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动文化体制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部署，在文化领域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虽然《决定》中关于文化的部分不是全会亮点，但就文化自身建设而言却意义非凡，不仅把握了文化发展的规律，理顺了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的关系，还提出了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改革方向和文化发展的战略诉求，对实现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政策指导意义。
　　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体现了文化管理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管理的科学化标志着国家文化治理水平的提高。《决定》提出：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这次明确提出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既是对过去探索的肯定，又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不仅是完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的重大举措，也是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方式的重要变化。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深水区，如何实现国有文化企业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如何做大做强国有传媒企业，一直是困扰文化发展的政策瓶颈。《决定》提出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是意识形态管理方式的一大创举，有利于使转制后的文化企业更好地把握内容导向，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体现了形成符合现代企业的制度要求和文化企业特点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要求的统一，有利于培育大型骨干文化企业，特别是文化企业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有利于破除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在尊重市场规律基础上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与之相应，在市场准入方面提出许可证制度，《决定》提出：“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有利于明晰产权、打通全产业链和完善价值链。这其实触及到了文化改革深水区的一个政策瓶颈，那就是如何加强而不是削弱意识形态管理，既把握文化企业的特殊性，又能培育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从根本上解决了一直困惑国有文化企业的市场效益和导向之间关系的难题。这两方面的突破使文化管理制度逐渐完善，既可以推动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特别是新闻单位转制为企业，又可以让民营工作室和民间力量加入图书、广播电视非新闻节目制作，释放了文化产能，丰富了文化市场。这种制度建设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解放与不回避矛盾的决心和勇气。
　　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这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会提出在文化领域，要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有利于巩固文化体制改革阶段性成果，破除深层次潜在的行政资源配置方式的顽疾。事实上，我国文化企业难以在集约化基础上做大做强，一个最根本的症结点就是文化资源未能实现全国范围内流动。尤其是要素市场的不健全不完善，阻碍了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核心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通过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才能把此前一直倡导的政府职能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落到实处，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实现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和当前变化的历史语境来看，只有通过文化资源的高效流动和整合，才能把握文化的发展机遇。《决定》强调“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体现了中央政府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大力繁荣文化市场的要求。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效应，就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决定》提出“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从制度上激发了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的激情，而支持各种形式小微文化企业发展，加强版权保护，不仅释放文化产能，有利于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共存，还提高了文化产业集约化发展水平，夯实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
　　从文化市场视角提高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就是要通过市场的力量，破除事实上存在的“行政文化市场”，最大限度提供文化生产要素和文化商品流通的便利性，减少政府对文化生产经营的刚性干预，最大限度突破利益集团对文化市场不公平“定价权”，充分激活文化市场的公平与正义能量，建设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简政放权，优化资源配置，正是解决我国当前文化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关键。
　　建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决定》提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通过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对建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出了制度安排。其中“标准化”是首次提出，有利于实践操作和保障公民均等化的文化权益。而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前面加上“现代”二字，则突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时代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特征，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决定》提出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是为了解决近年来改革过程中不同国有文化机构功能的混淆和低效率。强调“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着眼的是现实中的政事不分，通过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提升公益性文化单位的活力。
　　实现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目标，需用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引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破除条条框框，大胆探索实践，不断创新解放文化生产力的文化制度条件；充分运用服务文化的现代工具，发挥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形成的积极社会效应，调动大数据时代前沿科技成果向公共文化服务手段功能的转换，形成各种有效工具竞相迸发活力的蓬勃局面；使技术理性链接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开放性结构，引导各种社会力量投身公共文化事业，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从而提高国家文化治理水平。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样要围绕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中，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三者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品和服务就不会丰富，就不会有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用于公共文化体系，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没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覆盖，就难以激发公民和社会共同参与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建设。创新文化运营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转变政府文化职能，有利于建构企业法人治理、社团法人治理和国家治理相统一的“三位一体”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
　　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全球化语境下，只有开放，文化的力量才能更强大；只有开放，文化的影响才能更广泛；只有开放，才能有效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事实上，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是水往高处流，越是开放越能形成文化发展的高地，越能在全球文化博弈中占据制高点。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要明确文化“走出去”的核心。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把调动国内力量与借助国外力量结合起来，拓展广度、增进深度，形成对外文化交流的强大合力和整体效应。
　　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要做强现代民族文化。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越快捷，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只有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和国际传播惯例，做强民族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迈向价值链高端，以实实在在的文化贸易支撑版权输出。坚持内容为王，积极拓展传播渠道，大力推进国际传播本土化，以可沟通的中国话语，普适性的价值诉求，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和大众文化的运作机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要有效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相互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内外宣传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划分，做好对内宣传的同时，要积极改进对外宣传，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构建大外宣格局，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决定》提出：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现在，世界各国在谋求增强自身文化对外影响力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维护本国文化安全。尤其在“网络自由”掩盖下的文化安全问题，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新安全观，迫切需要在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中，增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能力。国际经验表明：越是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就越能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作者：范玉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