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赏析

  原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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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

  庆历四年春天，滕子京被朝廷降职，调岳州任知州。到了第二年，政务通顺、社会安定，许多废弛的事都兴办起来，于是重修了岳阳楼，扩大了原来的规模，把唐代名人和如今名人登楼写的诗赋刻在了楼上。嘱咐我写文记述这件事。

　　我看，岳州的美景，就在洞庭一湖。这湖连着遥远的大小群山，吸纳着长江的源远洪流，浩浩荡荡，广阔得无边无际；早晨的阳光、晚上的月夜，景色千变万化。这就是从岳阳楼上看到的雄伟景象。这些，在前人的诗赋中，已经描写得很详尽了。然而北往南来的迁客、骚人都会聚在这里，他们看到这景物所产生的心情，难道会是一样而没有什么不同吗？不会的，肯定会因景色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若是遇到连绵不断的雨下个不停，一连几个月都不晴朗，阴惨的风狂号、浑浊的浪腾空，日月星辰都隐去了光辉，高山也没了身影，行者、旅客不能行动，船桅倒了，船桨断了，傍晚天昏地暗，只听到猛虎怒吼、猿猴悲啼。这时登楼的迁客、骚人们就会产生或者想到自己离开朝廷，或者怀念家乡，或者担心遭人诽谤，或者害怕受到讥讽。总之，只觉得眼前一片凄凉，感慨到极点而不禁悲伤。

  至于赶上春光晴和、景物鲜明、风平浪静的日子，水天相映，上下一片澄碧、无边无际；沙鸥时飞时聚，鱼儿游来游去；岸边的香草和小洲上的兰花，香气浓郁、长势茂盛；有时大片烟雾消散，浩白的月光照得很远很远；微风时月色在水面金光闪闪，风静时月影如美玉沉入水中；渔歌答问，渔船点点，此间乐趣，无际无边。登楼的迁客、骚人们，面对此景，也顿觉心旷神怡、得失皆忘，喜气洋洋。

  唉！我曾经探求古代仁人的心情，也许和上述迁客骚人那两种心情是不同的。古仁人的喜悲心情不决定于环境或个人情况的变化，他们不会因为环境的好坏或个人的得失而改变自己的喜悲之情。既不会因外界事物的影响而或悲或喜，也不会因个人处境的好坏而或喜或悲。古仁人们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他们从来都是：身居远离民间的朝廷时，忧虑着民间的疾苦；置身远离朝廷的民间时，为国家前途担忧。这真是在朝廷也忧、在民间也忧呀！既然这样，那什么时候才乐呢？大概一定是：忧在天下人之前，乐在天下人之后吧！唉！如果没有这种先忧后乐的古代仁人，我还能向谁学习呢？

　　（此文写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董树荣译）

  赏析：

  探求“仁人之心”，弘扬“仁人之志”

　　《岳阳楼记》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代表作，也是历代描写岳阳楼诗文中最著名的一篇，虽历经千载，依然震撼心灵，催人奋进。然而，感动历代文人志士的并不是岳阳楼那“衔远山，吞长江”的恢弘气势，也不是“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诗情画意，而是范仲淹在文章中所探求的“仁人之心”、所倡导的“仁人之志”。凡是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政治家莫不存这种“仁人之心”“仁人之志”。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所要探求的“古仁人之心”不仅是千年前士大夫的崇高理想，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员干部的处世准则。

　　那么，这种“仁人之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首先，志存高远，不随流俗。古往今来，大凡有远大理想，期望成就一番事业的志士仁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不同流俗之处。树立远大志向不仅是建功立业的前提条件，更是帮助人脱离低级趣味的有效手段。当前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生活腐化，浑浑噩噩，烧香拜佛，就是因为心中缺少远大志向，只是在眼前的感官刺激和个人私利的蝇营狗苟中自我陶醉，自甘堕落。正是因为胸怀远大理想，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读书时能够不随大众去争睹圣颜而安心读书，在中年时能够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志存高远，才能意志坚定，这种人看似对生活的细枝末节冷淡、麻木，实则内心深处潜藏着一颗炽热的雄心。

　　其次，心忧天下，百折不回。范仲淹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仅是范仲淹所探求到的“古仁人之心”，更是他一生的生动写照。范仲淹27岁中进士，36岁入朝为官，64岁死于赴任路上。在他的一生中，从未计较过自己的得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管是犯颜太后、勇斗权臣，还是赈济灾民、驻守边关；不管是为穷秀才襄助一粥一饭，还是主持有名的“庆历新政”，无不是以天下苍生、江山社稷为念，言人所不敢言，做人所未曾做。

　　第三，广交益友，相互砥砺。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但是，有的朋友能成事，有的朋友却只能败事，所以，古人把朋友分为四类：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和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历代成就一番事业的志士仁人都不是孤军奋战，他们的身边总有一批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益友、诤友、密友。欲知其人先观其友，朋友品位和档次可以折射出这个人自身的品位和档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结尾所说的“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和晏殊、范仲淹和滕子京就是这样的益友、畏友。《岳阳楼记》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篇规箴知己之作。滕子京是范仲淹的好友加同僚，也是“庆历新政”的重要参与者之一，而且和范仲淹一同被贬。范仲淹深知自己这位“尚气，倜傥自任”的朋友的思想和性格，担心他因为遭贬而生出事端，一直想找机会劝慰滕子京。所以，这篇文章既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同样也是对朋友的劝勉，希望他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探求到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和忧君爱民的仁人之志，就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读书人代代相传的“士大夫精神”，这种士大夫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是支撑中国文化延续的脊梁，是两千多年黑暗专制社会的一股“清流”。这些士大夫的直言敢谏和铮铮铁骨,足以让今天那些私相授受、曲意逢迎的一些干部自惭形秽。这种士大夫精神不应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而消亡，而应该在新的时代更加发扬光大，这也应该成为现代仕途的“正能量”。

（王国绪 肖丽红）

回读《岳阳楼记》，加上大家的探究与分析，更觉此文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