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大秘书 于 2012-2-19 11:32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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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活动,古已有之。据考古发掘,我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文字。到了3000多年前的殷商王朝的奴隶主阶级,已经能够运用龟甲和兽骨作为书面载体来书写文字,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政务活动。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那些镂于甲骨、刻于碑石、铸于金属、书于竹简的文字,其用途大多是属于实施权力分配和社会治理的。这就是说,公文作为统治阶级施政的工具和手段,其产生的历史极为悠久。但是,毋庸讳言,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公文写作一直处于一种封闭和半封闭状态之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以吏为师”和“相摹而作”的现象。公文写作的方法和技巧不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而只是由少数“师爷”所垄断,进而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状况才从根本上得以改观。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公文工作,极力提倡公文处理特别是公文写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注重公文工作的改进与提高,强调对公文写作人员的选拔和培养,从而使得我国当代的公文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充分发挥了为党和国家的管理工作服务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3 T, z' w1 Z R
+ R; V; d/ ?6 n. |一、公文写作队伍不断壮大,人员素质不断提高1 O! z3 } K- v r1 E
2 a+ N' L' r% l( e3 n; Y, x公文作为党和国家机关传递策令、沟通情况、交流经验、推动公务活动开展的重要工具,广泛应用于党和国家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是沟通、联络整个社会公务活动的桥梁和纽带。我们党和国家要经常通过公文这一物质载体来发布和传达有关的政策、规定、法律、法令等,来推动整个社会组织机构正常有序地运行。各级机关、单位内部,为了维护工作的正常开展以及生产的正常运行,也需要制定和发布相应的规章制度等法规性公文;不相隶属的机关单位之间也要通过公文来商洽工作,加强沟通与交流。试想,不制发各种指令性、指导性和规范性的公文,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关靠什么来启动;数以千百万计的各种机构,不请示报告工作,上级靠什么进行决策指挥;从天南到地北,从政治到经济,从内政到外交,都被信息网络联结在一起,而信息的搜集、传递、整理、加工、使用以及循环反馈,又无不需要人们去写作,形成相应的各种各样的公文,以有效地推动公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公文写作及其在推动公务活动开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把公文写作队伍建设问题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而公文写作实践的不断发展又对公文写作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据有关部门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飞速发展,使得公文写作成为各级各类机关单位的迫切需求,当时我国从事公文写作方面的专业人员已有五六百万人;10多年后的今天,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这是一支数量相当可观的队伍。公文写作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重视,已经成为一种令人向往的热门职业。同时,从事公文写作的人员无论是思想政策水平还是业务能力等方面都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显著提高,各类机关单位在对公文写作人员的选拔和培养方面业已形成了一整套较为严格有序的运行机制,这就为我国公文处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提供了必要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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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8 v% L: n6 N二、公文处理法规不断健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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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公文处理法规的建设。早在1951年9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制定颁布了《公文处理暂行办法》,这是建国以后第一个有关公文处理的专门性法规,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名义发布的关于公文处理的规定,其中对公文处理工作的原则、文种、体式以及撰写 要求等方面内容都作了比较全面、具体的规定。这个办法的发布实施,加快了我国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规范化的步伐;195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从而把我国文书工作的制度建设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进入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先后制定和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公文处理方面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其中主要包括党的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机关文件处理条例(试行)》(1989年4月25日)、《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1996年5月3日),国家行政机关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4次修订发布)以及相应的公文格式标准等。从公文法规发布修订的历史轨迹来看,大体经历了一个渐趋成熟、不断完善的过程。每一次公文法规的发布与修订,都使我国的公文处理工作朝着更加科学、严密、完善的方向向前跨进一步。而对公文法规本身而言,经过每一次的修订发布之后,都删掉了一些与实践不相符合的内容,诸如文种、格式、行文规则、公文的撰写、运转、保管和利用等方面,凡与公文工作实践不相适应的东西,都及时予以删略;同时增补了许多新的内容,规范了某些不适当的提法,较之原来显得更为健全和完善,更加切合实际。而且很值得提及的是,党和国家对于公文法规的发布与修订,多年来业已形成了一些规律性的特征。突出表现在间隔的时间上,一般都是以六七年为期限。例如党的机关从1989年4月2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机关文件处理条例(试行)》到1996年5月3日正式修订发布《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刚好是七年的时间;国家行政机关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也是这样。第一次是发布是1981年2月27日,第二次是1987年2月18日,第三次是1993年11月21日,第四次是2000年8月24日,每次的间隔都很有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又已成为我国公文法规建设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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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4 ^$ o6 x8 X5 b5 C% Y# J* M2 t三、公文写作作为一门科学,业已广泛地登上了大学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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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y$ l( E" p$ o3 w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飞速发展的形势需要,公文写作作为一门学科应运而生。据有关部门统计,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全国已有114所普通高等院校以及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开设了公文写作课程,逐步成为这些院校的主干学科;近些年来,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并且已经普及到各类中专、职业技术学校和成人教育等教学阵地。从事公文写作教学的师资队伍不断壮大,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教材,公文写作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热门课。同时,每年的全国秘书职业资格考试以及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也都把公文写作列为必考科目之一。2 Q/ J5 e5 C% q% ?: ]$ q!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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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提及的是,关于公文写作学科的定位问题,目前在公文写作学界还存在不小的争论,尚未形成共识。有人认为,公文写作是术科,而不是学科,公文写作无“学”可言;也有人认为,公文写作应当是文书学或秘书学的分支学科,不宜自成一门学科等等。对此,前一种观点的不能成立自不待言,而认为公文写作是文书学或秘书学分支学科的观点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说公文学是秘书学的分支学科,那么很多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公文,怎能说其是秘书学的一部分?就实质而论,秘书工作者起草公文,只是起到类似于“加工厂”的作用,而真正操纵“加工厂”的则是领导者;其实,公文写作学也不等于文书学,“文书学虽属侧重于撰拟研究,但它是把纯属个人事务的私人文书的写作同表述社会政治集团意志的公务文书的写作一起研究的”(苗枫林《中国公文学》,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2页)。据此可见,公文写作学与秘书学、文书学的研究内容虽有交叉,但却有其各自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应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所担负的任务和涉足的研究领域,是不能被取代的。应当说,经过近20年公文写作实践和公文写作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到现阶段为止,公文写作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被绝大多数人们所认可,在众多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充分显示出了它的蓬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j4 \* ?8 K1 R6 Y7 Y2 ^5 ?8 p#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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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U1 L0 E# K: U四、公文文本质量不断提高,正在朝着规范化的目标向前迈进。! w' N0 t' p: z K9 C5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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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G5 E& Y* r: i- m/ `3 ^. U1 D- P2 c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公文写作规范化意识的逐步提高,更由于党和国家一系列公文法规的相继出台,使得我国当今的公文质量有了十分明显的改观。公文写作规范化已经成为公务活动发展的客观需求,在很多机关单位的公文处理过程中,如果出现所制发的公文文本不符合规范的情况,即被视为不合格“产品”;在党和国家现行公文处理法规中,都把“规范化”作为重要的终极目标写进各自的首条,充分体现出了它的重要程度。党和国家高级管理机关所制发的公文,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很规范,堪称样板,诸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通知》以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等,都写得策见分明,精辟深邃;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所制发的公文,也不乏诸多佳作,从文种使用、格式拟制到语言运用,以至于行文规则等,都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规范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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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近些年来,为了提高公文文本的质量,推进公文写作的规范化建设进程,在党和国家先后修订发布一系列公文处理法规的基础上,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还先后举办了优秀公文评选活动、公文错情展览、公文知识大赛以及大量的公文写作培训班,普及与宣传公文写作方面的知识,阐释与介绍公文写作规范化方面的内容,从而为不断地提高公文文本质量,使之朝着规范化的目标向前迈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举办优秀公文评选活动和公文错情展览,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公文文本的质量进行改善,通过此种形式,使人们认识到什么样的写法是正确的,什么样的写法是不符合规范要求的,便于对照检查;公文知识大赛则是对公文写作基础知识的全面普查;而各种公文写作培训班又显然对公文写作规范化知识的普及与提高,意义十分重大。% A9 j+ J$ ?, f% G8 {; M7 c
# p6 [4 M6 n5 R* k4 q; R 五、公文写作的理论研究日趋活跃,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
p: B/ |. X8 W2 t1 S如上所述,我国公文写作的历史极为悠久,但是真正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研究,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公文写作学科一经诞生,即呈现出了繁荣发展的态势,突出表现为各种专著、教材和辞书的相继问世。这些作品,内容丰富,体例新颖,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类如苗枫林的《中国公文学》,张保忠的《中国党政公文写作大全》、《党政公文写作评改与赏析》,岳海翔的《公文写作一点通》、《最新公务文书写作》,张庆儒的《公文处理学》,郑崇田的《中国现代公文写作学》,张宝元的《机关公文写作》,李厚安等的《公文写作学》,周森甲的《中国现代公文写作原理与方法》,徐秋英的《公文写作与逻辑》,栾照钧的《公文病误矫正指南》,吴新元的《公文正文三要素说与公文正文格式化导论》等等。特别是苗枫林的《中国公文学》一书,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把公文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对公文写作研究具有很高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新观点,不仅深入研究了公文的演变及其发展过程,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了公文写作的基本规律。此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公文理论研究的一项空白,可以说是对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公文写作研究集大成与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也是我国公文写作研究的第一部也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教材类的如裴显生主编的《公文写作概论》,辽宁马魁深先生编著的《公文写作学》,
f. W& E7 m- i( _1 J/ M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公文写作理论研究迅猛发展,各种版本的公文写作教材、专著纷纷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出版的公文写作教材及专著约计有200种。尤为重要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脑的广泛运用,开始出现了对电子公文写作的理论研究。柳新华、王东海、董相志合著的《实用电子公文传输与处理》一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从行政机关公文写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出发,以公文写作理论为基础,以电子公文的技术特征为主线,全面系统地概述了电子公文的写作方法、编排技术和处理程序。既注重现代办公理念,又注重技术内涵和操作技能,既考虑到传统与现代知识的融合,又重视对现实工作的实际应用,具有很高的现实针对性、指导性和实用性。1 e: `+ } |1 A7 J
u+ H. n9 R6 _# i# a/ A3 s值得提出的是,与飞速发展的公文写作理论研究相适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与公文写作密切相关的杂志相继创刊,从而为广大的公文写作理论研究人员提供了交流的阵地,其中较有影响的主要是《写作》(中国写作学会会刊,国家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写作学科核心期刊)、《应用写作》(长春理工大学、吉林省写作学会主办)、《秘书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主管)、《秘书》(上海大学主办)、《秘书之友》(国家教育部主管、兰州大学主办)、《办公室业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管、中国档案出版社主办)、《秘书战线》(石家庄市秘书学会主办)、《办公室工作研究》(青岛市办公室工作研究会主办)。这些刊物都设有公文写作栏目,先后发表了大量的公文写作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我国的公文写作研究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还产生了专门从事公文写作研究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即中国写作学会公文写作专业委员会(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从而使之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国写作学会公文写作专业委员会(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自成立以来,本着团结奋进、扎实进取的精神以及紧紧为党和国家的管理工作服务的原则,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从1991年开始,研究会先后在天津、烟台、唐山、大连、南昌、成都、哈尔滨、北戴河和青岛召开了九次“全国公文学术研讨会”,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就公文写作、研究和教学中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每次研讨会都确立一个明确的主题,组织与会人员协力攻关。十余年来,研究会致力于我国党政公文的研究与探讨,先后组织编写出版《中国公文大词典》、《中国党政公文解疑指南》、《公文写作格式与技巧》、《最新公文写作完全手册》等近200部著作,发表公文写作学术论文2800余篇,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为推动我国公文写作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理论研究的活跃,昭示着公文写作繁荣发展的美好景象的到来,也必将对我国公文写作实践的健康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7 ^ r& ^( X; s1 w1 Y& P( Z6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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