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地过好“思想、政治、社会、亲属、生活”五关

　　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人干部会议上作出重要讲话，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切实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在那个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时代，无数像周恩来总理一样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了民族的强大和振兴，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们以自己的信仰和创造，给时代肖像，并由此塑造了一种群体契约和共识，成为激励后世的标尺。
　　那个时代，贫于物质，却富于精神。那个时代的人们，敬畏历史，那个时代的领导干部，敬畏百姓，敬畏人生，敬畏人民赋予的权力。
　　五十年后，经济突飞猛进，社会飞速发展，人们见证了历史性的腾飞和跨越，却也瞥见了裹挟其中的“顽渍”和“污垢”：社会责任缺失、诚信道德滑坡、人生态度扭曲、fubai现象滋生……
　　当“挟尸要价”、“救人有罪”、地沟油、陈化粮、“肾结石宝宝”、竹签代替钢筋制作混凝土、权力之争而雇凶杀人等现象一次次冲击人们的感官、拷问人们的灵魂时，我们不禁疑虑，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道义、责任和良知都到哪去了？其实，这类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相当一部分人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过程中忽视了思想灵魂的改造，没有与时俱进地过好“思想、政治、社会、亲属、生活”这“五关”所导致的。
一、 新时期下过好“五关”十分必要
　　古人言：“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至，心至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面对新时期下无处不在、花样百出的诱惑、陷阱和干扰，身为领导干部，过好“五关”，十分必要。
　　首先，思想之关不可忽视。无可否认，当今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度，当下时期也是一个思维不再禁锢、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于是总有一些人一提到思想改造，就觉得“过时”了，“老土”了。特别是在一些领导干部中，执此观点的并不乏其人。如此荒唐的言论，其实是部分领导干部们思想腐蚀的一种托辞，是他们信仰缺失、道德败坏的一种折射，是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多元意识形态烤灼下的一种丑化和扭曲。“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忽视了思想的改造，就不可能树立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没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会看不到主流，易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蒙蔽，甚至追逐一些社会阴暗面，同流合污，进而出现一切向钱看的唯“物”主义，道德滑坡、人生态度扭曲也就不足为怪了。
　　周恩来总理强调：“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 总理当年的谆谆告诫，即便在文化多元、认识多元的现代社会，仍然是最为基本的为官哲学。身为领导干部，只有时刻反省自己，不断清扫思想中的尘埃，随时保证思想的“吐故纳新”，才能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其次，政治之关不可淡薄。所谓过好政治关，就是要在任何时候都有坚定的政治立场。立场正确与否，说到底还是一个信仰问题。有些党员干部当年在党旗下宣誓时也曾信誓旦旦、热血沸腾，然假以时日，信仰就开始动摇，尤其是看到少数党员干部腐化堕落就以偏概全，进而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不仅不“慎其言，端其表，立其身”，反而把“公仆”变 “老爷”，把“权力”当“工具”。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以致用，却在一些腐朽思潮中“无师自通”，动摇对党的信仰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进而在路线、方针和政策上犯下错误，这些都应引起高度重视与警惕。
　　再次，社会之关不可小觑。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都是社会肌体的一个小小细胞。随着改革开放，我们也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政治主见、不同的民俗习惯、不同的文化气息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悟与体会。在这种复杂环境下，我们如何全面客观地去看待和分析社会现象就显得十分重要。即便是对我们自己所亲手创造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也需要理性地去分析和正确把握，否则就会对形势产生错误的研判，导致决策上的失误。
　　其四，亲属之关不可懈怠。中华民族重亲情、讲感情，这本是值得提倡和传承的良好民族习惯，但讲亲情需有底线。近年来，因为没有过好亲属关而导致“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干部不在少数。其中，少数领导干部在位期间还因政绩卓著而颇受人民好评，却终因亲属违法乱纪而毁了半生清誉。“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时刻牢记周总理的教诲：“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
　　最后，生活之关不可大意。诚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精神和物质文化的追求越来越高。换言之，党和政府的责任就是要社会康泰，国家富足，民生安乐，要国民衣食富足，精神愉悦。但发展过程中，难免有一些庸俗低级的、野蛮恐怖的、堕落腐化的东西随之侵入我们的生活，对此，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坚决反对，自觉抵制，尤其不能让某些颓废没落的思潮假以文化的、艺术的名义，侵吞我们的灵魂，腐蚀我们的思想，甚至贻害青年一代。
二、过好“五关”需重树“五观”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曾强调指出，理想和信念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阀门，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害的动摇。
　　的确，信仰是一个人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对于一名领导干部而言，一旦其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偏差和错位，必然会导致信仰扭曲或缺失。因此，要重塑信仰，过好“五关”，就必须廓清灵魂，重树“五观”。
忠诚观——
　　忠诚是领导干部首要的政治品德，也是基本的党性原则。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前，尧曾请教于舜：“我欲致天下，为之奈何？”对曰：“执一无失，行微无怠，忠信无倦，而天下自来。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诚盛于内，贲于外，形于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后来，尧以忠信治国，以仁慈爱民，以法度治世，终以盛德闻名天下。
　　现在，各行各业正在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保持党的纯洁性教育活动，实际也是一种信仰教育活动，是对忠诚观的一种呼唤。只有忠诚于事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国家的人，才会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才会毫不吝啬、毫不迟疑的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道德观——
　　“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为官者，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官德。身为领导干部，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就不可能修身正己，服众润才。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曾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于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可以说，领导干部道德水准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党和国家大业的兴衰成败。只有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人才具备领导工作应具有的素质，才能真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好务，为百姓福祉服好务。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基层，官德的考察和衡量正日益被重视。这是为官者本人的幸运，也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引领这个社会激浊扬清，还社会一个健康的体态。
成长观——
　　成长的过程既是领导干部自身能力、素质、智慧的积累，也是其秉性、心志、信仰的磨练。一个人最难认识的是自我，最难战胜的也是自我。社会环境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脚步迈向哪里，完全由自己定夺，只有树立正确的成长观，才能增强真假美丑、善恶是非的辨识力，告诫自己时时、处处自重、自警、自省、自励，不断加强政治修养、道德修养和心态修养。
　　“水无点滴量的积累，难成大江河，人无点滴量的积累，难成大气候。”一个领导干部的成长、成熟、成功，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就，只有沉得下心来多看、多学、多闻、多问、多谋、多思的人，才是真正存大志、胜大任、有大为的能者和智者。
政绩观——
　　政绩观，是一个领导干部对如何履行职责去追求何种政绩的根本认识，是其思想觉悟、奋斗目标、价值追求、精神状态和人品官德的综合反映。合理追求业绩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剑走偏锋，盲目追求轰动效应，大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实在是有悖科学发展理念、有碍社会发展进步的错误思想。在当下，一个领导干部政绩显赫最为直接的效应就是名利双收，更有甚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些脚踏实地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人反倒成了格格不入的“另类”。然而正是有了这些重实际、重实干、重实效的领导干部的存在，才使得这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少了许多华而不实的东西。
　　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老老实实，也就是要实事求是，追求而不苛求，珍惜而不哀怨，奋进而不激进。优秀、沉着、理性的人，总是业绩在选择他，只有平庸、虚妄、无助的人，才会东张西望，四处打点，为自己贴金。
位置观——
　　在其位，谋其政，司其职，尽其责，是领导干部对待位置的基本准则。有些人只想着位高权重，只关心官阶升降和薪俸增减，而忽略了职位本身的责任与担当，有了成绩便“一拉二抢三吹”，出了问题则“一推二卸三溜”，完全沦为“位置”的奴隶。只有以平常心看待名位的人，才能沉得下心来，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移，不为权所动，真正做到勤政、廉政、优政。
　　正所谓“风正民心顺，官贤弊自绝”，如若领导干部们能在当下繁华聒噪又群情激昂的大熔炉里，真正砥砺自己的品质，锤炼自己的操守，培树自己的品德，以身作则，勇挑重担，敬业奉献，把心思凝聚到干事上，把精力集中到创业上，把本领施展到发展上，多做抓基层、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民众的厚望才能有所寄托，经济社会发展才有良好的秩序，这个时代才有真正激励人心的精神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