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次的管理者需要具备决断能力 在“三国”人物中,袁绍是好谋无断的典型。当他刚起兵不久,他的主要谋士沮授就建议他:“今州城初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 (聚集军事力量)以讨不庭(不向邺城称臣的人),谁能御之(阻挡)!”袁绍的另外两个谋士郭图、淳于琼反对说:“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动不动就得上表请示),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这正好迎合了志大才疏的袁绍的心理,得到他的采纳。结果曹操抢先一步,把皇帝劫持到许都,使袁绍陷入政治上被动的地步。《三国演义》中还有两个情节。当曹操带领20万大军,兵分五路到徐州攻打刘备时,刘备致书袁绍向他求救,袁绍的谋土田丰提出乘虚袭击许昌的建议。袁绍却为小儿子生了疥疮而愁得“形容憔悴,衣冠不整”,心灰意懒地叹道:“我将死矣”,“吾有何心更论他事乎”,决意不肯发兵。气得田丰以杖击地,跺脚长叹:“遭此难遇之时,乃以婴儿之病,失此机会!大事去矣,可痛惜哉!”。在官渡大战之前,许攸根据曹操后方力量薄弱的情况,又一次提出袭击许都的方案,同样被袁绍拒绝。就这样,袁绍总是象出洞的老鼠一样,东张西望,犹豫不决,丧失了许多本来可以夺取战略性胜利的大好时机,让曹操从容不迫地实施自己的一个个方案,直至最后消灭自己。 与袁绍无独有偶的另一个笨伯叫何进,《三国演义》 开篇不久就描写了这位宫廷政变中的悲剧人物。当时他执掌着朝廷大权,剪除一小撮宦官本是小事一桩。但仅仅由于他妹妹何太后的阻拦,他就束手无策,下不了决心。这时袁绍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秘密召集外地将领举兵进京,逼迫何太后诛杀宦官。主薄陈琳表示反对,他建议何进当机立断,迅速行动。如果召来外兵,等于引狼入室。曹操认为问题更简单,把几个为首的宦官抓起来,交给狱吏审明罪行,依法严惩就行了,“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 对于这些意见,何进不认真分析,反而斥陈琳的意见是“懦夫之见也”,说曹操的主张是“怀私意”,唯独对袁绍的“引狼入室”的建议倍加赞赏,夸曰“此计大妙”,并星夜派人往各镇引兵,造成了不堪设想的后果。当时的凉州刺史董卓,早已对中原地区虎视耽耽,怀有吞并的野心,得诏后正中下怀,乘机率兵入关。御史郑泰又一次劝何进:“董卓乃豺狼也,引入京城,必食人矣。”何进回答:“汝多疑,不足谋大事。”卢植也反对道:“植索知董卓为人,面善心狠,一入禁庭,必生祸患。不如止之勿来,免致生乱。”对于这些正确的意见,何进仍然充耳不闻。于是郑泰、卢植弃官而去,朝廷大臣跟着去者大半,以示反对。昏庸无能的何进仍不知醒悟,竟派人到渑池迎接董卓。没过几天,何进召董卓等进京的消息果然泄漏,十常侍先下手为强,把何进赚到宫里,关起门来砍为两段。何进部将便在宫门外放起火来,袁绍、曹操带兵攻入宫中,不分青红皂白,见到宦官及其家属便杀,“多有无须者误被杀死” 。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场外戚与宦官的厮杀刚刚结束,董卓便乘两败俱伤之机;轻而易举攫取了朝廷大权,并纵兵在洛阳奸淫掳掠;到处烧杀,百姓纷纷逃难,繁华的洛阳被践踏得残破凄凉。从此,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军阀混战益演愈烈;正如曹操曾预言的:“乱天下者,必进也。”何进当断不断,断而有错,不仅自己受其乱,而且开启了数十年战乱的祸端。 历史的教训,值得现代的管理者深刻反思;他警示人们,管理者必须敢于决断,善于决断。管理者的决策总是针对着一定时空和一定条件的。这不仅要求决策方案的制定要有创造精神,而且要求决策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要讲究时效。同一个方案,早制定、快实施,可能得到巨大的效益;晚制定、慢实施,就可能减少效益;甚至适得其反,因为它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凭借。 迅速的决断不仅可以抓住最好时机,而且可以冲破传统的消极观念,教育那些暂时不理解者,极大地动员下属的热情,坚定下属实施方案,争取胜利的决心。要使别人坚定,首先得自己坚定。决策者在关键时刻模棱两可,优柔寡断,就要涣散下属的情绪,瓦解队伍的士气。 “敢断”、“善断”来源于决策者的魄力和鉴别力。大事当前,如果象袁绍,何进那样,缺乏进取精神,没有独立的见解和判断力,就会畏首畏尾,逡巡不前,就会人云亦云,成为下属意见的“墙头草”,沦为别人意见的俘虏,糊里糊涂地铸成大错。 摘自《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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