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异军突起

词的异军突起

王一端

    词又称曲子词、长短句、诗余，是诗的别体，是配合乐曲而填写的歌诗。

    关于词的起源，是词学史上历来有很多争论的问题。有的说诗词同源，有的说源于汉乐府，有的说产生于齐梁时代，有的说产生于初唐等等，定论难一。对此，我想谈三个方面的认识：词的“四个渊源”；词的“三个发展阶段”；词的顶峰时期“四大标志”。

    一、词的“四个渊源”

    1、中古时期以来的杂句铺垫。我们知道，词相对整齐划一的诗来说，又称长短句。其实，长短句形式在诗经里就已经出现了。两汉时期的乐府诗，也不乏长短句的形式。到了隋代及初唐，其传世作品虽然有限，但也看出其开始呈现发生、散在的创作状态。到中唐，有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从事填词，这种文体的写作才从偶发走向自觉。

    2、燕乐的孕育。公元384年，后梁吕光通西域，带回琵琶、羯鼓、腰鼓等大量西域乐器，有弹弦乐器，也有击打乐器。随着隋唐的逐渐强大，世界各地新的音乐也随之大量涌入中原。中原音乐在吸收胡乐成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燕乐”，也称“宴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主要用于歌舞娱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但是，它具有丰富的乐调和强烈多姿的抒情意味。有乐有曲，一般也就相应地需要与之相配的歌辞。词正是在燕乐的这种需求下产生，也就是词随燕乐而起。

    3、民间文学的积淀。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它最初广泛流传于民间，俚俗粗鄙乃是其天然倾向。既然来自民间，其作品难以引起重视，民间词绝大多数都已亡佚了。19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敦煌鸣沙山第288石窟（藏经洞）里，发现了几百首抄写的民间词。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为研究词曲的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敦煌曲子词几经词学家整理，作品计1200余首。但一般论敦煌曲子词者，仍以具有调名、合乎词体的为主。

    4、诗歌演变的催生。诗歌发展到了晚唐时，古体律绝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诗人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于是便由诗歌这样一种整齐划一、四平八稳的格式逐渐走向参差不齐的新道路，形成“长短句”的新体式。这样一种长短兼有的句式，就能够有效地弥补诗歌表达不足的缺点。

    二、词的“三个发展阶段”

    1、孕育阶段。该阶段应该追溯到隋代。据有关资料，隋代已有入词的曲调产生，但其词作却未能保存下来，人们仅能从某些打有隋代印记的词牌名称上，去辨认它们的产生。

    2、发展阶段。词的发展阶段应该追溯到唐代。唐代有太常曲和教坊曲之分。太常曲是太常寺下属大乐署的供奉曲，为朝廷正乐，不容杂曲小唱一类俗乐。开元二年，喜爱俗乐的唐玄宗，“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自此教坊成为女乐和俗乐集中地。它创制了许多新乐曲。来自民间和来自各地方的乐曲，也总汇于教坊，并通过教坊，加速了其在社会上的传播。唐五代所用词调，总共一百八十个调左右，半数皆可见于《教坊记》的曲名表中。说明以教坊为代表的俗乐机构，以及以教坊妓为代表的歌舞艺人，在众多曲调的创制、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到了五代时期，孳生出词的乐曲，主要是短小轻便的杂曲小唱。这些乐曲小唱的产生，与唐代设置教坊有一定关系。当时，通常称“曲子”或“曲子词”。它在体制上，与近体诗最明显的区别是：有词调；多数分片；句式基本上为长短不齐的杂言。这些异于一般诗歌的特点，是由它“排比声谱填词，其入乐之辞，截然与诗两途”（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五）所造成的。所以词最根本的发生原理，也就在于以辞配乐，是诗与乐在隋唐时代以新的方式再度结合的产物。五代十国时期，倚声填词已尉为成风，词开始兴盛。西蜀与南唐二地，经济文化最为发达，成为词人汇集的两大基地。西蜀词人的词大多收集在《花间集》里。同时，这期间还出现了韦庄、李璟、李煜、冯延等词坛名人。

    3、鼎盛阶段。词产生后，经过长期不断地发展，到了宋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或者说达到了顶峰，故俗称“宋词”。宋代许多文人喜好填词作曲，对推动词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宋代词的作者、作品及素质远超前代，使词异军突起，成为继唐诗之后又一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形式。

    三、词的顶峰时期“四大标志”

    我们之所以说宋代是词的鼎盛时期，也就是说词的发展到了它的顶峰时期，主要有四个标志：

    1、词的文体真正确立并得到发展。宋词有曲、杂曲、曲子词、乐府、琴趣、乐章、长短句等称谓。因曲调节拍的不同，又区分为令、引、近、慢等。令或称小令，慢词也作长调。词的分段称为分片，词除单调之外，一般都分上下两片，慢词也有分成三四片者。对于宋词，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每首词都有一个调名，叫做“词名”，依调填词叫“依声”；二是词的别名为“长短句”，而在唐代，长短句还是一个诗体名词，这说明诗词已经成为一种完全独立并与诗体相对立的文学形式。对此作出卓越贡献者是苏轼。苏轼有意利用词在语言形式上的某些特点，而自由畅达地表现人生中各种各样的生活情趣、生活感慨，不仅把本来属于诗歌的“言志”内容写到词中，而且把诗里已经出现的散文句式、语词也用在词里，使词的内容更加丰富，也使词的形式技巧发生了变化。另外，在苏轼之前，音乐是词的生命，音乐的特性重于文学的特性，因此协律合乐是填词的首要条件。苏轼第一次使词从重乐的框框中摆脱出来，使词与音乐初步分离，使词首先成为一种文学体裁，而不再是音乐的附庸，从而使词在文学史上有了独立存在的地位。这种文体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也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养分。直至今天，它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人们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

    2、词在宋代蓬勃发展、经久不衰。宋代自960—1279年，跨度达300余年。其间，词在文坛上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北宋伊始，词已经振翅起飞，但其主流依然是沿袭晚唐五代，以描写艳情为主，吟风弄月，陶冶性情，题材多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受到主流倾向的渗透，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就连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一开始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因此，它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等，都是对宋词这种创作倾向的归纳。但是，他们注重词的抒情性与音乐性，刻意求精，使词的形制更加丰富，语言更加精炼，意境更加深婉，风格更加细腻，音律更加精美合乐。后来，苏轼、柳永等人，从词风词境入手，“去俗复雅”，开始词体的变革。范仲淹的《渔家傲》和王安石的《桂枝香》，大笔淋漓，墨浓意酣，词调慷慨苍凉，境界开阔悲壮，感情抑郁深沉，揭开了豪放派词作的序幕。后来，南渡后的词作者，在各自不同的创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态度与方法进行创作，为宋词的继续发展发挥了各自不同的作用。李清照的词是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生活际遇、思想情感，呕心沥血创作，为南宋词人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中期之后，一代之雄辛弃疾和姜夔等人，形成了宋代词的又一个繁荣时期。整个南宋词坛，主要有两种创作趋向，并形成两大派系：一是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二是注重词艺音律的精严，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强调词的协律可歌。前者是骚人志士的“诗化”词、“豪气”词；后者是知音识律者的“乐化”词、“风情”词。前者以苏轼为宗，后者以周邦彦为祖。其中周邦彦的重音律、重法度、言恋情、善咏物，以及自我化、雅化的词风，给宋词带来了很大影响。

    3、大腕词人群蜂起。宋代的词人，可谓群星灿烂，大家纷呈。其间，先后涌现出了六代词人群：

    第一代词人群以柳永、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等为代表。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是动摇了五代以来由红粉佳人一统词坛天下的局面，开始出现了男子汉、大丈夫，男性形象进入作品当中，也为后来的豪放词打下了基础。

    第二代词人群以苏轼、黄庭坚、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等为代表，还有王安石、晁补之、陈师道等。这代词人的创作历时达半个世纪，成为宋词的第一辉煌期，显示出百花齐放的情境，同时也是豪放与婉约两派并立的开始。

    第三代词人群以叶梦得、朱敦儒、李清照、周紫芝等为代表，其中李清照成就最高。这一时期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也就是北宋灭亡时期，当时的词人分成了三个创作流派：一为愤世与救世的志士词人群；二为遁世与玩世的隐士词人群；三是颂世与喻世的宫廷词人群。

    第四代词人群辛弃疾、陆游、张孝祥与姜夔为代表。这是宋词的第二辉煌期。此时已经是南宋时期，词依旧传承豪放婉约，其中以辛弃疾为首的一派秉承苏轼的豪放一脉，而婉约代表姜夔则师从周邦彦。

    第五代词人群以戴复古、刘克庄、吴文英为代表。这一阶段的词人是“江湖词人群”，其心态是灰心与绝望。这种情绪来源于对国家和个人前途的无能为力。他们把这种情绪付诸于笔端，尽情宣泄，但从此宋词已经渐露衰微的苗头。

    第六代词人群以周密、刘辰翁、蒋捷为代表，属于“遗民词人群”。此时已是南宋灭亡时期，词的创作上没有太大的开拓与创新，只有融合与深化。这一时期，既是多种词风的融合期，也是词史高峰的结束期。也就是说，自南宋灭亡、宋朝结束后，词的辉煌就已过去，但它为后来出现的新文学体裁——元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财富。

      4、词作品的灿烂辉煌。

    词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宋代的词作品，可谓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它的大体容貌，可以从《全宋词》略窥一斑。这套大型词集，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词作，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至于后来的《宋词三百首》，有多个版本，其中朱孝臧版本的《宋词三百首》，数量适中，亦较精粹，大抵宋词专家及其代表作品俱已收录，不失为一部较为精到的选本。更难为可贵是，宋代的许多词作，成为累世不衰的传诵名作，如苏轼的《水调歌头》《赤壁怀古》《江城子》《定风波》《水龙吟》、柳永的《雨霖铃》《八声甘州》、欧阳修的《浪淘沙》《诉衷情》《蝶恋花》、陆游的《卜算子》、姜夔的《暗香》《疏影》《翠楼吟》、晏殊的破阵子》《浣溪沙》《踏莎行》、晏几道的《临江仙》《鹧鸪天》、秦观的《满庭芳》《踏莎行》《鹊桥仙》、李清照的《如梦令》《醉花阴》《声声慢》、辛弃疾的《永遇乐》《摸鱼儿》、岳飞的满江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