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志红：当前经济问题的核心与出路

      根据10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4%，比二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涨幅回落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6.1%，涨幅回落1.2个百分点；CPI同比上涨2.1%，涨幅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CPI同比仅上涨1.6%，创56个月来的新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仍在放缓，这凸显了“三期叠加”和结构调整的阵痛，也增加了人们对未来经济形势的担心。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着通货紧缩的风险。
　　可以肯定地讲，目前的经济状况，虽不能完全排除短期扰动因素，但深层根源还在于我国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从需求结构上说，我国经济长期靠投资（出口）拉动，消费需求不足；从供给结构上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二产业占比过高；从分配结构上说，政府和企业份额过大，居民收入增速滞后于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GDP增长，城乡差别大，贫富分化严重；从融资结构上说，地方财政融资平台、大型垄断企业和房地产业占用了大部分信贷资源，而实体经济、中小企业饱受融资难融资贵之苦等等。当前的经济表现，主因是这些长期性、结构性因素，而非短期性、周期性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自始至终的主要拉动因素是投资。出口也曾一度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扩大出口也要增加投资。问题就在于，当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GDP跃居世界第二之后，这条路再也走不下去了。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体量太大，产能太高，没有人能消化得了，中国自身做不到，世界也做不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出口长期不振，将问题集中暴露了出来。中央政府强力干预，扩大投资，试图把国外消化不了的产能转到国内来消化。表面看好像解决了问题，实际上是掩盖了矛盾，低水平重复投资，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因为投资毕竟是中间需求，最终还要形成产能。扩大投资固然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但又会进一步加剧明天的产能过剩，必须靠更大力度的投资来消化。这就好比把大家放在一个大轮盘上，轮盘的转速必须不断加快，最终会把所有的人甩出去。
　　长期中，单纯的投资拉动不可持续，必然会撞上天花板。中国经济已经处在这样的拐点上。一是出口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了，国际市场容不下，巨额贸易顺差结汇给国内造成的货币供给压力也受不了；二是国内钢铁、水泥等十数个行业全面过剩，产能利用率低于国际公认水平，化解产能过剩的压力很大；三是中国正在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新增劳动力绝对量减少；四是资源环境刚性约束加强。针对这些情况，中央提出，要扩大消费需求，推动需求结构的转型，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惠及老百姓的生活，同时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支撑。但经济学上的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要用真金白银来背书的，这就需要增加老百姓收入，调节收入结构和分配结构。一个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消费必然是畸形的：大部分人无钱消费，总体消费不足；少部分人高档消费，奢侈消费过度。因此，扩大消费需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同时也要在一次分配中，向劳动适度倾斜，增加劳动要素的收入占比。一般说来，第三产业、中小企业的就业弹性高，对优化初次分配的效应比较明显，但发展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又会遇到另外一些复杂的问题，包括金融供给结构等。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组问题。这些问题相互勾连，形成了一个连环套，这正是问题的难解之处。
　　中国经济的不协调由来已久，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有加剧之势，其根源在于政府太强势，资源配置的能力过强，对市场机制形成抑制。我们的政府是发展型的大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4万亿刺激政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为了早出政绩、增加产值，政府强力推动，竞相招商引资，往往就是上项目、批土地，忽视价格信号和资源承载能力，加剧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环境破坏。为了支撑不断高涨的建设热情和建设支出，政府又利用其土地市场垄断者的地位，拉高地价，推动了房价上涨，迟滞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房价上涨吸纳了大量社会流动性，助涨了资产泡沫，蕴藏着金融风险。银行看中了政府手中的强大资源，将大量贷款投向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加剧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政府权力过大，引发了寻租和不廉洁，跑政策、跑政府能赚大钱，很多人就不会跑市场、搞创新，因而创新活力不足，资源能源消耗过大，逼近了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底线，又造成了一系列复杂的民生问题和生态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脱胎于计划经济，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也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它确实也是许多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谓切中要害。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唯有继续推进改革。在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进程中，一系列改革措施密集出台，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宏观调控方式、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启动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等。所有这些举措，对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都是必要的，但显然还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有一段很长的改革之路要走。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所写的：“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和长期的准备。”
　　繁荣总让人忘记忧愁。当中国经济还在快车道上疾驰时，所有潜在的不适都显得不足挂齿，但今天再也不能等闲视之、贻误时机了。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在结构，根源在政府，出路在改革。唯有继续深化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才能从根本上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作者：姚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