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竞争优势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

　　一、独特竞争优势概念的合理性
　　人类社会充满了矛盾、斗争，其中，不仅有国家间的矛盾、斗争，而且有民族间、地区间、群体间、阶级间、党派间、个人间的斗争。如何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必然成为每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群体、阶级、党派和个人所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胜利不是意味着中国古代楚汉之争那样的生死存亡，就是意味着现代西方的两党竞选那样的此上彼下。
　　斗争有时是在势均力敌的双方之间展开，在很多时候却是在此强彼弱的双方之间展开。在前一种情况，每一方都需要找出克敌制胜的方法，而在后一种情况，弱方固然有转败为胜的需求，强者也有防范弱方反败为胜的需要。不管哪种情况，比较优势的概念都无法满足指导斗争的需要，因为它认为双方都是强者，也都是弱者，都有强的地方，也都有弱的地方，双方只有达成妥协，才能产生互利的结果。
　　独特竞争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它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西方对它只是在企业领域内有所察觉，同时又长期受到比较优势理论的影响。中国历史悠久，共产党1921~1976年所创造的历史尤其璀璨，不仅历史地把独特竞争优势在军事领域、政治领域建立了起来，而且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全面地、系统地建立了起来。正是依靠独特竞争优势，中国共产党才能积小胜为大胜，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劣势变强势，才能打败日本人，打败蒋介石，打败美国人。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制定和执行一些政策时，由于决策者把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这一命题绝对化，客观上忽视了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世界环境，忽视了中国各方面、各领域独特竞争优势的打造（邓小平1989年曾指出，他忽视了教育，其中的本质就在于此），并且有意无意地使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度建立起的极为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独特竞争优势不断受到侵蚀，陷入比较竞争优势的窠臼之中，甚至出现社会不和谐、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社会道德沦丧等现象。因此，重建独特竞争优势又成为中国当前社会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设想一下，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利用独特竞争优势，能够使共产党从一个几十人、几百人的小党发展成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大党，从在野党成为执政党，没有独特竞争优势，怎么可能呢？而如果有了独特竞争优势，中国的一切事业又怎么会陷入社会不和谐、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呢？这样来看，无论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倡导科学发展，无论是社会管理的优化，还是发展模式的转型，都是旨在重建独特竞争优势。
　　今天，如果中国能够在共产党的带领下重建独特竞争优势，那么，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前途必然光明。而如果一旦失去时机，在世界大同还没有到来之时，其他国家意识到并建立起全面的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经济、政治、文化机制，那决非中华民族之福。独特竞争优势特别适合暂时的弱者使用。今天，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仍居于末列，而资源捉襟见肘，环境让人烦忧，更不能不去重建独特竞争优势。
　　二、独特竞争优势的内涵界定
　　在对立双方甚至多方的辩证统一中，矛盾和冲突的最终结局取决于多种因素。表面看起来，与他人无涉、与他国无涉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也是多方角力的结果，其成败与否以及绩效高低都取决于多种因素。对独特竞争优势内涵的界定，正是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
　　在这些众多的因素中，那些执迷于书本（比如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西方的军事学教科书）的人，那些执迷于他人之语的人，那些执迷于外国经验的人，只能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就如蒋介石根据日本军事教科书只知道占据城市、强拉壮丁、装备士兵、瓦解异己、借力美国、依靠资本、寻找后台一样。这些因素在许多情况下重要，正是蒋介石能够上台的原因，在一定历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蒋介石的独特竞争优势。那时，共产党还很弱小，其他人都没有蒋介石在这方面有本事，有机会，因此，蒋介石建立了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独特竞争优势。不然，他原本一个江浙末流，怎么可能掌握国民党大权？然而，上述因素对于中国共产党不重要。中国共产党依靠的不是上述方面。据说，柳亚子早年曾经力劝毛泽东组织刺杀蒋介石，毛泽东一笑置之。杀了一个蒋介石，还有另一个蒋介石，毛泽东寻求的是根本地改造中国，而这不是杀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毛泽东既然这样想，也就隐含了后面他在西安事变后释放蒋介石。毛泽东所建立的独特竞争优势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当代的，也是未来的，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所建立的独特竞争优势所不可同日而语的。从道理上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的取得也取决于很多要素，西方经济理论已经提出一些，比如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对外开放之类。可是，如果谁把这些理论当成唯一的、最好的、科学的、现代的经济发展理论，谁就不可能真正掌握独特竞争优势的精髓（王今朝、龙斧，2011）。
　　基于以上事例，我们可以抽象出独特竞争优势的定义。独特竞争优势是在主要要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依靠其他一些被忽视的因素的独特性产生出结果上的绝对优势。比如，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上都很弱小，却能够在与日本的对抗、与国民党的对抗中胜出，就是因为她的领导人发现了更为根本的制胜因素。这些因素都没有被日本人和国民党发现。结果，尽管日本人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都不能压制共产党的发展，反而促使其发展。其实，正是在日本人和国民党占据比较优势的地方，隐藏着它们的极大劣势。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是建立在地主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础上的，它在这些方面的强大正好预示着它的失败。这样看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正好构成独特竞争优势的两大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把一切看做是可变的。蒋介石认为，美国的实力是不可改变的，地主的利益是不可动摇的，垄断资本的利益增长是无止境的（只能增长不能削弱），正好陷入形而上学的片面、局部、静止地看问题的错误之中。共产党则认为，这一切都是可变的，而且是必须变的。所以，这就发展出毛泽东的“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而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看，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不合理的，垄断的资产阶级的实业利润和金融利润是不合理的，这正好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为共产党积聚力量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如果在军事斗争中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建立了独特竞争优势（这种优势那么强大，以至于当时可以和美国一拼，让印度不堪一击），那么，她在建国后很自然地把这种概念移植到经济建设领域。这样看来，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有点儿不识魏晋，黄炎培提出历史周期律有点儿杞人忧天，而毛泽东对他们提出的这些观点的赞赏就是虚怀若谷了。
　　可以说，独特竞争优势的本质在于，它寻求一种“以我为主”战略思想指导下的创新型机制，创造出一种新的优势来扭转、抵消原有的劣势。从数学上看，建立独特竞争优势要求：1.把任何事物都要看成是一个多元函数，而决不能看成是一元（即单变量）函数，也不能看成一成不变的简单化的多元函数。这与辩证法是一致的。2.要实事求是地、唯物主义地寻找各种可能的自变量，客观地评估各种可能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效应。这相当于博弈论中寻找一切可能的行动策略。从哲学上看，唯物主义地寻找各种可能的自变量要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里，毛泽东的星火燎原思想是经典案例）、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这里，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是经典案例）。也就是说，要善于把主观的变成客观的。毛遂自荐的故事是把主观变成客观的古代经典案例，而淮海战役是现代经典案例。
　　三、独特竞争优势概念的对立面
　　首先，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独特竞争优势概念的对立面不仅有上面提到的比较竞争优势，而且还有英国人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概念。以上所举案例和所作分析，已把我们所提出的独特竞争优势概念与英国人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概念区分开来。他的绝对优势是建立在“现实即存在”哲学基础上。当时英国人因为采用机器生产，能够生产出比中国便宜的衣服、皮鞋，相对于中国具有绝对的优势。但是，亚当·斯密并没有追问，英国人的这种绝对优势是怎样来的。尽管不能排除英国政府在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作用，但很显然，英国政府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英国的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的影响是缓慢的，其工业化是不能与中国的工业化相提并论的。中国的工业化正是高度发挥中国人民聪明和智慧的产物。而英国的工业化只是少数“精英”推动的结果。那到底是哪个更为伟大呢？答案不言而喻。
　　其次，自发性秩序。中国某些人高度推崇的奥地利学者哈耶克把人类社会发展看成是人类行为自发作用的结果，完全是对欧洲经验的总结和对中国、苏联成功经验的反对，不过是萨特“存在即现实”哲学的跟屁虫。他和他的中国崇拜者根本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也根本不懂得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比如，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强调比较优势，但不少也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特性逐步建立起来的某种独特竞争优势，如日本在技术创新与市场开发上，瑞士在其金融体系与管理上，德国在工程开发能力上，美国在资源、技术、资本、人才的综合配套、有机结合上。美、德、瑞、日这些独特竞争优势很多都发挥了高度的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根本不是什么自发秩序！
　　第三，儒家哲学。有些人试图把日本战后的经济成功归于儒家哲学，那几乎是乱点鸳鸯谱。明治时期的日本对儒家哲学的了解难道会低于时间距离更为遥远的裕仁时期的日本？如果儒家哲学是日本战后经济成功的奥秘，那日本侵华的奥秘恐怕也在儒家哲学身上，日本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萧条的奥秘恐怕也在儒家哲学身上。这说明，儒家哲学也构成独特竞争优势概念的对立面。这种一有成就就归功于祖宗的论点是典型的厚古薄今，其荒谬与那种一有问题就祭拜炎黄没有什么两样。
　　第四，打破常规或“创新”。独特竞争优势的建立必然是一种打破常规，但并不是所有的打破常规都是独特竞争优势的建立，因为从现实来看，许多打破常规往往是无谓的破坏。比如，千里长堤，毁于蚁穴，蚁穴就是对千里长堤这一常规的打破。由此看来，独特竞争优势的建立也与打破常规相对立。中国今天极为盛行的“创新”一词，不过是打破常规的代名词，而不是独特竞争优势的同义词，毕竟，这一名词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所提出，中国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学者对这一概念加以改造。难道中国那些高唱创新的人就不知道熊彼特本人的理论和观点也遭到西方的诟病？
　　四、结论
　　本文分析表明，独特竞争优势是人类社会矛盾、冲突的必然产物，其存在是客观的，同时也必然是建立在主观努力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独特竞争优势在现实中有着许多对立面。中国政府的各级领导者应该高度重视区分这些对立面。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正是严格地区分了这些对立面，才最终真正建立了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本文分析中大量运用中国历史事实，这对于个人独特竞争优势的建立也是有启发的。比如，一个官员、一个学生、一个商人、一个士兵、一个农民、一个教师、一个律师怎样才能建立自己的独特竞争优势？今天，许多官员亦步亦趋于他人，结果“经济发展了，干部跌倒了”；许多学生争相出国，却不知人生路途遥远，结果白费父母血泪钱；许多商人只知道行贿受贿，不知道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许多企业只知道追求利润，不知道什么是企业道德和企业责任；许多农民只知道进城务工，不知道攻读社会大学；许多大学教师只知道学习西方学者，不知道研究中国问题；许多律师只知道向法官送礼，不知道增强自己的综合能力；等等。这都是缺乏建立自身独特竞争优势意识的必然结果。由此看来，仅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目的，努力理解独特竞争优势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在集体、集团、国家层面，独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应用前景将是非常广阔的。（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2BJL009〕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07111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战略决策研究中心■　王今朝 龙 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