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检察机关的四项义务

     曹建明检察长在纪念人民检察制度创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坚持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把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作为检察工作的根本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必须不断强化检察机关的四项义务：

    一是真实义务。即检察机关在履行侦查、批捕、起诉和监督职能时必须忠于事实真相，以真实、可靠的证据作为认定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的依据。以公诉为例，检察机关必须对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从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等方面进行全面审查，必要时还应当退回补充侦查或者自行调查核实，或者对瑕疵证据依法进行补正；只有当确认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并且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时，才能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公诉；不仅如此，真实义务还要求公诉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履行证明责任，向合议庭证明指控犯罪事实的成立，并且达到排除合理疑问的程度，足以使合议庭形成被告人有罪的内心确信。如果经过审查，发现真实、合法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则检察机关就不应当轻率地决定提起公诉，不论犯罪嫌疑人是否已经被逮捕；如果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发现证据链条发生了变化，以至于无法继续支撑指控的，公诉人应当及时建议延期审理，依法补充侦查或者经检察长同意后撤回起诉。那种认为对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一定要提起公诉，对已经起诉的被告人一定要作出有罪判决，而不论案件的证据是否真实可靠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做法，都是与检察机关的真实义务相违背的。

    二是守法义务。又叫法定义务，它包含两重含义：（1）在符合法定条件时，检察机关必须对涉嫌犯罪的嫌疑人立案侦查或提起公诉，不得因为政治因素或者嫌疑人的身份、地位、宗教信仰等因素而随便决定不予追究或者不起诉；（2）检察机关不仅要在批捕、起诉、抗诉等检察行为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上遵守法律的规定，而且还必须确保支持逮捕、起诉、抗诉等决定的证据的合法性，不得使用非法证据作为检察活动的根据。考虑到我国司法体制的特殊性，检察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如果检察机关对明知构成犯罪、应当追究的人不予追究，或者使用明知是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支持批捕、起诉或者抗诉决定，那就不仅违背了守法义务，而且相关责任人员还应当因为徇私枉法、滥用职权而接受调查、处理。

    三是客观义务。它要求检察机关在积极追诉犯罪的同时，兼顾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证据和情况，包括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实质证据、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量刑情节、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弹劾证据等，不能为了获得有罪判决或者从重处罚被告人而隐瞒、毁损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也不能没有根据地反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合理辩护意见。根据客观义务的要求和我国现行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过程中，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对于其中于法有据的意见，应当虚心接受；于法无据的或者不合理的意见，也应当予以解释，不能简单地拒绝了事；第二，在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之后，允许辩护人全面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并且随时向辩护人开示后来收集到的新证据；第三，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应当实事求是地做出回应，即使是其中缺乏依据的意见，也应当据理反驳，而不能一律视为“狡辩”；第四，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近亲属提出的收集调取证据或者保全证据的申请，应当慎重对待，及时回复，依法保护辩护权的有效行使。

    四是监督义务。即检察机关对整个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应当进行监督，对侦查机关违法收取证的情形以及法院违法调查证据、违法采纳证据的情形，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对于法院确有错误的裁判，应当依法提出抗诉；对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过程中或者决定监外执行、减刑、假释的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以上四项义务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只有全面履行这四项义务，才能真正展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守护人”的性质，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法治进步中的作用。文/孙长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