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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梁衡是我崇敬的新闻大家，他的散文充满正气，立意高远。这篇文章，选自梁衡博客，是他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写于2013年10月的大散文、也是充满美学与思辨色彩的政论文。全文3万6千多字，分5个方面。为利于传播，本人特意分系列转发，并制作长微。 提要：毛泽东的文章高屋建瓴，有雄霸之气，既标新立异，又光彩照人。他的政论文是用文学翻译政治、传播思想的典范。其文章充满了政治家的气势、思想家的敏锐、作家的文采、学者的渊博和大师的幽默。时下党风、文风弊端丛生，假、大、长、空、媚，泛滥成灾。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读毛文，研究一下毛文的写作，检点我们的文风，这是我们在毛泽东120周年诞辰之际对他最好的纪念。 毛泽东是政治领袖，不是一般的文人或专业作家。他的文章源于他的政治生活。一般来讲，政治家的文章天生的高屋建瓴，有雄霸之气；另一方面又理多情少，易生枯燥之感。但毛巧妙地扬长避短，文章既标新立异，又光彩照人。毛之后有许多人学他，也写文章，还出书，但迄今还没有人能超过他。可知历史有它自己的定位，万事有其理，文章本天成，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历史上能为政治美文的大家不多。毛泽东说：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的人，也不乏以思想品行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心中的文章观和伟人观。造就这种人大概有三个条件。一是有非凡的政治阅历和政治眼光；二是有严格的文章训练，特别是要有童子功的基础；三是能将政治转化文学，有艺术的天赋。可见一个政治领袖的美文是时代铸就，天生其才。 毛泽东由于正当新旧时代之交，既有旧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思想。他一生处于战争和政治的旋涡中，形格势逼，以文章打天下，不得不搜尽平生所学，拿出十八般武艺，来应酬这复杂的局面。但正是这种实践造就了他文章的多样性。从大会的报告、讲话到新闻稿的消息、评论，及署名文章、电报、命令、公告、书信，直到祝词、祭文等等，无所不用。这在古今作家、政治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检点中国政治文库，贵为皇帝，只用诏书、批奏；权臣重相也只有些谏、表、书、奏之类；八大家文人也不过是些记、赋、辞、说。就是近现代的中外政治家也不过再加上演讲、报告。而毛泽东几乎用尽了中国古今文库中的所有文体，随手拈来，指东打西，挥洒自如。 什么是文章？广义的定义是：有内容的单篇的文字。就是说它只要能传达一定的信息，不是口头，是文字形式，就是文章。如很多应用文。但文章常指单篇的文字，太长了，分出许多章节就变成书本了。狭义定义是：表达思想内容并能产生美感的单篇的文字。这里就有了限制，就是说不只有内容，还得有美感。我们常说的文章其实是这个狭义的定义，如唐宋八大家文章。它不但传播一定的思想信息，还有美感，有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所以我说，文章是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如公文类，属于前者，我们说，写通知、写命令、写决定等等，而不说写文章；散文、论文类属于后者，我们可以说写文章；新闻类是介乎二者之间，但是偏重应用类，属于消极修辞，主要是传播事实信息，我们说写消息、写通讯，或说写新闻，也不说写文章。而为新闻所配的评论是表达思想，并注意美感，所以称写文章。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常用的文体大概分为四大类，或者说四种文章，即讲话文章、公文文章、新闻文章和政论文章。从本质上讲，前两类文章都是广义的文章，是为某项具体工作而为的，是面对专门的工作对象，是“小众”，不是 “大众”。第三类虽是面对“大众”，但并不强调美感。只有第四类是狭义上的文章，真正意义上的文章。除以思想开导人，还要以情动人，以美感人。但是毛泽东才高八斗，在可能的情况下，不管哪一类，他都一律写成美文。下面我们一一分析他怎样写这些文章。 一、毛泽东怎样写“讲话文章” 1.领袖的讲话是民众智慧的结晶。既做了领导者，施政的第一关就是有口才、善总结、会分析、能鼓动。 “讲话文章”是从讲话、谈话、演说而成的文章。之所以独立成题拿来分析，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是讲话永远是工作的一部分，过去是，将来还是，是干部的必修课，不可回避；二是由讲话而生的文章比一开始就用笔写的文章另有一种味道，有独特的风格和规律；三是讲话文章在中国散文中是个新品种，诸子散文有谈话式，但还未形成完备的文章结构。到唐宋八大家、明清小品、梁启超等一路下来都是“写”文章，“说”文章的还没有。讲话、鼓动是进入近代社会，特别是民主革命兴起后而大盛的。讲话而后又整理成文，携讲话之势，存讲话之风，又合文章规律，毛是集大成者，至今仍独占鳌头。毛之后无出其右。所以研究毛泽东的“讲话文章”，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指导现实角度都是有必要的。 讲话，向来是政治领袖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文章中的一种。一个一生没有精彩演说和讲话的领袖，就像一个跑龙套的演员。 毛泽东一生在各种大小会上有无数的讲话与报告，后来有不少形成了文字。在他的1至4卷《选集》和1至五卷《文集》（下同）中共收有约119篇。我们可以把这些称作为“讲话文章”或“口头文章”，它是从讲话而来，而且是从一个始终在一线领导火热斗争的领袖口中而来，于是便有了它的唯一性。天下官员何多，讲话何多，官员印发自己的文章何多，但像毛这样的讲话风格进而成文的却不多。 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要主题鲜明，作者有鼓动家的本事，一席话就能使懦者勇、贪者廉、愚者悟，愤然图进；二是要言语生动，作者有艺术家的本事，让人听得当场眉飞色舞，心花怒放。说到底就是思想性加艺术性。因为是面对面、现对现地交流，最考验讲演者的才华。既要肚子里有货，还要能临场发挥。 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又可分为两类，一是大型会议的报告，二是各种专门会议的讲话或即席发言。毛在大型会议上的报告（包括开、闭幕词）高屋建瓴，雍容大方，最见领袖风度。一般都是为阐述或解决某一个阶段性的关键课题，分析形势，提出任务，制定目标，总结号召。其结论常为历史发展所验证，成为时代的里程碑。如红军时期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古田会议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湘赣边区二次决议）；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文化协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七大政治报告）；解放战争时期的《关于重庆谈判》（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杨家沟会议上的报告）《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第二类是毛在各种专门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话，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这不像前面那种大型、战略性的重要会议要作较长准备，仔细论证，它甚至是突然性、遭遇式，所以总是有的放矢，击中要害，且常有现场感，即使半个世纪后读来仍如在眼前，有一种促膝谈心，拈花指月的灵动之感。这更见毛的浪漫与风采。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还有出访苏联时对我留苏学生的谈话等等。 毛的一生几乎一不停地开会、讲话。我们现在的大小官员也还是在不停地开会讲话。这里引出一个问题，讲话是干什么用的？人为了表达思想有两个手段，一是用嘴说，二是用手写，即语言和文字。说，又不只是简单地告诉，还有相互的讨论、交流、集中，这就是会议。所以会议成了工作的主要手段，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成了一个党派、政权，甚至一个时代的标志点、里程碑。世界上没有没有会议的运动；也没有没有会议的事业。于是讲话、报告就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一门解析、鼓动、号召的学问，特别是成了政治家的专利。一场革命，一个大的群众实践活动，是靠一个个会议讨论、集中而推广开去的。而领袖在会议上的讲话则是这个团体和民众智慧的结晶。既做了领导者，履责、施政的第一关就是有口才、善总结、会分析、能鼓动。革命者、改革者所面对的总是一堆难题、一块坚冰、一团乌云，要靠它的领袖集大众之思，聚胸中之气，口吐长虹，破冰扫云。古今中外之革命、改革，特别是近代以来无不如此。像国外的华盛顿、丘吉尔、卡斯特罗，民国政治人物孙中山、胡适、冯玉祥等都是演说好手，甚至演说成瘾。过去我们把开国皇帝称为“马上天子”，意即亲自打仗开业。以后的太子们坐享其成，就大多无“马上”之能了。近现代的开国领袖则首先是“演说总统”，因为革命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传、动员。只可惜这个功能会在二代之后退化，我们现时的政坛一切讲话报告都成了念稿子。 2.领袖人物要讲新话，讲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腔调讲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念秘书的稿子。毛泽东的讲话有王者之气，灵动之美，语言风趣，警句迭出。 笔者在政界多年不知接待过少来自上面的视察和下面的汇报，生动者不多，可笑者不少。一次我们举办一个小型内部工作展览，请领导视察。看罢，在小会议室坐下，上茶，静候指示。不料领导从上衣西服口袋里掏出两页讲话稿，照读了一遍，全场愕然。这讲稿一定是昨夜小楼又东风，秘书挑灯抄拼成。我百思不解，今日所看之事，怎能入得昨夜之稿？又某次到某省采访，听各方汇报工作，一二十个厅局长一律低头念稿。会议室内，唯闻念经之声，只少一个木鱼。我无奈，只好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发言者抬头看着我的眼睛。然而抬头不到一秒钟，又低头看稿找字，其局促、羞涩之态仿佛是第一次相亲见人。后来我曾为此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这些干部怎么不会说话》。无论大小干部已不能、不会正常使用讲话这个文体、这个最基本的工作手段，可知全党已作风僵化、能力退化到多么可怕的程度。 讲话本来是一种交流，一个随机采集、同步加工的过程，是一种即席的创作。它必然伴随着一种活泼灵动的文风，而由此而产生的文字也会是更鲜明更生动。好比树木的嫁接，美酒的勾兑，或者如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在无形地交融中产生出一个新的品系、新的风格。应该说自有文章以来，口头文学就是书面文章不断更新复壮的源泉，从古老的诗经到宋元平话、明清小说，直到今天的手机“段子”，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胡适曾说，真正的文学史要到民间去找，上了书的都已经变味。而能保证不让书面文字变味、变僵、变空、变假的只有口语。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就是要讲新话，讲自己的话，用自己的发现、自己的腔调讲出有思想、有个性的话，而不是念稿。就像毛泽东用湖南腔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邓小平用四川话讲“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有的领导全是念稿、背稿，甚至腔调也学播音员，几年也听不到一句自己的话。肢有残，可为帅；不能言，毋为政。中国古代有个孙膑，膑骨被剜，坐在车上打败了仇敌庞涓。美国出了一个著名的总统罗斯福，有点残疾，坐着轮椅照样在二战中领导美国战胜法西斯。但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哑吧或播音员当领袖的。讲话实为领袖的第一素质，而许多著名的演说也作为文学名篇传之后世。如丘吉尔的《就职演说》、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等。 毛泽东作为领袖，起码在讲话方面是称职的（当然他还有政治、军事、文学等等更多方面的成就），他有实践、有创造，把讲话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有自己的个性。 首先，他的讲话有王者之气，舍我其谁，气壮山河，是宋玉说的大王之风。不像有的领导一上台就紧张，一念稿子就出汗。你看，他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他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真是气贯长虹。他到重庆谈判，讲了40多天的话，会上讲，会下讲，与各种人谈。山城特务如林，暗夜如磐。戴笠甚至制定了以“便于随时咨询政务”为名扣留毛的计划。但毛的王者之气，潇洒之风，借他的讲话之声扫开了雾城的阴霾，朋友欢呼，敌顽止步，他胜利归来。 再者，他的讲话有灵动之美。尖锐、敏感，善交流，不木纳，不怯场，能始终把握现场，牵引听众。中国有句古话叫“扶不起的天子”，不是给你个位置你就会演戏。位高之人讲话常犯两个毛病，要不底气不足，声音发抖；要不爱装个样子，拿腔拿调，失去真我。这都是不自信的表现。毛本来就是中国革命这个大舞台的总导演兼主角，何惧一场演说、一次谈话？相反，讲话、演说正是他与这个大舞台的有机组成部分。你看他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发表演说： “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追悼会呢？因为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全场鼓掌）”。 1954年他出访苏联，谈判紧张，难以抽身，但我留学生求见心切，在礼堂一直等了七个小时，不见不走。毛从外事现场赶来，发表了热情、风趣、理性的即席讲话。至今还传为美谈。这是真领袖，有魅力。 第三，言语通俗，善用修辞，讲话不但好懂，又很风趣。毛虽是大知识分子，但不是经院派，始终和农民、工人、战士、干部厮磨滚爬在一起，他上接孔孟，下连工农，已做到集那个时代语言之大成。王明、康生由苏联乘飞机经新疆归来，他在延安的欢迎会上说，今天是喜从天降，我们在这里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我们有武装的和文化的两支队伍，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队伍，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队伍。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他说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是两千年前的人民意见，现在我们更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9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讲，现在技术革命是革愚蠢无知的命，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现在打仗，飞机飞到18000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不行。你看，说昆仑山下来神仙，是从《封神演义》而来；由朱总司令风趣地过渡到鲁总司令；由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到现在的双百方针；说到要用高级知识分子，就高到18000米的高空。1939年他在延安讲：“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比喻、对称、拈连、借代、反差等修辞格熟炼地运用，大幅度地时空调动，自然趣味横生。 第四，这是最重要的，无论什么报告、讲话，总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得出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结论，许多警句广为流传。一首歌好听不好听，看它是不是能流传开来，能流传多少年；一个领导人的讲话好不好，看这其中的句子能不能让人记住，让人引用，能存在多少年。好的句子是思想的结晶，是文章的名片，是文章传播的商标，能提升文章的品位和知名度。毛的讲话是一个领袖在指导工作，不是一个官员在应付，更不是一个小学生在背书。他的许多讲话、报告就是他对时局、对某个理论的研究成果。即使延安窑洞里那样艰苦的条件，那样紧张地战斗，他还是坚持读书、写作，认真准备讲稿。奠定了抗日战争战略思想的《论持久战》就是毛1938年五六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而即使是在一个普通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也能谈及人生观、生死观，产生了“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名言。出访在外，接见留学生的即席谈话也有“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样的名言。这是真正的政治家、学问家的讲演，他胸有成竹，词从口出，既无政客式的作秀也没有刻意去附庸什么风雅。虽然，许多现场讲话在后来发表时作了一些修改，但那种轻松、自然、活泼、灵动的风格却留存下来，这是一种内功，单从字面上是永远学不来的。 现在收入《选集》、《文集》中的约119篇“讲话文章”无不体现了毛的这种风格。对一个干部来讲，会讲话，是能力的表现；对一个领袖来讲，会讲话是领导力的表现。而全党上下讲真话、讲新话，不讲空话、套话，则是党的生命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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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泽东怎样写公文文章 公文者，因工作而行的文字。因为这是具体事务，通常由公务人员来做。在封建时代衙门里有专职的师爷，后来又叫书记、文案、幕僚、秘书之类。他们是专职的公文写作人员，精于此道，研究此道，时间长了这也就成了一门学问，出了不少人才，留下一些名文。如原为李密义军书记后成了唐太宗名臣的魏徵；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曾为徐幕僚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曌檄》的骆宾王；直到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总之，这些公文之类文章，作为一把手的领袖很少亲为。但毛泽东与人不同，战争时期他虎帐拟电文，依马草军书，撒豆成兵。进入建设时期，各种情况送达，案牍如山，他又批示、拟稿，甚至还亲自理稿子、写按语、编书。这确实是中外政治史和领袖丛中的一个特例。半是军情、政情所迫，他的亲政、勤政之习；半是才华横溢，文采自流。 第一点，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亲自动手，不要人代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毛的公文文章是领袖水平，不是秘书水平。 毛泽东一生亲自起草了大量的公文，如决议、通知、指示、决定、命令、电报等等。现收入四卷《选集》和五卷《文集》中的共约348篇。毛是把“亲自动手”作为一项指令、一种要求、一个规定，下发全党严格推行的。这也是他倡导的工作作风，并以身作责，率先垂范。他在1948年为党内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1958年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第38条规定“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辅助为辅”。 为什么强调“亲自动手”，事关勤政敬业，事关党风。草拟公文是一个领袖起码的素质。我们不是衙门里的老爷，是为民的公仆，况且所干之事大多为 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边调查研究，边行文试行，边总结提高。公文是工作的工具，是撬动难题的杠杆，草拟公文是领导人当然的工作。正如不能由别人代替吃饭一样，草拟公文也不能完全推给部下。领导人的才干、水平在他亲拟的公文中体现，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提高。毛泽东在西柏坡期间，一年时间亲手拟电报408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夺取政权靠枪杆子，更靠笔杆子。笔杆子是战略、策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行动。毛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夺取政权权的。中国革命的胜利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而从一定程度上说，靠的是毛泽东的一支笔。他从不带枪，却须臾不可离笔，天天写字行文。在指导公文方面毛甚至殚精竭虑，不厌其烦，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校对清楚，勿使有错”，“打清样时校对勿错”，还经常为亲自为公文改错。 1953年4月毛发现他的一个批示印错，便写信： 尚昆同志： 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通知。 毛泽东 四月七日 1958年6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毛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毛发现多了一个“的”字，即写信： 陈伯达同志： 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其它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 毛泽东六月四日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印了毛主持选编的有关四川的古诗词，阅初稿时毛指出11页2行、13页13行各有一错。经查是李商隐《马嵬》中的“空闻虎旅传宵柝”错为“奉旅”；韦庄《荷叶》中的“花下见无期”错为“花不”。 这好像不可理解，不该是大人物去干的事。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常常这样做。周恩来就常为了文件上的用词戴着老花镜查字典。第一代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把这看得很有必要，又很平常。语言专家季羡林先生也常说不要羞于查字典。真是大声希音，深水不波。而我们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不肯亲为公文，却又爱寻词觅句，去做作秀文章。 第二，公文是实打实、一对一地工作指导，直接办公，要想一想是给谁看。必须准确、平实，禁用空话、套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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