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对党风政风的专项治理

近些年来，一些领导干部甚至机关行为不廉洁、作风不检点的现象屡禁不止，不仅有蔓延之势，而且出现了不少新的表现形式和手段。例如以貌似正确的名义堂而皇之兴办各种浪费公款、劳民伤财的活动，造成了负面的社会甚至国际影响。这种现象自然引发全社会的热议和批评。
    近年来中央关于廉政建设的专项治理部署中，治理的重点就包括各种不正之风，例如庆典研讨会论坛过多过滥问题、公务用车使用超标违规问题以及公务接待不规范问题等。从表现来看，党风政风不正活动多数发生于公务过程或与公务需求有关联的活动之中，这些行为在内容或形式上超出了规定的界限，或者超出了公务活动合理需求范围。除去其中因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受到司法惩办之外，其他很多行为依现行的法律标准达不到腐败犯罪的地步。例如一些公务接待超标或巧立名目的庆典活动，表面上没有发生具体人贪污受贿，但是确实有人享受了违反规定的或者在法规政策上没有依据的利益。这类行为没有严格执行廉政规定，属于不廉洁行为，故将其称为不正之风或者“准腐败”。这是一种介于廉洁行为与腐败行为之间的过渡状态，其性质属于趋向于腐败的不廉洁行为。这些不廉洁行为的存在对党风政风建设提出了非常严峻的课题，其中某些现象已成为引发社会不满的“敏感触点”，招致广大群众强烈关注。
    各种需专项治理的不廉洁行为的发生和蔓延有其特定条件：一是在主观认识上，对于行为不廉洁、作风不检点的后果和危害性认识不清、重视不够。不少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认为既然没有严重到犯罪的程度，就不需要小题大做。有人认为反腐败斗争主要针对的是“大贪”，那些“微贪”并不是反腐败斗争的重点。二是现行的廉政制度和监督制度不完善，因而给许多不正之风行为造成了可乘之机。有的制度规定本身不清晰不明确，导致执行上的混乱；有的相关制度之间不配套，相互之间或冲突或脱节，出现漏洞；还有的落后于反贪新形势的需要。三是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健全。责任制主要针对所谓“大案要案”，而其他情节轻微行为处于无人认真防范的“宽松”状态。四是对于不廉洁行为的惩戒不科学不到位。例如对某些行为仅仅视为多数人的行为习惯，归类于集体作风问题，采取的是领导班子集体纠风的方式，而当事者个人很少甚至不承担需要担负的责任，故难以产生阻吓的作用。
    党风政风中不正之风的存在和蔓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其不能有丝毫的放任，特别是对其危害性更不可低估。放任小的腐败，就会引发大的祸患。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党风政风不廉的存在和蔓延是催生贪腐犯罪发生和蔓延的土壤。不廉洁行为的严重化程度与腐败犯罪的发生率呈正比关系。不正之风越严重，腐败犯罪的发生和蔓延的可能性就越高。这是因为，不正之风盛行，必然形成易于腐败犯罪发生蔓延的土壤和环境，形成众多大腐败发生的机会和空间。其次，不正之风的蔓延损害廉政制度的执行效力。大量的不正之风使得越来越多的权力行为的廉洁度下降，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党政部门和党员干部卷入其中。一旦某种越轨的行为普遍发生又得不到制止的话，必然逐渐形成权力廉洁度普遍下降的后果，出现对于越轨行为的容忍甚至放任。而这必然对廉政制度的规则形成冲击和挑战，从而影响和降低廉政规定的执行效力，使得反贪促廉的规定在执行中大打折扣，不能有效落实。近年来，廉政制度中的不少规定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刚性效应，就与廉洁度下落对廉洁标准发生的“坠降”效应有直接的关系。第三，党风政风不廉必然恶化社会风气，引发社会道德滑坡。发生于权力机关和领导干部身上的“准腐败”现象，对社会成员的影响是直接和广泛的。尤其在我国，历史上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官员是楷模和引导，因而更使其产生广泛的负面影响和后果。党员领导干部多吃多占，享受法定标准之外的利益，利用职权谋取额外好处，就为社会成员树立了反面的榜样。官员的道德标准降低了，社会成员的道德标准必然相应降低，从而发生社会道德滑坡和社会风气恶化的后果。近些年来，在党风政风出了严重问题的地方，社会正气也难以树立就是明证。
    所以，必须采取有力和有效的措施，严格按照中央反贪促廉专项治理的部署，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种不正之风行为进行严格防范和治理。作者：刘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