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应力避三大误区

    党的十八大将新型城镇化上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载体，将之视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手段。而随着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促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规划2011—2020》即将发布，全国各地也都跃跃欲试，在城镇化的大旗内全力推进城镇建设的势头一触即发。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城镇化历程，各地在进行新一波的城镇建设大潮时，只有全力避免既往的一些弊病，才能真正体现“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具体而言，过去一些地区的城镇建设失误主要表现为“贪大”“求洋”“追新”，最终导致自我的迷失。
              “贪大”
    时至今日，发达国家大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城镇体系。譬如，美国有51个州、3043个县（郡）、35153个市镇，1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镇）数量占99.3％；德国2万~20万人口的城市占60％以上；日本的中小城市占97％以上。这些国家城镇体系的基本特点就是城市数量多，以中小城镇为主，城市聚集度高。但在中国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小城镇的定位或多或少都有不准之处，基本特征之一是在“政绩”驱使下，出现“贪大”之风。譬如，2005年，在全国的200多个地级市中，有 183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务区。2010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全国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而当年全国仅有 660个城市。一些中小城市毫无必要，却也要进行新城、生态城、大学城的规划建设，一些地方市政中心、豪华会展中心、大马路、大场馆、大绿地竞相面世，而居民生活真正需要的住房、医疗等民生工程却依然相对短缺。
              “求洋”
    盲目照搬西方城镇发展模式。中国人现在是羡慕西欧人的高雅生活情调，却追求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于西欧地区各国国民节能做法和环保意识虽心向往之却敬而远之；譬如，在城镇总体发展上走西方的道路，盲目照搬别国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但美国的分散化、汽车化、郊区化、摩天大楼等城市化模式能耗极高。据统计，作为“坐在车轮上”的国度，美国人口仅占全球4%，但却消费世界1/3的能源，排放世界1/5的二氧化碳。中国人口是美国的 4倍，如果我们学习美国的这种城镇发展模式那将是全球的噩梦。
    盲目学习西方大都市经济发展模式。如，在经济上盲目争建CBD即中心商务区。但殊不知，CBD商务活动和信息高度集中，是商务神经中枢，应是跨国或全国性经济活动中心，而不是一般商业和购物中心。即使是在美国和西欧，真正意义上的CBD也只有三五个而已。在当前的中国大陆地区，除了上海陆家嘴外，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CBD。目前，除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外，南京、郑州、武汉、宁波等一大批城市都已提出或正在规划 CBD，甚至一些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区都信誓旦旦地称要建西部金融中心。
    盲目追随西方城市建筑规划。主要表现为在城镇建筑规划中，整体性地或零散地移植西方著名的城市建筑理念和风格，但并没有考虑与本城市的发展定位是否相融。如一些公共建筑起以字母为主要的洋名，给一些生活小区起诸如加州风情、威尼斯水郡等洋名，其实这些本土的城市建筑名称与城市的特色、神采和风韵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追新”
    其中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全国各地尤其是二三线城市都在大建摩天大楼。摩天城市网发布的《2012摩天城市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集中了全球在建摩天大楼的53%，其中共有10座城市欲建设总高超过美国第一高楼——541.3米纽约新世贸中心的摩天大楼。到2017年的5年间，超过一半的摩天大楼将出现在中国内地的二三线城市。2013年7月，长沙远大天空之城正式奠基开工，该建筑高 838米，比目前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哈利法塔还要高10米，预计在2014年6月投入使用，工期几个月时间，而哈利法塔工期 6年。让我们在惊叹中国速度的同时，也不禁为其能否保质保量完成捏了一把汗。
    追新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各地出现了各种后现代的、不成熟的新式地标性建筑。如，中央电视台新台被戏称为“大裤衩”；苏州在建的“东方之门”，被网友称为“低腰秋裤”；杭州奥体博览城体育馆与游泳馆项目俯瞰图，被称为“比基尼大楼”；辽宁省抚顺市沈抚新城标志性景观建筑“生命之环”更是引起众多热议。
          城市需寻回自我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各地城市要力戒城镇建设的“贪大”“求洋”和“追新”这三大误区，找到失落已久的自我。过去的城镇建设中，大厦、大道、大广场成为本座城市现代化的标志，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城市土黄化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过于追求这种物质层面的“肤浅的现代化”，导致中国的一些传统城市变得面目全非，“千城一面”已经成为对中国城市群中不同城市缺少自我因素的形象比喻。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 莫里斯所说的，“城市的成功不在于它的规模大小，而在于它的文化内涵”。一些小城如剑桥或者牛津，每个城市的人口都不超过十万，但却依然光芒四射，举世闻名。
    当前，一些地方在不断复制假古城，力图从过去的物质辉煌中找到如今的自我。譬如，缺水的西安再造“八水绕长安”，湖南再造“凤凰古城”，河南开封重造“北宋汴京”，山西大同市大拆明清时代古建筑来恢复大辽盛世景象，等等。在各地政府的主导下，这种古城复建很有可能会以文化复兴为名，而以经营城市为实，在制造出大量假古董的同时，却难找回城市本来的精神面貌。
    其实，苗家的吊脚楼，徽派的马头墙、小青瓦，侗族的风雨桥，客家的土楼，上海的石库门，北京的四合院，草原之城，水乡古镇，边贸之城，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形象鲜明、令人心向往之的城镇地方特色，要再觅踪迹也并非难事。未来我们要所做的就是捕捉到本座城市真正的精神气质，依这种气质来开展城镇建设。而这种精神气质应当与本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区域特征、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特色、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定位有关，尤其是以老百姓的意愿和喜好为准，因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城镇化本身应当成为目标，而不再是发展的手段。
    为此，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当至少要做到“三个不再”，即城镇化不再是个别地方政府的盛宴，不再是无约束的资本狂欢，不再是对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的系统性剥夺，而要以人为本，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为基本宗旨，以“群众利益最大化、政府利益最小化、资本利益合理化”为追求目标，逐步实现整个城市的共容、共熔、共融和共荣。只有经历这些理念的转变，在新的理念指导下的城镇建设才会脱胎换骨，不再迷失方向，城市也不会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继续迷失自我。作者：王道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