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下基层之民情日记范文汇总

　　6月19日，《人民日报》摘编了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同志的《沁县温庄下乡住村笔记》，可作民情日记范文，并配发编者按称，“接地气才能有底气，面对千头万绪的农村工作，只有沉下心来，深入一线，才能了解农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掌握当前农村工作的实情，把握 ‘三农’工作的主动权”。文章一发表就引发了媒体和网民的热议，在短短两天内，媒体进行转载和评论200多篇，人民网、新华网、国际在线、求是理论网、凤凰网、荆楚网、华声在线等知名网络媒体中出现的相关文章达到了近400篇，新浪微博上相关评论600多篇，大家对副省长务实亲民的做法纷纷给予高度评价。

编者按：“十二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工作难度不小，挑战空前。本报摘登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同志的“下乡住村笔记”，通过他笔下一个个鲜活事例，我们更加真切感受到当前“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缓慢”的现状，更加深刻认识到“强农惠农政策不能变，力度不能减”的重要意义。

接地气才能有底气，面对千头万绪的农村工作，只有沉下心来，深入一线，才能了解农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掌握当前农村工作的实情，把握 “三农”工作的主动权。化解农业农村发展的难题，应多一些这样脚踏实地的调研。

这些年我经常下乡，有时起早贪黑一天跑五六个县，但往往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了解实情不多，研究难题不透。最近省委对干部下乡住村作出了具体安排，这才使我弥补了以往农村调研的缺憾。

尽量“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2011年4月26日，晴转多云，西北风三四级转五六级，一大早我就赶赴山西沁县的温庄。这一次可算得上“轻车简从”，不但没带秘书，而且是搭乘省扶贫办的公用车，只是带上了住村所需的被褥。为避免层层陪同，不干扰市县乡同志的工作，也就一概没和他们打招呼。我是想一竿子插到底，悄悄在村里住下，尽可能做到“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上午9点刚过，我们来到了册村镇温庄村。这是长治市沁县东南部的一个贫困小山村，村民的房子依地势而建，全村70多户200多口人，主要种植玉米和谷子，去年人均收入1700多元，在册村镇属收入偏下，但也不是最穷的村。

农机作业涨价，农民用牛耕地

进村后我没有先找住处，第一件事就是向村支书老霍提出，“现在正忙着春耕，吃住的事情不急，先给我安排点农活干吧。”村支书老霍60来岁，朴实厚道，不想让我去，“那里看着近，可走起来很远，要绕过沟底才能到对面山上。”我坚持要去，“没关系，我不怕走路，今晚就住在你村了，时间肯定够用。”

真的是绕了挺远的路，我们才走到用牲畜种地的地头。一位60多岁的老汉赶着一头“西门达尔”品种的牛，两位老大娘跟在犁的后面种玉米，两亩多的地块已种过半。这样一幅老者“农耕图”，使人心情沉重，但这又的确是当今农村的现实。

我上去和老汉搭话，他和我打着手势。点种的老大娘解释说，“他的耳朵聋，20多岁就听不见声音了”。牛犁停了下来，老霍上前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三位老人挺高兴。和我说话的老大娘今年68岁，和善而热情，我们边说话边跟着牛犁种起了玉米。和我同去的省扶贫办主任刘昆明在前点玉米种子，我提着一只筐在后施化肥，干了一会就满头冒汗。我把外衣脱下，扔在了地头的草丛中，老大娘马上拾起衣服抱在怀里。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感动。

“西门达尔”牛吃力地拉着犁，但很听使唤。老大娘告诉我，“这头牛再过10来天就要下牛犊了，不能让牛犁走得太快，怕累坏了它。”

我不由地问，“为什么不用农机种地呢？”另外一位老大娘接过话，“今年农机种地的价格每亩又涨了10块钱，柴油、种子、化肥的价格都涨了不少，玉米涨价还没有农资涨价高，用牛种地也是为了少花点钱。”

看来乡村的老年农妇也面临着通胀的现实压力，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必须应对好的首要问题。

“百亩喷灌”及“千女水库”的尴尬

种地时节，村里的午饭要到中午1点多才吃，上午可利用的时间比较长。我想知道农户的存粮有多少，就走进了村支书家的仓房。两袋面粉是从集市上买的，我还发现十几根崭新的喷灌水管放在墙角，得知前年温庄新上一个谷子喷灌项目。顺藤摸瓜，我来到村北头，喷灌面积有100余亩，地里的喷灌管整齐完好，但看不出用过的痕迹。我询问，“天这么旱为啥不喷灌？”老霍环顾左右，“电表坏了”。后来，村里的大学生村官告诉我，这个“百亩喷灌”项目建成后一直未用，可能是机井和管线连接有问题。

站在机井盖上，我看到东面七八公里处有一座水库，蓄的水还不少。“那是‘千女水库’，1958年上千名妇女修建的，早些年渠道就坏了，有水也用不上啊！”老霍望水兴叹的心情溢于言表。

“百亩喷灌”和“千女水库”如此尴尬的境地，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盲点，项目建设必须解决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否则就是劳民伤财。

沁县虽然是全省少有的富水县，但工程型缺水和水利工程利用不好的问题同时存在，这是个共性问题。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不仅要增加投入建设工程，而且还要健全和完善管理体制及机制。

进村第一顿饭吃得很香

从地里回来已中午1点多，支书的老伴在灶屋煮好了面条。上午干农活，山路也走得多，加上没有菜，我吃了两碗面还觉得不饱，又连吃两个土鸡蛋。没有人陪餐，也没有客套，午饭只用了10多分钟。相比之下，在一些公务活动场合，吃饭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其实这种负担“两头都难受”，改变公务接待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不要人陪，二要自己掏钱。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就能迎刃而解。

党支部民主生活会记录

饭后，我来到副支书的家。副支书当过兵，厚道真诚又不失精明，普通话说得也不错。他从屋里找出几本材料，有支部生活会记录簿、党员办好事登记簿，还有红白理事会活动记录簿。

我对这些原汁原味的“乡土文本”很感兴趣。翻到村支部最近一次民主生活会的记录，2010年12月15日，内容是对支书、副支书等3位村干部进行无记名投票评议，3位均得15张“工作成绩肯定票”。可见温庄党支部是得到党员信任的。

我又往前多翻了几页，2010年1月9日，温庄支部生活会的内容是批评 与自我批评，记录了一位叫郭晋宏的党员发言，“我今年经常在外打工，很少参加组织生活，更谈不上起带头作用或帮助群众，希望大家给我提出宝贵意见，给予帮助。”接下来还记录了一位叫霍守英的党员发言，“我作为一名女党员，也很少参加生活和组织会，只认为搞好自己的家庭就行了，对村里的事不闻不问，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无需多说，两位党员直白的话，客观反映了一些地方农村党员的现状。

家境贫困的村会计

随后，又到了村会计家，因为老霍刚才说村里其他档案资料由会计保管。

会计家里有5口人，3个女孩，大女儿是妻子改嫁带过来的。两间石头砌成的窑洞是曾祖父在民国初年建的，他弟弟在外面打工，耕地留给了会计种。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会计无奈地说，“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二女儿上学前班，村里没有学校，到外村上学得有大人来回接送，最小的女儿刚出生，离不开人。”

他家种9亩地，玉米亩产500多斤，谷子亩产300来斤，还有5.3亩退耕还林地，加上当会计的工资，全家人均年收入也就是1000来块钱。愁眉苦脸的会计才36岁，头发花白驼着背，可见生活压力确实不轻。

一个农户种13块地

饭后，在会计家里，我见到了土地承包和户籍档案。全村1500亩耕地，地块非常小而且特别分散。一位叫李苏维的农户，家里28.89亩耕地，由13块组成，最大的一块5.62亩。会计说，“这些耕地都是自然地块，分地的时候亩数用步来丈量，好地240步一亩，坏地270步一亩”。

这些鲜活的情况提醒我，山区丘陵的农村需要小型农机具，土地规模经营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亩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样，更使我体会到农村的数字概念有较大弹性，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约定俗成。

户籍档案因多年没人查看，许多页粘到了一起。我翻来翻去，看不出农村人口的流动，几十年没有变化。但具体一打听，有十余个农户已不在本村居住了，只是户籍档案未能及时准确反映。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瓶颈迟早要打破。

农民工的另一种境遇

从会计家出来，我又顺路随机走访3户农民。其中一户老两口两个儿子，大儿子37岁了，前些年在煤矿打工肩部受伤，如今在家呆着，娶不上媳妇。小儿子最初在市里的饭店干活，老板说第一个月给160元，第二个月给600元，第三个月给1000元，最后还是没给发。小儿子一气之下去北京打工，但也赚不到什么钱，过年回村是空手进家门。现在老两口想给小儿子找个媳妇也找不到。

这个家庭的境况，是农村打工者的缩影。以前我也调查过一些农户，多数出去打工的未婚年轻人，经济上对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资助，自己能成家立业就算不错。不言而喻，农民收入翻番的“账”还要重新算算，切不可盲目乐观，要采取多渠道综合增收的措施。

支农项目的境遇

走访完3户农民，我发现村边有个规模较大的养殖场，投资应该在几十万元以上。一把锈蚀的锁头把门，从门缝看到里边是荒草和垃圾，墙上写着“亚行架子牛育肥项目”。老霍对此好像也有某种不满，“这样写是为了争取亚行项目，其实并没有被列上。”

这个大门紧闭的项目从一个侧面说明，前些年农业项目的成功率不是很高，有的项目管理经营得不好，造成了投资浪费和资产流失。我感觉，有关部门之所以好心未办成好事，主要是两个问题常被忽视，一是政府投资项目如何转为集体经济实体，二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何承接政府投资项目。我和昆明商量，要想方设法把这些不成功的项目“激活”，尽可能发挥作用形成效益。

到册村镇政府调研

下午，风越刮越大，浮尘扬沙接踵而来。从村外走来三四个戴森林防火红袖标的人。原来这些人是乡镇干部，到温庄检查森林防火。说话间，其中一位认出了我，他是册村镇的书记，去年我到沁县调研时见过。这位书记很惊讶，回过头批评老霍，“省领导来了，为什么不向镇里报告？”老霍连赔不是。我说，“别怪老霍，是我不许他告诉你们的。”

既然镇上的同志知道我来了，那就干脆到镇政府搞点调研吧。从温庄到册村的路不远，坐上车20多分钟就到了。我最关心的还是农民收入，找来镇统计站、经管站的同志，查看了一些统计报表，询问了有关情况。这些年来，农民收入的统计主要是农村调查队的抽样调查和村及乡镇逐级上报两个渠道。一方面，抽查面较小，数据的覆盖性差；另一方面，和乡镇乃至县市上报的数据，则容易受到人为因素干扰。比如为保住贫困“帽子”就会有意把数据压低。

对于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省政府正在设计新的目标考核体系，重点强化农民增收的政策导向，努力提高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县委书记县长闻讯赶来

也许这是预料之中的，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后，沁县县委书记田志明和县长张斌风风火火来到册村，显然是镇里同志向他们报告了消息。这就使我的“县不扰官”想法打了折扣。

我对志明说，“你快去忙吧，我这次下乡住村就是要切身体验农村生活，不给基层同志添麻烦，更不用你们陪同。”志明和张斌还是想陪我在镇上吃晚饭。我说，“如果你们实在想陪我，那就今天晚上开村民座谈会，商量农民收入翻番规划时来一下，我们共同解剖温庄村这只‘贫困的麻雀’。”

开在农家的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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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县长闻讯赶来

也许这是预料之中的，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后，沁县县委书记田志明和县长张斌风风火火来到册村，显然是镇里同志向他们报告了消息。这就使我的“县不扰官”想法打了折扣。

我对志明说，“你快去忙吧，我这次下乡住村就是要切身体验农村生活，不给基层同志添麻烦，更不用你们陪同。”志明和张斌还是想陪我在镇上吃晚饭。我说，“如果你们实在想陪我，那就今天晚上开村民座谈会，商量农民收入翻番规划时来一下，我们共同解剖温庄村这只‘贫困的麻雀’。”

下午，风越刮越大，浮尘扬沙接踵而来。从村外走来三四个戴森林防火红袖标的人。原来这些人是乡镇干部，到温庄检查森林防火。说话间，其中一位认出了我，他是册村镇的书记，去年我到沁县调研时见过。这位书记很惊讶，回过头批评老霍，“省领导来了，为什么不向镇里报告？”老霍连赔不是。我说，“别怪老霍

学习一下                     

想看看怎么解剖温庄村这只‘贫困的麻雀’。”
的！

确实不错，要是都能这么做，我们的日子也好多！

之中的，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后，沁县县委书

民情日记这种写法，学习了！

估计群众教育路线用的到

　　主持人：最近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的《沁县温庄下乡住村笔记》经媒体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笔记中透露，刘维佳这次下乡不但没带秘书，而且是搭乘省扶贫办的公用车，只带了住村所需的被褥，尽可能做到“村不扰民、县不扰官”。媒体和网络上相关评论有数百篇，很多人对领导这种调研作风给予了高度评价，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调研？他为什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热议?

　　李永忠：密切联系群众本来是我们“打天下”时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本来密切联系群众是常态，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却变成了罕见；密切联系群众的必然性，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就变成了偶然性。于是，当干群关系割裂，一些地方就出现了越级材夜思、群体材夜思，甚至出现群体事件。当刘维佳的这种近年来少有的联系群众方式出现后，这种常态变罕见、必然变偶然的状况，就自然会成为新闻，成为关注的焦点和热议的重点。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下乡十多天，和老百姓同吃同住睡硬板床，都不能成为关注的焦点和热议的重点。现在一个副省长，只是因为不带秘书，只是因为搭乘公用车，只是因为只带了住村所需的被褥就成为大新闻，这就说明我们领导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已经比我们夺取政权时的距离要远得多，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这种关注和热议是对刘维佳同志的表扬，但同时也是对缺乏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的一种潜在的批评。

　　主持人：下基层和群众在一起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优良传统，可是，近些年来，干部下基层调研经常“走调”，在网上被批评为“形式大于实质”，不是游山玩水，就是走马观花，很难切实发现问题和矛盾，而刘维佳同志的调研在两天里发现了十一个问题，这种反差衬托出了什么值得深思的问题？给我们哪些启示？

　　李永忠：应该这么说，“很难切实发现问题和矛盾”是不准确的。我觉得是“很难”与“不想”的关系。其实是不想切实发现问题和矛盾。而这种不想切实发现问题和矛盾，第一是感情不行，第二是能力不行，切实发现问题和矛盾既需要眼光，还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现在中央、省、市、县这四级官员，只有县这一级是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但是由于县里的政权延伸到乡镇了，在很多地方，县这一级都不经常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了，而是由乡村干部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因此，在县以上政权机关的相当多的干部，没有密切联系群众的实际接触，手中的权力缺乏与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感情，因而面对问题和矛盾，也没有解决的能力和勇气！所以，就表现为“很难切实发现问题和矛盾”。

　　中央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第一，尽量减少直接从高校招考公务员；第二，注意从基层选拔干部；第三，上面机关的干部要经常下基层去了解下面的情况。过去的那种走马观花或者跑马观花的调研，通常是被下面的同志引导着看比较光鲜的东西，看不到问题的实质所在，上面的决策也就偏离了下面的实际情况，因此，“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们的决策必须通过深入调研为依据。而深入的调研，必须要有切实发现问题的眼光、勇气和能力，刘维佳同志两天的时间发现了11个问题，这说明他有这个眼光，也有这勇气和能力。

　　主持人：副省长“微服私访”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那就是“县不扰官”的想法被打了折扣。镇书记发现了这么个大官感到很惊讶，县委书记、县长闻讯赶来。由于有了地方官员的陪同，副省长在郭村镇的“这顿饭吃得不如在温庄那几顿饭舒服，有人陪餐即便是派饭也变了味”。网上有评论就抓住了这一点展开，您觉得这是不是反映出了我们基层官员的普遍情况，这种问题的症结何在？

　　李永忠：上级领导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村不扰民，县不扰官”，上级下基层调研可以做如此之想，但是下属和下官，则不敢不请示并问安！很多地方和单位都形成了一种惯例，如果上级来了，你不马上报告，就是失职，将来可能被问责，甚至乌纱难保。所以，下属不敢不请示问安，成了现在的一个潜规则。即使你是更大的领导，到村委会、村支部，或者给乡党委书记打了招呼，不准他给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报告。但实际上，他也必报无疑。因为“县官不如现管”！他会因为有一个大人物来了以后居然敢瞒报，最后不管是受到批评还是表扬，都会落下不是。所以说，尽管刘维佳同志打了招呼，镇党委书记却不敢不报，县委书记和县长也不得不来，他的“派饭也变了味”。这是目前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而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从制度上做一个严肃硬性的规定，让领导同志真正可以轻车简从地去基层调研！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网民把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搞好关系叫做“架天线”，而把到群众中去称为“接地气”，现实中农村基层的干部群众对部分只会“架天线”，不愿“接地气”的机关干部很不满意，有评论认为这与我们目前的干部选拔程序和方式上的不足有关系，目前，各级党委、政府班子换届已经开始，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在未来的干部选拔工作中要如何改进存在的问题？

　　李永忠：这是与我们干部用人导向有关系的。目前我们在选人用人上的方法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选拔方式，而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选方法。所以，这种用人导向，使我们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把善于“架天线”的干部就提拔到领导身边，把善于“接地气”的干部就留在了群众中间。因此，老百姓就说，“领导喜欢的提拔到领导身边，百姓拥护的留在了百姓中间”。

　　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已经出现这样几个转变，一是从招录“三门干部”到使用身边干部；二是从使用身边干部到提拔贴身干部，三是从提拔贴身干部到重用心腹干部（哪些人的人身依附性越强，就越容易受到领导的信任，如果你的人身依附性没有达到一定程度就很难被重用为心腹）；四是从重用心腹干部到破格重用隐私干部。这些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谁掌握了上级领导的隐私，并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就有可能成为领导最信任的心腹干部，就有可能被一些领导干部所破格重用。如李真之于程维高，就是一个突出典型。这就使目前在“架天线”和“接地气”的导向上，引起不少干部的猜疑、意见和情绪。必须承认，我们在用人导向上是有问题的。没有一个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所以尽管也在逐步扩大推荐的范围，但是，这仍然是推荐选拔的方式，而不是直接选举的办法！当然，目前这种情况也在改变，一些试点单位的效果也很明显。

　　主持人：信息时代，公众人物想要人不知鬼不觉地悄悄下乡“微服私访”而不被认出是很难的事。实际上，“接地气”的实质并不在于去了哪里，而是能不能真正听取群众呼声，现在领导干部通过网络了解民意、疏导民怨也是一种很好的途径，您如何评价网络问政这种方式，它和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相比有哪些互补性，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

　　李永忠：现在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60多年前，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话，谈到我们怎么防止腐败，跳出周期率。当时毛泽东给的方子就是，只有人人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在过去，要人人起来监督政府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在网络时代、信息化时代，人人都起来监督政府、监督领导干部、监督掌权者是容易做到，而且完全可以做到的事，因此，我们就要充分利用网络问政这种形式。同时领导也需要微服私访，深入田间地头去调研，但是这方面需要我们在政策和制度上做一些安排，改变主要领导下去就必须有专人陪同的陋习，领导下去以后，自己要有调研能力、生存能力、生活能力。他自己去调研就可以了，并不需要那么多人陪，更不需要那么严格的安全保卫！所以说“接地气”既需要微服私访，需要深入调研，实质性地了解群众的呼声，也需要通过网络去了解民情民意，因为它的面更广更宽，比手工作业式的微服私访接触的面要广泛得多，也便捷得多。

　　但是，网络问政不能代替必要的深入调研。它深入的情况以及实际感受的程度，还是受到一定的局限。所以，这两种方式要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促进作风的转变。比如，现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对干部有明确规定，必须下基层多少天，这是从天数上的规定，但关键是能发现多少问题，这就比天数更有实质性了。你下去一百天发现十个问题，我下去一百天发现一百个问题，那两者量就大不一样了。同时，发现的这些问题，哪些是重要问题，哪些能够进行解决，最后解决了多少？这样，每年都把这种情况向老百姓公布，他调研了哪些问题，提出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用这些数字来量化领导的能力，比现在这种到选举的时候，根据组织提名，按照他的年龄、学历、资历去举手要好得多！这就是政绩观、能力观。用能力和政绩来说明问题。这样就能把深入调研和网络问政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可以把这些情况放在网络上，让广大的网民看看我们的领导干部到底做得怎么样。

　　目前，中央纪委和中组部的三个县委权力公开试点，如江苏的睢宁，那里就做得不错，县委书记王天琦不光是做到了网络问政，而且做到了广泛的“接地气”。同时让全县的党员和老百姓都能看到县委常委会议决策的现场，看他们这些公仆，权是否为民所用；情是否为民所系；利是否为民所谋。每名县委常委在规定时间内，能否结束自己的发言，发言有无重点，能否作出正确的判断，县委的决策是对是错，是赢民心还是失民心，是合民意还是违民意，都有一个公开的表现。因此，这个地方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恢复得不错，经济发展搞得也不错，老百姓对他们也是真心地支持拥护。

日思夜想，认真学习

这样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工作作风，现在怕是很少看得到，碰得着啊

很有借鉴意义

认真学习，努力提高{:soso_e100:} {:soso_e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