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如用药须“善用新方”

　古语有云：“用人治国如同用药治病”，又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说法，这些说法表面看来毫不相干，但透过表面，稍加对比，二者有惊人相似之处，事虽迥异，情同一理，良医治病，先望之、闻之、问之、切之，然后视病因、病情、病势、病程开取适量、适当之药，才能让病人得到恰当的治疗，从而转危为安。治国用人同样如此，纵观三国鼎立之时，曹操唯才是用，所以才聚集大批杰出人才，成就雄霸北方的基业。孙权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才有周瑜、鲁肃、吕蒙皆竭尽所能报效君主。诸葛亮用人则要求德才兼备，以致其死后，蒋琬、费祎亦能保弱蜀20余年，实属不易。三种成功的用人策略，可以说因人而异，各尽其能，特殊人才特殊利用，不因局部而否定全部，因普遍而否定特殊。因此用人如同用药，是药皆有副作用，无非是用其所长，互相制约其短而已。

　　如今的纷繁世界，由于市场经济的繁荣兴旺、事业的复杂性和人才的局限性需要各种类型的人才，就像各种各样的病情，需要不同的配方和不同的药材一样，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项事业、甚至一件小事，往往涉及众多方面，需要各种人才配备完成，而人的才能，总是有长又短，不可能完备无缺、无所不能，如**中的有像大黄那样善泻不善守的“将军”，有像黄连那样善守不善泻的“刘备”……。如何才能使用人像用药一样建立一个科学的“配方”，使各种人才相得益彰，发挥其最大的能量呢？我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用人如用药须“通晓药性”

　　药有苦寒、温热、生猛、柔和之分，用药时，必须通晓药性，需猛则用猛药，需温则用温药。用人亦如此，曾国藩在写给其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说道：“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知人之道，总须多看几次，亲加察者，方能得其大概。”另外为了识人，曾国藩甚至总结了一套“相人”之术，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从而了解这个人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正如古人所说：“用人之仁则去其贪，用人之智则去其诈。”因此对“才华横溢， 但神采外腾”的李鸿章。曾国藩常常言传身教，最终使其位列阁首，对“治事气足，而才不长”的郭松林却始终不委重任，对“贪财、贪名，却善于战守”的鲍超则只将其作为冲锋陷阵的猛将，而不让他兼管地方政务等等。可见用人必先知人，需扬长避短，我们组织部门要多深入村组、深入群众，才可能听到最真实、最准确的声音。如同用药须先通晓“药性”才可以发挥其恰当的作用。

　　用人如用药须“合理组方”

　　历代医家有名者，必善用药，名之曰：对药，配药得当，常能取得奇妙的功效。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桂枝汤中，以桂皮配白芍，生姜配大枣，一表一里，一辛一甘，既调口味、又保胃气，其择药之精，组方之巧，令人叹为观止。用人亦如此，要合理担配，各其所能，才能产生最大效能。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打败雄才伟略的项羽得到天下，是因为他能够把有满腹经纶、治国安邦的萧何，运筹帐幄、决胜千里的张良，统率千军、无往不胜的韩信融为一个整体，何愁不得天下。再看唐僧团队，唐僧虽然平庸，但目标明确，信念坚定，孙悟空桀骜不驯但能斩妖除魔，猪八戒有些懒散却也能服从大局，沙僧每天八小时工作踏踏实实，所以他们能够历经劫难取得真经。而像西班牙皇家马德里男子足球队却适得其反，尽管球队里面个个都是超级巨星，但是没有一个教练能够把他们捏成一团，因而无论是在联赛，还是杯赛中都一无所获。所以我们组织部门用人也像用药一样必须建立一个科学的人才结构，把不同性格特点、不同知识水平、不同年龄层次的各种各样的人才合理搭配，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比例适当则相得益彰，比例不当则相互抵制，互相抵消。

　　用人如用药须“临床实践”

　　以上两点，说明“熟知药性”，“合理组方”之重要性，而“临床实践”也切切不可忽视，只有掌握了这项基本功，治疗中才可驾轻就熟。有如治国用人，只有通过不断变化工作岗位进行“岗位练兵”，同时制定严密的绩效考核制度，才能全方位的了解此人的特点和缺点，方能调兵遣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伟人毛泽东曾经指出：“一切认识的唯一来源是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同志更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言论。可见“临床实践”对一个人使用的重要性。

　　用人如用药须“因病施治”

　　古医书记载“病之名有万”，又有“春季为木令，夏季为火令，秋季为金令，冬季为水令”的“天人相应”的说法。可见得病之人千差万别，所以用药也应“因病施治”，才可药到病除。用人也同样，人尽其能，把其放在某个位置上就要充分发挥他的作用，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有人曾对曾国藩幕府人才作了总结。把其麾下50多名佼佼者分为谋略、作战、军需、文书、吏治、文教、制造7种人才，细细品来，我们无不佩服曾国藩因人善用，善于知人，明于用人的思想。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往往能够充分挖掘每个的潜能，把其摆存最合适的位置，创造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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