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文批复丑闻两则

    且阅且笑
    最后，巡抚杨邦宪建祠南昌，毁周、程三贤祠，益其地，鬻澹台灭明祠，曳其像碎之。比疏至，熹宗已崩，庄烈帝且阅且笑。忠贤觉其意，具疏伪辞，帝辄报允。无何，忠贤诛，诸祠悉废，凡建祠者概入逆案云。——《明史 .阉党传》，中华书局1974年 4月第 1版第7870页
& U9 M4 y4 z) a& y1 Z    在清除阉党的问题上，明崇祯帝朱由检可以说表现出了相当的策略。他即位后，虽然深知魏阉的危害，很想一举将其消灭，但当时朝政都把持在魏忠贤手上，其党徒“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之辈遍布朝野，正直的官员迭遭贬斥和杀戮，就连皇帝本人也有自危之感，在此时，要对大权在握又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阉党集团采取任何措施，都必须小心又小心，慎之又慎，稍有疏忽，定出大乱子。所以，崇祯继位之初，小心谨慎，不动声色，对魏阉无所举动。
! f8 `0 y8 L! x5 X8 F5 B    然而，一旦时机趋于成熟，崇祯帝内心对魏忠贤的不满，便会情不自禁地表露出来。比如他接到南昌巡抚杨邦宪关于在南昌建造魏忠贤生祠的请示后，一边读着这份请示，一边便忍不住笑了起来。但这绝不是一种欣赏、高兴的笑，而是一种冷笑和讥笑，是一种笑里藏刀、满含杀气的笑。对魏忠贤来说，在全国建造自己的生祠，虽然早已成了一种潮流，一种风气，一种例行公事，但见了崇祯帝这种“古怪”的微笑之后，他就不能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不能不胆颤心惊，不能不有所警觉和表示。于是，他向这位新皇帝递上报告：请求驳回杨邦宪的请示，免建南昌的生祠。他本是假意推辞，以试探崇祯帝的态度，但他哪里知道：这位新皇帝在不动声色之中，早已对阉党的危害采取了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并且自信解决这一痼疾的时机已然成熟，否则，他是不会轻易露出这种极具深意的“笑”来的。崇祯帝于是很爽快地批准了魏忠贤的请求。这一批准，也就意味着魏阉的末日已经来临，阉党的丧钟已经敲响。
    杨邦宪是最后一个请求建造魏忠贤生祠的地方大员，而最早提出建生祠的官员是浙江巡抚潘汝祯。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潘汝祯假借机户恳请，建魏忠贤生祠于西湖，建成后上疏，请熹宗赐题匾额。熹宗名之曰“普德”，刻石立碑，记其功德。作为对此举的鼓励，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此例一开，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全国各地寡廉鲜耻的官吏闻风而起，争相效尤，尊贵如楚王、武清侯、保定侯等人也纷纷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于是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魏忠贤则把它看作是衡量各地官员对他效忠的尺度，有些官员请求建生祠的奏疏晚到一天，竟被罢官。
    这些生祠都建得高大气派，朱户雕梁，状如皇宫；祠内供奉的魏忠贤塑像，有的用沉香木雕刻，外部镀金，工艺精细，眼、耳、口、鼻及手足都能像活人一样转动，腹中内脏都用金玉珠宝制成；有的塑像顶发是空的，留一小孔，以便四季插上鲜花。有些官员在迎接魏忠贤塑像进生祠时，口里喊着“九千岁”，行五拜三叩之礼。有个叫陆万龄的监生，甚至无耻地说：“孔子作《春秋》，厂臣（魏忠贤）作《三朝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东林党人，按照礼法应该按同样的礼仪进行尊奉。”因此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祠，让魏忠贤配享孔子。
    生祠建好后，官员们照例要上疏朝廷（实际上是向魏忠贤）表功。他们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肉麻地吹捧魏忠贤“尧天帝德，至圣至神”，赞颂魏忠贤就像赞颂皇帝一样，真是“佞词累牍，不顾羞耻”。在奏疏中凡是提到魏忠贤的地方，均称“厂臣”而不直书其名。内阁草拟批复时，不仅用词华丽，而且“朕与厂臣”联名并称，已经完全丧失了体统。
    杨邦宪计划在南昌建造魏忠贤生祠，从时间上来说，是比较晚的，但在规模上，却不打算落在别人后面。
    为了扩大生祠面积，他把周敦颐、程颐、程颢三位先贤的祠堂拆毁，又卖掉澹台灭明祠，将其塑像推倒打碎可惜他的奏疏送到朝廷时，明熹宗已经死去，早已换了天子，结果他向魏忠贤表功的心愿不仅没有达到，反而给魏忠贤送去了一份催命书。自然，杨邦宪本人，从此也被列为阉党，遗臭万年。
    以一份奏疏的批复处理为由头，崇祯帝十分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不着一字，不言一语，只须露出一脸莫测高深的“古怪”的笑，便使昔日不可一世的魏忠贤锋芒尽敛，俯首就擒。崇祯帝剪除魏忠贤这着棋走得确实太精彩了。在古代公文处理史上，以似笑非笑的方式表达和流露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意见，这种现象可能有许多，但作为事例写进史书，以前似乎没有见到过，因此非常具有独特意义。不俟左证震孟既去，体仁憾未释。庶吉士郑鄤与震孟同建言，相友善也，其从母舅大学士吴宗达已谢政归。体仁劾鄤假乩仙判词，逼父振先杖母，言出宗达。帝震怒，下鄤狱。其后体仁已去，而帝怒鄤甚，不俟左证，磔死。——《明史 .温体仁传》，中华书局 1974年 4月第1版，第 7934页
    明熹宗是明朝有名的昏君，他被魏忠贤蒙蔽欺骗，似乎还让人无话可说；而他的弟弟崇祯皇帝，却是一个自以为绝顶聪明并很想有所作为的人，然而就是这位至死都认为自己是“明君”的人，同样遭受奸臣蒙骗而不自知。明朝末年民间盛传一条谚语，叫做“崇祯皇帝遭瘟了”，（《明季北略》卷之十）说的就是崇祯皇帝被内阁首辅温体仁（以“瘟 ”与“温”谐音）蒙骗而不自知的情况。文震孟被魏忠贤诬陷后，他的同乡好友兼同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仗义执言，挺身而出为文震孟辩护，呈进《谏留中疏》，对魏忠贤进行抨击，结果郑鄤与文震孟被同时罢去。崇祯帝即位后，魏阉被除，昔日遭魏忠贤迫害的官员纷纷起用，郑鄤也以原官赴京履任。
5 Y9 Z0 M. T+ I4 B# E# \- M    后因父母先后去世，郑鄤辞官回乡守制，直到崇祯八年（1635年）才重返仕途。当时，文震孟已经进入内阁工作，他知道内阁首辅温体仁是一个阴险狠毒的小人，因此力劝郑鄤不要急于来朝，但赋闲在家多年，急于谋取一官半职的郑鄤没有听进好友文震孟的意见。郑鄤到京没有多久，文震孟就被温体仁排挤去位。一向敢于直言而又不甘寂寞的郑鄤再次站出来为好友文震孟说话，温体仁非常恼怒，决计黜除郑鄤。在此之前，郑鄤的远房舅舅、原先的内阁大臣吴宗达，出于家族的宿怨，曾在温体仁面前大肆诋毁郑鄤，这年十一月，温体仁便根据吴宗达提供的诬陷材料 ——骇人听闻的所谓郑鄤“杖母”（杖责母亲）的不实之词，写成揭发材料诬告郑鄤。崇祯帝是有名的孝子，正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见到温体仁的奏疏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逮捕郑鄤，严加审讯。
    郑鄤所谓的“杖母 ”一案，先是由刑部审理，后来转到锦衣卫镇抚司审理，但都没有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温体仁在揭发材料中所写的“假乩仙判词，逼父振先杖母”，完全是一种道听途说。真实情况是：郑家的乩仙据说非常灵验，能揭发别人隐事，一家无不信奉。凡是有过失者，都遭到扑责，谓之忏悔，自郑振先夫妇至郑鄤以下，无一例外。所以，郑家人互相“扑责”，包括郑鄤父亲郑振先杖打郑鄤母亲，完全是相信迷信的结果，并不是郑鄤唆使和逼迫的，更不是郑鄤自己打母亲。只是由于郑鄤对自己的才名十分自负，倨傲放肆，得罪了地方上的人，所以才有 “杖母”的谣传。此案虽然缺乏证据，却一直不能了结。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温体仁罢官而去，此案仍然悬而未决。郑鄤在狱中写作申诉材料，为自己申辩，似乎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 v' N: e0 x" _+ N/ a    崇祯十二年，在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拖了将近四年的郑鄤“杖母”一案，终于等来了结案的消息。锦衣卫镇抚司上报的意见是：此案没有事实根据，完全出自谣传，请皇上在撤销郑鄤职务与送去充军之间作出圣裁。锦衣卫镇抚司的意见应该是十分明确的：对郑鄤的处分革职太轻，充军又太重，因此请皇帝作出折中处理，在介于两者之间作出裁决。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崇祯帝看了锦衣卫镇抚司送来的报告后，居然“不俟左证”，也就是无须再看其他任何旁证材料，就在报告上批复：将郑鄤凌迟处死！一个智力健全的皇帝作出这种荒唐的“圣裁”，真是骇人听闻，莫名其妙！这样的事恐怕也只有像崇祯帝这种刚愎自用、性格褊狭的人才做得出来！无怪乎明朝要亡在他的手里！
( u+ R/ D4 P  ]* }- ]    明熹宗和崇祯皇帝先后被魏忠贤和温体仁所蒙骗而不自知这一事实，说明在“圣旨即法”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封建专制社会里，不管是昏君还是所谓的“明君”，都有可能被人蒙骗，都有可能被手下人玩弄于股掌之中，都有可能像木偶一样地被他人所操纵，只是受骗的程度有所不同，造成的后果有大小之别而已。这种现象既使人可悲可叹，又让人啼笑皆非、徒唤奈何。作者：眭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