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乡镇工作的困惑与思考 旷立伟 乡镇作为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中我国农村最重要的窗口、最敏感部位、最大的试验区和最险的风尖浪口,历尽了改革的种种矛盾和压力,习惯了改革的种种痛苦和困惑,承接了改革的多重艰难和试验。现在农业税减免了,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农民的日子也好过了,但乡镇干部却普遍感觉基层工作开展的艰难。 一是乡镇职能转变难。全国取消农业税,从理论上说,乡镇的职能应该为镇村社会提供适合规模范围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执行从中央到地方布置下来的各项任务,但乡镇面临的却是减少财政负担,由全能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可是“减员”没“增效”乡镇孤军深入,“自费改革”流于形式,由此而来,乡镇对于经济发展、科技服务以及农村纠纷调解和各种社会事务的处理解决等都是束手无策,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适用,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矛盾,必须转变观念,重新寻找工作重心点,立足实际,为民服务,如“三农”方面要“促农增产”变“促农增收”,要“催耕催种”变“市场需求、自主种植”。 二是乡镇工作运转难。我镇由县委、县政府下达完成全年财税任务数为151.79万元,其中国税是20.2万元,地税是85.89万元,社会抚养费是45.7万元,按理说,乡镇机关干部吃财政饭的是由上级财政部门按月保障祼体工资发放,但现在取消了“三提五统”,全免农业税,实行转移支付,县拔给镇里的转移财政预算经费只有30多万元,而镇里面上全年的各项支出需80多万元,还有其他不可预料的费用支出40余万元,那么本级财政缺口达近百万元,实际上镇级财政名存实亡,本级财政预算也随之形同虚设,各乡镇度日如年。一是错位的成年负担,所有的一揽子都压给乡镇一级,改革切断了乡镇经济来源,也遏制了农民负担产生之源,这是必由之路,但中央用转移支付来解决乡镇改革之后的生存发展所需,到乡镇运转和服务于农的是层层分羹,到头是名声大,雨点小。二是“包袱”推给乡镇,财职权由省、市、县管,“事、干、责”由乡镇承担,因此一切开刀拿乡镇,改革成效甚微,乡镇巍然不动,有怨无言。三是各种债务转移由乡镇、村来“兜底”,消赤、减债流于形式,我所在的乡镇农电、水利、道路、乡镇企业等社会债务达1800多万元,乡镇变成了农村债务的大集装箱。四是改革矛盾和震荡推给了乡镇,最头痛的如信访人员赴省、市、县的,上级通知乡镇去领人,还有跟踪、全陪、监视工作,上面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责任在乡镇,大多数上面“点菜”,下面“买单”,成本全由乡镇承担,我镇今年仅此一项就花费不少。五是强调问责、追责,而没有适合于农村和农民实际的法律手段和执法队伍支持,乡镇去履行职责,使乡镇一级赤手拳面对复杂多变,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长期游走在政策的边缘和践踏政策和法律高压线的危险,因此乡镇使用的是软手段,大多又情不奈何,“过去无法我有法,今天有法我无法”,如我镇一个村地质灾害发生,一切愤懑怒气冲向基层政府,挨骂、受辱、被打甚至冲击机关院区,所有这些都令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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