校从京西宾馆去西单电报大楼，为在事件中被杀的6位印尼高级陆军将领发唁电。上校先问北京至雅加达还有无电信联络，营业员冲口便答：“有。”待其持电稿入内拍发时才发现联络已中断，于是迅速转回如实说：“北京与雅加达已中断电信联络。”上校以疑惑的目光看了营业员几眼，悻悻地走了。回宾馆后，按常规，我把经过情况写成简报上交。

深夜3点，外事局李处长把我摇醒，让我看一页纸。朦胧中我一看是我写的简报，便粗略看了一下说：“没错。”李处长郑重地说，总理看了简报，非常重视，指示查证落实后，要处分电信局的领导。我立即彻底清醒，细看了两遍说：“情况就这样。”李处长走后，我再也睡不着了，辗转反侧，揣摩总理为何对这件小事如此重视。后来领悟，总理是担心此事可能引起误会，令对方以为我方营业员前后说法不一，是借故不愿为其发唁电，表现出我国对“9•30”事件的政治态度。

“如此内容，为何用绝密报发？”

通常情况下，驻外使馆每天发回的电报，我们外交部主管人员和中央首长都会在第一时间看到，以便抓紧研办。印尼“9•30”事件后的多日内，我驻印尼使馆发回的所有电报，以及我驻其他国家使馆有关该事件的重要来电，周恩来阅后，就在电报的背面起草复电，再呈报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阅，便于他们核批复电。事后，外交部的部领导才能看到来电和周恩来的复电内容，司、处主管人员根本接触不到。

几年后，我在整理档案时发现，我驻罗马尼亚使馆用绝密电报发回的当地各方人士对印尼事件的反映，周恩来在报头上用重重的笔迹批示：“如此内容，为何用绝密报发？”我思忖良久才意识到，周恩来是要求用更高密级的电报发，以免外泄我国政府对印尼事件的特殊关注度。周恩来高度的保密意识可见一斑。

“等主席醒来，请立即呈批”

1965年10月18日，外交部第一亚洲司组织全司人员到西山“迎新郊游”。当日上午，我驻印尼使馆商务参赞处遭到印尼右派军人的肆意抄砸。他们无端怀疑我商参处藏有援助印尼共产党的武器。我因出差刚回，疲惫不堪，没有去郊游。看到特急电报，知道情况严重，应紧急办理，但与司领导联系不上，自己又无权处理，干急而无奈。

郊游人员回来后，得知发生重大事件，便连夜分头起草处理方案和抗议照会。请示报告呈送周恩来审批后，已过午夜。按毛泽东的作息时间，他已入睡。周恩来觉得不便相扰，便把批件装进信封，注明“等主席醒来，请立即呈批”，即刻送毛泽东处。第二天毛泽东批准了抗议照会，遂于下午递交出去，已属延误一天。

如此严重的外交事件，没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是严重失误。对此，周恩来对外交部提出严肃批评，指出外交部缺乏备战观念。他还强调，对印尼的第一次抗议，“属第一枪、第一炮，必须经毛主席批准。”此后，外交部主管副部长韩念龙多日睡在办公室，司、处领导和全体主管人员，轮流值守在办公室，由此形成了外交部各司值夜班制度。

总理记得是18日，你们再好好查对一下

印尼“9•30”事件发生后，尽管新华社在雅加达设有分社，但国内媒体一律转述外电消息，以示我国对事件的客观立场。印尼右派媒体和军人则大肆攻击我国涉嫌支持事件，干涉印尼内政。克制了近两个月后，我们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摆事实据理驳斥对方的谰言。文中指出，印尼事件发生后，中国客观了解事实真相，冷静观察事态发展，转述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新闻报道，一直没有倾向性立场，直到10月18日印尼军人冲砸我商参处，我们才第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提出强烈抗议。

我们在草拟备忘录时，错把18日写成20日，经逐级审批上报均未发现，最后还是被细心的周恩来发现了。他指出，第一次抗议照会的日期应是18日，不是20日，并让外事秘书钱嘉栋核查。我当晚值夜班，接到钱嘉栋的电话，匆匆翻查了一下资料，便肯定地回答：“没有错，是20日。”钱嘉栋耐心地说：“总理记得是18日，你们再好好查对一下。”放下电话，我仔细查阅了照会批件和剪报资料，发现果然错了。照会是周恩来18日审批，19日递出，20日见报。我们错把见报日期当成了照会日期。我赶紧打电话报告钱嘉栋。

这是一个严重错情，若不是周恩来把关，对外定会造成不良影响。这让我极为内疚，此错在我。在起草文件时，错误日期是我提供的。第二天，全处开会，集体检讨，除对周恩来的高度责任感和惊人记忆力表示无比钦敬外，都表示今后要树立极端负责的工作作风。周恩来日理万机，竟连一个具体日期都记得如此准确，使我终生难忘。

仅在“Chna”中间加了个字母“i”

1974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根据国际和东南亚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在东盟国家中率先与我建交。建交谈判总体顺利，包括马共等马方有疑虑的问题，都获解决。最后，在“中国”的外文名称上，我方内部发生尖锐分歧，建交协议无法签署，拉扎克访华的具体日期也定不下来。

马来人和印尼人同文同种，过去两国称中国为Tiongkok（中国）。中国和印尼交恶后，印尼改称中国为Chna（支那）。这是日本侵略印尼时对华人的蔑称。显然印尼的行为是不友好的。马来西亚和印尼协议统一文字规范后，也称中国为Chna，故其交我方的建交协议马来文文本中，也使用了Chna。我方几经提出用Tiongkok为宜，而马方则申诉了种种为难。为了建交大局，外交部拟作让步，却遭到一兄弟单位的坚决反对。他们据理力争，一再强调事情的严肃性和负面影响，且牵扯到建交后两国来往文书问题。两家单位多次商讨，文来信往，难达一致，不得不由外交部将两种意见同时上报，由中央裁决。

当时，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入院手术治疗，国务院常务工作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李先念收到请示报告后批示：“这个问题我不懂，请总理审批。”周恩来抱病在报告上批了长长的一段话，从中国在世界上的名称的由来、演变，直到现在世界统称中国为China的缘由，说得非常清楚。最后批示，建交协议中用China，建交后两国来往文书的马来文文本中，我方用Tiongkok，马方用China。我方将此意见打过去，对方欣然同意。两国顺利建交。周恩来仅在Chna中间加了个字母“i”，问题就迎刃而解。用China，世界通行，且符合英语是马政府工作语言的实情。此事不仅显示出周恩来的渊博知识，也看出他思维的灵活与细密。

我们的“一字之师”

外交工作时间性很强。大多数上呈报告和电报都是“急件”“特急件”，甚至“特急提前”。过去没有电脑打字，所有文件均由文印处排版铅印。实在来不及，就只能手抄，有时连誊清的时间都没有，只好使用手写草稿。有一次，我们上呈一份手书报告，其中把没有简化字的“藏”字写成已习以为常但不规范的简体字，部、司领导均未发现。周恩来审批文件时发现了，旁批“仓颉造字”四字。批件退回后，大家争相传看，纷纷赞叹总理批阅文件的仔细，以及总理借以教育下属认真运用规范化简化汉字的良苦用心。自此大家都称周恩来是我们的“一字之师”，抄写文件都格外用心，没有把握时，就查阅字典或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简化汉字表。

不要用“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这类话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我国在外交工作中，发生一些“左”的偏向，对事件的处理和交涉的用语，常常缺乏应有的节度。在与印尼的照会战中，我方照会的第一稿多由我起草。为了增强气势，且受“文革”氛围的影响，有时不免用些斗争性强烈的红卫兵语言。司、处领导在审批修改时，把一些过分激烈的词句磨掉，但尽量保留其中蕴含的锐气。

一次，我在一份抗议照会中用了一句“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周恩来审批时，把“惹”字改为“欺负”，成为“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一字之改，使语义境界大为提高。“不好惹”是当时典型的“造反派”语言，显得强势，比较解气，痛快淋漓，但也给人一种强悍、矫情甚至蛮横的意味，用在政府对外文书中确属不当。后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还提到此事，强调对外交涉和抗议文书中，不要用“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这类话，还是用“不好欺负的”比较好些，不要给人一种似乎中国人不讲道理的感觉。

周恩来之细，来自他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来自他鞠躬尽瘁、无私忘我的高尚品格，来自他认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他精细的工作风格给予我深刻的教育，成为我永不磨灭的记忆。

（作者系外交部退休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