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田李下”须避嫌

　　“瓜田李下”是“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的减缩语。意思是说，经过瓜田的时候，即使鞋子脱落了，也不要弯腰提鞋；走过李子树下的时候，即便帽子歪了，也不要举手去整理，免得被人怀疑有偷瓜、摘李子的嫌疑。它的延伸意义是指一切容易让人产生嫌疑的地方。

5 h% o; p3 K  U& U' C　　在“瓜田李下”的问题上，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教训。

　　先说经验。南北朝时期北齐大臣袁聿修，历任五兵郎中、左民郎中，还曾兼任尚书度支郎的要职。袁聿修为官清正，颇有廉名。当时，尚书省的官员有送礼的习俗，官员之间相互送礼属于常事。可袁聿修是个例外。他在尚书省十年，没有接受过别人一坛酒的馈赠。尚书邢劭与袁聿修有旧交，私下里开玩笑时，邢劭常称袁聿修为“清郎”。有一次，袁聿修以太常少卿衔出使巡察，并受命考核官员的得失。经过兖州时，邢劭正在兖州任刺史。好友相见，欢愉之状自不必说。袁聿修走后，邢劭派人给送去白绸作礼物。袁聿修坚辞不受，不但原物退回，还给邢劭写了一封信，说：“那日经过您处，与平日拜访不同，瓜田李下，必须避嫌，古人对此是十分慎重的。人言可畏，应像防御水患一样，不忽视细枝末节，愿您体会此心，不至于重责。”邢劭读罢来信，欣然领会，回信说：“先前的赠送，过于轻率，未加考虑，老夫考虑不周，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敬承来信之意，我并无不快。您过去是清正的郎中，今天又做了一回清正的少卿。”袁聿修如此小心谨慎，像防御水患一样严防“瓜田李下”一类的事情发生，实在是难能可贵。而邢劭能够体谅袁聿修的良苦用心，支持他以廉为本，亦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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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Y) a3 r) }9 ]( z* Z7 i& v* x　　再说反面教训。唐朝的柳公权不但书法了得，而且还是个大官。唐文宗时，柳公权官至工部侍郎，并以善良耿直、能言善谏著称。当其时，官员郭宁先后把两个女儿送进宫中，不久，皇上派郭宁到邮宁做官。对此，人们议论纷纷、猜测颇多。皇上知道后，就问柳公权：“郭宁是太皇太后的继父，官封大将军，当官以来没有什么过失，现在我只是外放他到邮宁这个小小地方当个主官，又有什么不妥呢？”柳公权说：“议论的人都以为郭宁是因为进献两个女儿入宫，才得到这个官职的。”唐文宗说：“郭宁的两个女儿是进宫陪侍太后的，并不是献给朕的。”柳公权回答：“瓜田李下的嫌疑，人们哪能都分辨得清呢？”本来，郭宁无论是从为官的能力上讲，还是从以往做官的经历上看，当一个小小的县官应该说是绰绰有余的，可就是因为他进献两个女儿进宫在先，皇上任命他到邮宁担任主官在后，这才导致朝野风言风语、议论纷纷。其实，按照唐文宗的说法，身为太皇太后继父的郭宁送两个女儿进宫，是专门陪侍太皇太后的，而人们却以为郭宁是为了讨好而给皇上当妃子的，岂能不对他非议多多！或许有人会说，把情况解释清楚不就没事了吗？然而正如柳公权所言：瓜田李下的嫌疑，人们哪能都分辨得清呢？这，或许就是瓜田李下所带来的后果吧。

* D9 x) @6 {& s7 s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说到底，是为了避嫌。因为，毕竟提鞋和摘瓜的动作、整理帽子和摘李子的动作，实在是太相像了。为了不至于让别人生疑，最好不要做瓜田纳履、李下正冠的动作。确有需要，也要忍着，等走出瓜地再纳履，离开李子树再正冠。

/ A% g7 u. T" ~0 ]　　避什么嫌呢？除了避他人疑偷之嫌，更重要的还是避利益冲突之嫌。这对于今日的领导干部而言更加重要。须知，避嫌，是领导干部必备的操守。如果领导干部个人行为及其亲属、下属的行为，与自己所掌握的公权力有说不清的关系，即使这种行为并没有滥用权力，也会让公众产生怀疑。比如，领导干部的子女、亲属经商获利，谁知道是因经商的本领强，还是动用公权的结果？领导干部的秘书、司机升迁，谁知道是因为下属确属出类拔萃的人才，还是因为熟悉和亲近而被领导干部用公权“一手提拔起来”的？领导干部频频飞往发达国家，谁知道是公务繁忙，还是借助领导者的身份“公款旅游”？诸如此类，难以尽数。正因为如此，党和国家才有诸如“领导干部不能支持子女亲属经商”“相当级别的干部不能炒股”“压缩领导干部出国的经费”之类的规定。其目的，无非就是让领导干部从制度上实行利益回避。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及其子女、亲属只要身处“瓜田李下”，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公众就会猜疑不绝；而领导干部及其子女、亲属一旦远离“瓜田李下”，利益冲突就会立马减弱，公众的猜疑自然也就大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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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w( ]$ x. K　　“瓜田李下”，不但关乎领导干部的的人格和名声，更关系到执政党的成败。所以，谨慎处理好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用清正廉洁的实际行动维护自己的人格、名声和党性，维护政府的公信力，避嫌于未然，远离是非，远离fubai，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当是每个领导干部应有的操守。■　郭庆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