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70年前的那个5月，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毛泽东同志在杨家岭黄土坡下的一个小会议室里，面对近百名文艺工作者，发表了关于文艺问题的经典论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确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不仅给延安文艺界带来了崭新的精神面貌，也开创了中国文艺工作的新纪元。

　　70年后的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尽管时代背景不同、目标任务不同，但这一提法的基本内涵与《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现在，站在历史的节点，重温《讲话》精神，对我们更加自觉、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落实全会精神，投身于文化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讲话》集中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观点。其中，“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讲话》鲜明地提出，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历史性和政治性主要体现在其内涵的相对性和政策性，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延安时期，人民的概念与“剥削者压迫者”相对，“文艺为人民”就是指文艺要为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劳苦大众尤其是工农兵服务。所谓“普通劳苦大众”，强调的是一个因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倡导文艺家对于‘众生苦’的觉悟，倡导他们去正视和直面‘全世界受苦的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事实，倡导他们去体会‘顿觉眼前生意满，回首人间苦人多’的大悲哀和大欢喜。”这就要求“真正有出息的文艺家具备‘为人民服务’的情怀”以及“大乘佛法正视‘人间苦’的舍身求法的觉悟，以及以艺术求道的大追求。”（《人间正道是沧桑》，韩毓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6-2）

　　《讲话》提出的这一根本问题，在党在不同时期关于文化工作的论述中，得到了一以贯之的体现，共同揭示了文化事业与人民大众之间深刻的内在关系。当前，在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背景下，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必须全面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根本方向，同样意义重大。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社会主义阶段，人民的范围变得空前广泛，此时所说的文化为人民服务，就是指要为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服务。要注意的是，人民是一个集体概念，代表着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任何单独的个人或团体都不能称为人民。有些人认为，“我”是人民的一员，为人民服务就是为“我”服务，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二是在社会主义阶段，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不存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意义上的压迫和剥削，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民生问题仍然是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化工作者，仍然要具备对“‘众生苦’的觉悟”，尤其是对民生疾苦的责任和体悟，真正地融入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的丰富实践中汲取营养，并将其融入到自身的创作中去。

二、文化如何“为人民”

　　在文艺如何“为人民”的问题上，《讲话》着重谈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强调这两者的关系，源于战争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当时“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而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则在于，“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一论断，体现了我们党在革命战争阶段依据当时的特殊国情和国民素质水平对文化工作的任务与使命所作的一种特殊定位。

　　7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国情和文化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民众需要的已不再是“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而是一个普遍的现代化运动。这也是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当前政策的着力点就不再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而是开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和发展文化产业二者的关系，笔者将其概括为服务与发展的关系。承认文化具有产业属性，区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是我国文化工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理论到实践的一项重大突破。开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宗旨就是服务，目的在于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发展文化产业，本质要求就是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目的在于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三、文化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文艺座谈会探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这一倾向和观点，被当代一些批评家认为是功利主义的，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文化的独立性，将其视为了政治的附庸。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我们是以占全人口90%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这是最朴素的真理，直至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刻体味和思考。

　　当前，我国在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和极大进步，文化已不再“从属于政治”，其地位和作用在当前的政策和实践中被强调到了空前程度。但这是不是就代表现在的文化就是所谓的“超功利主义”呢？恐怕也不是。无论是在国际与国内、历史与当下，文化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与社会经济政治大局无关的东西。尤其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今天，文化已经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我国，文化繁荣发展更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内容，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基本要求。从这一点来看，文化的功利性非但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关键就在于这种“功利”仍然是以“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其目的在于“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因此和延安时期强调的“功利”一样是“好的东西”。

　　愿广大文化工作者沿着《讲话》所指引的道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创作出更多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迎接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既是时代和人民的期望，也是对《讲话》最好的纪念。■　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