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工作难在哪

写的很好  乡镇工作的现实写照

作为乡镇工作者，有很多无奈、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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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的委员证，才没有被抓走。他说，他寻死的心都有，因为我没有地方去讲道理。我们可以想一想，连全国政协委员都没有办法讲道理，那普通的老百姓到哪里去讲道理？所以，虽然我们讲死不应该，但是还在有人死，民众面对这种拆迁，采取的是自伤性的维权。 　　第三类，非法性的报复。公民的权益受到侵害之后，他自认为受到侵害，采取非法行为进行报复。2007年10月，北京市民杨佳去上海旅游，租了一部自行车却被警察抓住说是偷的。警察把他抓进派出所关了6个小时，之后他找上海警察，没有解决；回到北京找公安部，没有解决。到2008年7月1日，他拿着一把刀走进了闸北公安局，见到穿警服的男人就杀，造成6死4伤。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袭警案，但是老百姓不这么认为，甚至叫他“杨大侠”。有个叫朱军的模仿杨佳，端着冲锋枪走进法院，杀法官，3死3伤，朱军当场自杀。永州市为三名死去的法官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没有想到的是，老百姓自发把那个城的花圈都买了，不是去送给法官，而是送给了朱军，要朱军“一路走好”。一名法院院长的眼睛让老百姓用硫酸泼瞎了，老百姓说的却是为什么不把他弄死啊？概括来讲，今天老百姓这种社会情绪在日益弥漫。我们呼吁，当官的要执政为民，当老板的也要为老百姓想一想，应该要考虑社会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让一点，少得到一点，放老百姓一马。 　　第四类，泄愤性的暴力。是有人因某些原因以报复社会为目的，宣泄心中的愤恨，针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甚至针对比自己更弱的人施加暴力。2010年3月23日，福建省南平市发生了一起血案，一个叫郑民生的男子走到一个小学门口，造成小学生8死5伤。郑民生是医生，为什么去杀小孩呢？3月24日，我赶到福建，整个福建都处于一种恐慌之中，当时媒体还是把这个案件简单看成了官和民的问题。3月25日，我接受新华社采访，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一起凶杀案，而是一种反社会行为。我建议社会对郑民生不要有一丝同情，要强烈地谴责。因为这种心理最容易产生反社会心理，假如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带来很大的问题。4月25日，我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一些错误看法，再次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我认为针对郑民生一案，媒体错了，引导的舆论错了，我们全社会都错了。不能对这个人有一丝的同情，因为这种心理一旦产生，它会产生示范效应，会给社会安全带来重大影响。文章发表之后，我得到了一片的谴责性，大家都来谴责我，说是危言耸听，不可能。 　　但是，郑民生事件之后，广东、江苏、山东先后都发生了此类案件，全社会都弥漫在恐慌中。面对无助的孩子，全社会的心一下子调动起来了。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派出警力，冲锋枪走进了中小学校。但是，冲锋枪不能真正保护孩子。郑民生之类的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冲锋枪吗？还是有人在行动，陕西等地方还在发生血案，甚至杀进了老人院、福利院。我认为，从2010年五、六月开始，我们的政策是禁止一切媒体的报道，禁止一切方面的炒作，封锁一切消息。我认为这是对的。

乡镇工作确实比较难！！

看看，是否有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

乡镇政权位于我国政权体系的基础环节，承担着管理辖区内乡村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职能，在经济建设的最前沿、农村工作的第一线，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芝麻大的官儿，巴掌大的权力，无限大的责任

“芝麻大的官儿，巴掌大的权力，无限大的责任”。   我已经哭晕在厕所里了

四是形势变化对干群关系提出新挑战。由于农业税的取消和土地流转的深化，村民自治的推广和民主意识的增强，老百姓对村集体的依附意识不断淡化，乡镇政府和村两委之间的关系也日趋微妙。乡镇干部如果不能在工作方法、发展思路、服务意识等方面转变角色、与时俱进，依旧沿用原有的方式与理念，当遇到征地、拆迁、计生、选举等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时，就很容易将冲突和矛盾激化，使得干群关系骤然紧张，甚至诱发一些影响恶劣的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