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中国经济全面进入新常态。如何认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1月10日,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在中央党校举办了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任务研讨会。现将会议观点摘要刊登。
平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
2015年宏观经济难题之一就在于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关系。稳增长、调结构是近几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主题,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艰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2015年宏观经济面临三大风险、六大挑战。2015年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关键一年,由旧的经济发展状态向新常态过渡不可能一帆风顺,最需要避免的就是青黄不接的三大风险:第一,增长速度换挡可能出现的熄火风险。第二,发展动力置换出现的新旧动力接续不上的风险。第三,发展体制转轨中出现的政府不会干、不想干的风险。六大挑战为:第一,房地产常态化后的低增长。房地产投资高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将迎来一个正常水平的房地产投资时期,而房地产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其低水平增长将对2015年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第二,全球价格下行通道中的低通胀。2012年以来,我国CPI进入2时代,2014年下半年更是连续下行,最低为1.4%,PPI则连续34个月负增长。物价连续低迷对投资、消费、收入、债务都产生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物价低迷与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负增长联系在一起,尤其要防止生产和价格、通缩和债务之间的恶性循环。第三,就业的阶段性萎缩。近几年就业持续繁荣,但能否在未来持续,值得警惕。从2009年开始就业已经经历了六年的上升周期,会不会迎来一个下降?而且当前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指数已经持续低于50的荣枯线,就业萎缩风险存在。这几年就业岗位增加很大程度上靠服务业,但服务业的稳定性比较差,要关注就业波动风险。第四,金融“融而不通”带来的融资约束。美元升值、美国加息、新兴市场波动导致资本外流,存款分流、不良率上升导致银行不愿意贷款,刚性兑付的突破加大风险意识约束资金供给意愿,这些因素都将增强融资约束。2015年金融领域最大的风险是经济下行和金融供给、金融需求之间收缩性循环,经济下行导致金融供给主体不愿意发放信贷,信贷萎缩又反过头来影响经济下行,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的收缩性循环。第五,企业面临“三座大山”重压。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三座大山严重影响了企业活力,使很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既挤占了社会发展资源,又创造了低效的经济成果。第六,刺激效应递减。随着不断对经济施以刺激,刺激的效果正在衰减。2005年1元社会融资可以形成2.59元的资本形成,2013年已经下降到1.62元。增加1块钱的GDP,2007年只需要2.24元的固定资本形成,现在需要5.68元,这都意味着经济刺激的效应在不断衰减。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策上应该怎么办?目前学界对此颇有争论,有的认为要抛弃对速度的关注,一心一意调结构,有的认为当前经济已经相当危险,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稳定增长。我们认为还是要回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如果说前些年我们在调结构上倾注了更多的精力,那么今年提出这一命题意味着我们要稍微向稳增长做一点倾斜。当然,这种简单的平衡是不解决根本问题的,真正要平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关键还在于改革。 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仍然巨大。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来看,中国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以中美为例,以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中国仅仅是美国的7.8%,即使以2011年不变价格(国际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中国也仅是美国的22%。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各项要素潜力也是巨大的。从人口来看,虽然最近几年大家都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但是中国劳动效率的提升大有空间。按2013年可比美元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中国是19666美元,大体上是卢森堡的17.65%,德国的24.61%,美国的17.11%,日本的26.14%,仅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可以使中国经济规模再扩大几倍。从资本来看,虽然中国投资规模已经巨大,近几年投资效率也在下降,但我国投资效率仍然在国际大国经济体中处于较高水平。从增量资产产出率来看,中国是5.68,美国是7.31,日本13.69,印度7.41,巴西7.94,增量资产产出率越大,投资效率越低,这说明中国目前的投资效率不仅与发达国家比有优势,与发展中大国比也有优势。而且,虽然中国资本形成总量很大,但人均资本形成规模小,2013年中国人均资本形成只有1739美元,美国是8961美元,韩国、日本、德国等国大体在6000~7000美元之间。这说明中国投资空间仍然存在。从技术上看,创新潜力也是巨大的。2013年我国R&D人员总量36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2014世界知识产权指数》报告显示,2013年,全世界共提交了约257万件专利申请,其中中国82万多件,占全球总量的32.1%;美国57万多件,占22.3%;日本约32.8万件,占12.8%。这些人才和技术如果能够和经济发展无缝对接,将形成对经济发展巨大的推动力。 以上数据充分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巨大,各项支撑要素潜力巨大。当前的关键就是如何把各项要素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这种要素潜力的发挥,活力的迸发,只有靠改革。因此,2015年宏观经济政策上平衡好稳增长和调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着力:第一,围绕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改革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发展,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改革既要着力长远,又要着眼当前,由于2015年稳增长的需要会更加突出,建议在2015年围绕稳定增长促进发展尽快推进一些改革。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前应尽快推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各项改革,推进更好发挥各类企业积极性的改革,推进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各项经济增长要素相关的改革,使各项要素、各个主体能够释放新的活力来推动我国在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仍能保持持续的中高速增长。为此,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推进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改革等。第二,服务改革这一主题稳定经济增长。当前稳增长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经济增长本身,稳增长的意义也在于为改革创造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当前舆论很多时候把稳增长与调结构对立起来了,似乎一稳增长,政府就不会花力气去调结构,去推进改革了,实际上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可以齐头并进的。2015年要积极关注宏观经济数据变化,根据形势变化采取更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和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上,增加支出、降低税收、增加债务,在货币政策上,适时降准、降息、降低汇率都可以作为适宜的政策选项。作者:陈启清
推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平稳发展
当前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房地产市场运行出现新特征:一是房地产市场总体需求进入新阶段,市场销售遇到居民收入约束难题,维持行业高投资面临新困难,市场价格下行调整成为必然趋势。二是房地产业发展新阶段,房地产行业竞争更加激烈,行业竞争市场出清倒逼经营提升,过去盲目圈地扩张型的粗放竞争将转向品牌质量效益全业态型的综合竞争。三是政府房地产调控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政策重心将由直接干预行政管制转向保障公平可持续政策新常态,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将由以往的支柱型产业发展为重要基础性产业。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进入现行高价位下的总量短缺向相对过剩、短缺经济向质量经济提升的跨阶段转型时期。笔者对现阶段政府房地产公共政策形势作出如下判断:一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初始“市场化”政策红利期结束,压抑50年之久的市场化动能释放完毕,全国城镇住房总量严重短缺时代基本结束,供给短缺型条件下的高速增长情形进入尾声,未来房地产行业发展步入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正常增长水平。二是住房投资投机性需求遇到不动产登记和房产税预期的正面阻击,非规非法性持有房产需求面临反不廉洁依法治国的制度规制和市场出清压力,无论财产是否合法、不论市场价格高低、是否实际居住的投资投机炒房暴利时代已经过去。三是中低收入人群刚性住房需求遇到自身难以逾越的收入硬约束瓶颈,在平米住房价格水平远远超出家庭人均收入支付能力的情况下,没有国家财政、金融、税收、土地出让等优惠条件大力度支持,目前高房价约束下的刚性住房需求难以继续增长下去。 2015年,我们要提高房地产行业发展理性思维与战略应对能力。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但与其他任何产业发展一样,房地产行业发展也有其相应的边界、底线和自身难以克服的障碍。作为房地产市场的责任主体——房地产企业、居民和政府,都要摆正心态,不能无限夸大和盲目崇拜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城镇化中的作用。房地产行业发展一定要与本地工业化进程、城镇化实际、人口规模、居民收入、区域优势等客观因素相结合,因地制宜、综合考虑、稳妥发展。 中央政府政策调控部门,要把防范和化解房地产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任务来抓,密切关注负债率过高的房地产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的投资经营行为,引导房地产业理性思维、理性投资、理性经营、理性发展,严密防范发生系统性、全局性房地产金融风险,严格管控各种非法涉房金融诈骗活动,密切防范地方政府土地性财政危机,推进国家房地产行业和市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者:田应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