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论才、学、识

  现代新儒家方东美（1899―1977）认为，任何时代做学问，必须才、学、识兼备，否则，不但做不好学问，还可能导致谬种流传，害人不浅。他认为，三者之中，唯才、识最为重要。在“学”方面，一个人肯下功夫，孜孜不辍，总能有所获。但是，假若没有“才气”的话，完全靠笨功夫做出来的“活”也可能“点金成石”。譬如，以儒家研究而言，先秦儒家如孔、孟、荀等本来具有很高的哲学智慧，然而到了汉儒，则糅合了阴阳五行，使得儒学乌烟瘴气，蜕变为“谶纬”之学，失去了原有的淋漓之气，其要因在于汉儒的领军人物董仲舒乏大“才”气，他承接不上先秦儒家的淋漓正气，结果败坏了儒家的名声。正是这个原因，方东美谈儒家只谈原始儒和宋明儒，对于两汉儒学，则基本不研究——这同推崇并正视汉儒的徐复观迥然不同。
    对于道家的研究亦如此。方东美认为，老子本身有高尚的哲学智慧，然而却被张道陵弄“歪”了。“张道陵对于‘道’的解释，那几乎是不堪入目，然而张道陵却也自命‘道家’。”至于庄子，更是绝世的大才，后世很少能真正懂他。西汉时司马迁尚能欣赏庄子的才情，然而后汉两三百年却没有人理会庄子，甚至名字也不见了。魏晋南北朝，世人尚清谈之风，才有人开始“翻出”庄子，并且，就一般人而言，似乎只有“竹林七贤”得庄子神韵，为庄子“真徒”。然而，在方氏看来，则未必如是。他以为，“竹林七贤”不过是“颓废派”而已，与庄子精神是难以相契的。另外，像郭象、向秀等人，虽然能藉着魏晋所特有的高度解放的精神，达到很高的哲学智慧，然而他们毕竟不是大哲学家，所以他们依然不能把握庄子的灵魂。更糟糕的在于，郭、向在注庄子时，过多地发挥自己的思想，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将庄子当做自己思想的代言人。这样一来，庄子不但被“拉下了水”，而且还被蒙上了一层“他人”的影子，以至于庄子自身的智慧也被“遮蔽”了。
    当然，做学问，除了才气，更重要的还在于有“识”，识就是“洞见”。
    只有通过孜孜不倦的学，才能对学术有所了知。才，尤其是建立在扎实学养以上的“大才”，方可契合圣哲之智，做到“同气相应，了然于心”地去感悟、契合大智慧，不至于误读圣哲。在博学、广才的基础上，学者仍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冲破种种常见、俗见乃至陋见，提出自己独特见解，这种见解即为洞见或洞识。洞识亦称胆识，意味着“见识”同“胆略”关系密切。
    某种程度上，学识、胆识是判断学者是否成熟的重要品质之一。真正的学者最终必须能说出“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就是“学识”。在学、才、识问题上，“识”本应属于最高层次。然而，遗憾的是，当下有些学者，在没有达到前人的知见（学力不够），亦未必懂得前人的思想（才气不逮）的前提下，还在那里指手画脚，妄加批评，似乎自己确实超越了前人，实现了创新。殊不知，这种自以为是、“有胆无识”的行为终将成为历史的笑柄。譬如，历来注释老庄、孔孟者可谓多矣，乱发议论者亦多矣，然有几人可以真正超越他们？又如，当下中国哲学界掀起了一个不小的“牟宗三”热，有的学者在读了几篇牟先生的文章后，就开始对之批评，挑出牟宗三所谓的“硬伤”，俨然一派已经超越前人的气象。当然，笔者欣赏这种敢于超越前人的“精神”和“胆气”，然而过于武断乃至肤浅的评价却不足为观。因为他根本没有对儒、释、道有一个精深的研究，甚至连牟宗三所要论述的哲学问题都没有弄懂，而仅依靠一些“西学皮毛”，对其横加批判、指责，这也许不仅是肤浅的问题了。
    无论从事任何研究工作，只有在真正达到前人学识的基础上，才有资格与其对话，才有资格进行评价，才有资格谈创新。
    进行理论创新，固然需要有慧眼卓识，需要大才气，然而，更需要有真才实学且脚踏实地的“学”者。因为“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并不难——“胡搅蛮缠”的辩论亦是“新意迭出”，难就难在真正的创新乃是由大智慧、大学术、大学识作支撑，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非仅为取得一时的“轰动效应”。
    并且，“才”乃至“识”皆可以通过“学”之熏染而获得，在这点上，笔者以为，方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以鄙人之见，“勤可补拙”的古训仍然有永恒的意义。譬如诗仙李白固然有他人学不来的“大才”，然而质朴如杜甫者，仍能依靠后天学习而成为“诗圣”。又如，虽然方氏认为才、识最为关键，但方先生本人的“洞见”（卓识）亦是通过持之以恒的“学”得来的。早岁方先生谈中国哲学仅谈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和墨家，然而，当他接触了大乘佛学之后，他的哲学视野便发生了变化，由先前的三家更换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和新儒学“四家”。之所以发生如此转换，无疑乃“学”之功效。方先生乃终生乐学之人，以研究佛学而言，举凡三十余年，孜孜不倦，乃至暮年还在探究《华严经》之奥义。倘若无此功夫，其“洞见”又何从谈起？更何况，即便如孔子那样的天纵之圣，尚且发出“学而时习之”的感慨，更不用说一般的“中才”之人了。诸葛亮《诫子书》亦有“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之言，亦可谓精辟之至。
    因此，笔者以为，在当今信息不绝于耳的热闹时代，“学”仍是基础性的。一切有志于学术之人，一切欲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之人，除了“甘坐冷板凳”老老实实地“学”起来外，别无他途。当然，笔者此处的“学”是广义的，它既包括对既有材料的获得，更包括“反思”，是“学”与 “思”的有机统一，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是这个道理。事实上，对于真正的学者而言，“学”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思，而“思”到困惑处，自然要学。
    有志于学术者需以“学”养其博，以“思”拓其才，方能做到才学并进，才、学兼备，而所谓的卓识、洞见自然显现出来。
    此亦为笔者讨论“方东美先生论学问”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