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光湘：党史工作者如何提高写作水平

写作是汉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汉语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抒发感情需要写作，总结经验教训需要写作，记叙事件需要写作，搞好党史工作也离不开写作……，总之，无论学习、工作、生活都离不开写作。然而，有很多党史工作者都不善于写作，提起写作来就头痛，总觉得无话可说，尽管东拼西凑，也是不尽人意。很多党史工作者对写作不感兴趣，这是写作水平提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这种反映，除了与本身的文化素质有关以外，主要还是由于写作的基础没有打好，可见写作基础很重要。那么，党史工作者如何提高写作能力呢？本文拟就以下几个方面来探索一下提高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

一、强化对写作能力重要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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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能力是由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能力及思维能力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写作能力的高低，能反映出一个党史工作者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在党史工作岗位上，应用写作的机会很多，如果没有一定的写作能力，是难以应对的。我们党史工作者年终要写总结，工作中要写汇报，学习时要写心得，还有抒发情感、记叙事件，编辑党史资料等等，没有一定的写作知识和写作能力，是不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任务的。例如，有很多党史工作者，辛辛苦苦地工作一年，工作非常出色，也积累了很多的丰富经验，但是由于写作能力较差，不能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不能使你的经验得以传播和借鉴。还有，朋友之间书信交往，没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就不能很好地表达你的感情。也有一些党史工作者只要是动笔写一点东西就得求人，既麻烦别人，自己又得不到提高。作为党史工作人员，我们有必要进行写作知识和写作能力的培养，更有必要提高对写作意义的认识，这是提高写作能力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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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9 A9 f9 }# W: c) b) S2 j) \6 D二、完善和创新教育培训手段

不愿意写作，主要是因为写作是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能力及思维能力等多种因素综合较差造成的，写作是需要动脑的，许多党史工作者不愿意动脑，所以对做文章不感兴趣。要想学好写作这门知识，我们必须改善和创新教育培训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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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写作兴趣。不论工作或学习，只要你对其感兴趣，那么就会做得比较出色。如果你厌烦写作，害怕写作，怎能提高写作能力呢？实践中我们对感兴趣的或有意义的活动，能够通过表情和行动表达某些感受，如果把这种感受写出来，不就是很好的文章吗？所以，工作之余多组织党史工作者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例如演讲、辩论等，让党史工作者在活动中观察活动的场面和周围的环境以及个人的表情等。之后将自己的感受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我们还可以收看一些有益的电视节目或阅读一些资料，写出收获和体会，这样不仅增添了我们业余生活的乐趣，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寓教于乐的活动有效地培养了写作的兴趣，对提高写作能力效果很好。

$ }% k2 @9 q7 p- u6 r（二）激发写作灵感。灵感是指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活动中，由于艰苦学习，长期实践，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而产生的富有创造性的心理状态。灵感不是天生的，灵感是创造性劳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晶。只要勤奋，灵感就会油然而生。所以，要激发写作的灵感，就要养成思考的习惯。利用比较生动的场面和场景，促动激昂情绪。当我们产生创作的灵感，哪怕是一个好的构思，一个小小的片段，我们都要认真加以总结和发扬，循序渐进地提高思维能力。另外还要通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如演讲、辩论、发言、人物采访等，唤起自我创造、自我表现的能力，形成写作灵感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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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观察事物的能力。通过对事物的观察，捕捉写作素材。例如，我们平时参与社会活动和参观历史旧址、历史遗迹、历史博物馆，以及采访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知情者、见证者，对中心人物和历史人物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个性性格等进行观察和了解，这样就能写出比较生动的文章。如果只是通过命题写作，那么就感到缺少写作兴趣，感到枯燥无味。只有多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参观历史旧址、历史遗迹、历史博物馆，以及采访历史事件的参与者、知情者、见证者，认真观察事物和历史，了解事物和历史的发展规律，积累大量的写作素材，写作时才能产生灵感，写出好的党史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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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 [* T; j2 Z* F7 L（四）启发想象力。想象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是对记忆中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后得到的一种形象思维。一切创造性的活动都离不开想象。如果想象丰富，就会思路敏捷，受到某一事物的启发，马上会联想到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脑海里就会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景象。动起笔来如行云流水，由物及人，由景及情，由此及彼，由近及远，文章内容才能丰富，意境才能开阔，思想才能深刻。如果缺乏想象力，就如一潭死水，思维干涸，难以动人。

1 D. `, L/ r+ e9 _8 T5 Q  p（五）训练写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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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写作技巧在写作活动中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写作技巧是实现作者写作意图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说，作者的写作活动都具有一定的写作意图。所谓的写作意图，就是指作者打算在文章或作品中表达什么样的生活和思想内容，以及通过这种表达达到什么目的。而要使这一写作意图圆满实现，就必须依靠写作技巧。2、写作技巧是构成文学作品艺术性的内在因素。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即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生活或表达思想感情所达到的完美程度。这种艺术性的取得，决定于作者的世界观、创作方法和写作技巧。在具体的作品中，艺术性表现在作家在一定世界观的指导下，运用各种写作手法，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意境我典型形象，从而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虽不同于形式美，但它更多地体现在与内容和谐统一的艺术形式之中，而艺术形式的完美创造，则依靠写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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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那么什么是写作技巧的操作训练呢？一是师法生活。生活是写作的源泉，丰富多采的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写作材料，而且为我们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关于写作形式与写作技巧的深刻启示。例如，巧合与悬念，往往是某些生活事件展示在人们面前时固有形式或“手法”；对比与映衬，常常是构成大自然优美景观及“艺术”美感的重要因素和“手段”；“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人生和自然的规律中寓含着曲折美、变化美、节奏美；“蝉鸣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常见的景象中包含着动与静相反相成的艺术辨证法则……因此，我们学习写作技巧，必须首先向生活学习。只有勤于观察生活，深入体验生活，才能使自己的写作技巧真正得到提高。二是阅读、借鉴。即从古今中外的优秀文章（以及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中汲取营养。凡优秀的文章，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程度都较高，其写作技巧往往是娴熟而又富于创造性。多读优秀的文章，在注意思想内容的同时，注意其写作技巧，看作者是运用哪些来表现思想内容，实现写作意图的，并且分析这些写作手法的具体运用情况及其所取得的写作效果。在此基础上，还应结合实际（写作者自身的思想和艺术修养的实际与题材和表现对象的实际）进一步思考，看哪些手法可以“拿来”，经过改造为我所用。这样，久而久之，潜移默化，自己的写作技巧，自然会有所提高。三是经常练笔。这是具有本质意义的技巧“操作训练”。清人唐彪写道：“谚云，‘读十篇不如做一篇’。盖常作则机关熟，题虽甚难，为之亦易；不常做，则理路生，题虽甚易，为之则难。沈虹野云：‘文章硬涩由于不熟，不熟由于不多做。’信哉言乎！”多写才能熟，熟才能生巧，这是不可更易的规律，任何企图改变或超越这一规律的人，永远也掌握不了写作技巧，永远也写不出好文章。只有经常写，反复写，才可能在作者身上固定下一个写作技巧的“概括化系统”，一个“自动化的”写作“行动方式”。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懂得那些语言艺术大师们为什么谆谆劝诫“我们大家都应该写、写、写，写得尽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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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x6 L1 z: n第三，写作技巧的掌握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技能”阶段，一是“熟练”阶段。“技能”阶段，是无法之中求有法，通过观察、体验、多读、多写，学习并掌握了一些写作的基本手法，且能将它们运用于写作实践。这是掌握写作技巧的第一阶段。“熟练”阶段，是有法之中求变化。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进而掌握了包括写作的辨证艺术在内的多种写作手法，并能将它们纯熟自如、富于创造性地运用于写作实践。这是掌握写作技巧的第二阶段。古人说：“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规矩也。”识得“活法”，并能运用“活法”是掌握写作技巧第二阶段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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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掌握写作技巧，对写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否定写作技巧在写作中的客观作用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把技巧绝对化，走到唯技巧论的极端。因为，决定文章价值的主要因素，还是内容，脱离了丰富而深刻的内容，文章的审美价值乃至艺术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初学写作者的重视。对于刚接触写作的党史工作者，不一定要求成篇，从内容上说，生活中的点滴感受，思想上的闪光点，都可以形成文字；对某种现象，某件事物的看法，可以通过三言两语来表达。从形式上说，可以做一些分解训练，比如，根据自身特点，重点选择训练目标。思维能力差的就重点训练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差的就重点训练表达能力，综合能力差的就重点训练综合能力……。总体上要全面训练，多读书，勤动脑，勤动笔，坚持不懈，反复练习。经过反复练习，使说话能力、想象能力、思维能力、观察能力、综合能力等都逐渐得到提高，正所谓“熟能生巧”，循序渐进，练的多了，写作能力自然而然就提高了。写作能力提高不能一蹴而就，要细水长流，集腋成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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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养成自学习惯。写作知识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写作知识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还要经过学习不断创新发展。时代在发展，总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我们学习、总结、发扬，如果只靠学生时代学来的一点点知识来维持工作的话，那么将永远也不能提高，我们必须加强学习。特别是我们党史工作者，工作时间培训的机会很少，主要的是靠自学为主，所以我们要养成自学的好习惯，通过自学，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党史知识和社会知识，积累大量的写作素材，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更好地总结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和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宣传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歌颂美好的生活。

3 b% `; Z$ ]2 @, H/ h$ u总之，提高写作能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我们不断努力，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开拓进取，不断更新写作意识，更好地为中心工作服务。

三、苦练写作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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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H4 e7 O* K' L  x# F8 I% N4 m写作，是党史工作者的基本功。党史工作者写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党史事业的发展。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党史工作者不断提高写作能力，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8 h- r& [& X" X7 g写作基本功是衡量一个党史工作者能否胜任本职工作的重要条件。综观我们的党史工作者队伍，尽管不乏写作高手，成为支撑党史工作门户的顶梁柱。但是，毋庸讳言，相当一部分党史工作者也存在着基本功欠佳的问题，且表现形式多样：有的习惯向单位和个人索要总结和先进事迹材料，带回去压缩和摘抄，心安理得地当起“文抄工”；有的党史工作者写会议新闻、做八股文章。导语介绍会议名称、时间、地点、参加人员、讲话人。接着交代会议议程，如“分析了什么”、“学习了什么”、“讨论了什么”，再就是“会议认为”、“会议指出”、“会议强调”。千篇一律的“烂、长、空”等公式化的会议新闻，被人们戏称为“新闻八股”，至于把握主体，选择角度，深入挖掘，更是无从谈起；有的党史工作者只会写“豆腐块”、“火柴盒”式的短消息、大事记，对于通讯、言论、特写、报告文学等体裁就束手无策了。面对这些问题，需要党史工作者苦练写作“基本功”。

（一）应该练好和具备五大“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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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把写作基本功打牢

一个优秀的党史工作者，应该如何把写作基本功打牢呢？老百姓有句俗话，叫“敲锣卖糖各管一行”、“干啥的吆喝啥”。换句话说，就是干什么就要琢磨什么。作为党史工作者，编写党史材料（大事记、资政报告、专题史、领导口述史、正史等）是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最基本的职责：练习写作是非过不可的一关，也是必须过好的一关。否则，就无法把党史材料组织好、写好，也不可能出思想、出成果、出精品。“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要想把党史材料组织好，就得把写作基本功打牢。怎样把写作基本功打牢呢？答案是：我觉得应该送副对联给大家，上联是：看问思辩抄；下联是：背记写改熬。横批是：祝你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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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5 w" k  b( J3 L$ I! f一是看。看是开阔视野、提高境界的重要途径。唐朝著名诗人杜甫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宋太宗也说过：“开卷有益。”也就是说，只要一打开书，就会有收获。多读书，少年时熟读背诵一些好文章，可以经久不忘，也可以学到一些作文的方法。鲁迅先生说：“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鲁迅先生还主张“广博”，除了阅读文学书以外，还要适当阅读一些历史、地理和科学技术知识方面的书籍，以增长知识，扩大视野。这一点我身体力行过，深有体会，受益匪浅。我读大学的时候，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我又先后参加过经济管理专业、法律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班与研究生班的学习和培训，还自学了历史专业、党史研究专业课程。通过干中学、学中干，积累了知识，开拓的思路，增长了才干，为后来著书立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书，还要养成认真的习惯，不要走马观花，不求甚解，应该努力做到读一本书有一本书的收获。欧阳修读书有“三上”：即厕上、马上、枕上。可见读书学习无处不可，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作为党史工作者，更应该多读多看，自觉养成读书看报的良好习惯。无论是政治、经济类书籍，还是党史、文化、艺术类书籍，无论是报纸上的整版大块文章，还是书刊杂志上的长篇大论，都要多涉猎、多看，不能望着怵头、望着厌烦。要沉住气、耐着性子看。现在知识更新很快，如果不注重学习、想问题、办事情就会落伍。作为党史工作者来说，如果长时间不读书、不看报，就很难把握上面的精神，就缺乏政治上的敏锐性。读书看报，尤其要注重着那些所谓“干巴巴”的理论文章，诸如社论、评论、论坛、权威人士讲话，等等。这类文章，虽然很抽象、很概括，可读性差，难以引起读书兴趣，但这些文章有高度，有权威，逻辑性强，内涵丰富，必须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不能看报看题、看书看皮。好的文章如果一天看上一两篇，常年坚持，看问题的角度，思维的档次就会提高，要看紧贴中心的动态文章，以把握工作的中心，并预测下步工作的重点动向。这样，写党史材料就不至于太离谱。具体怎么看？我个人的体会是：(1)挑着看。从一本书、一张报中挑选出一篇或几篇特别重要的文章或从一篇中挑出一句或几句，读懂、读透。看的关键是你要有所收获，看的东西得记住，把好的开头和结尾记下来，甚至把好的句子和词语记下来，这样在自己写东西的时候尽量用上，这样才算没有白看啊！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说明“看”的学问，大家来看一篇满分作文。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做到“落笔生辉”实是不易。为什么开头如此难呢？一方面，开头是门面语，要首先给读者一个耳目一新的印象。否则开头抓不到读者的兴趣，读者便没有心情看下去。另一方面，开头是文章的一部分，他有自己规定的任务。有些事开头要点出来，不能谈得太多。谈得太多，便肢解了后面的内容；有的开头要概括，又要开宗明义，后面才能展开；有的开头讲求趣味，一见面就能抓住读者。如此等等，都是相当有难度的。同时写开头还要考虑到结尾。结尾与开头呼应，才能体现文章的完整性。开头有伏笔，后面才能出人意料而又有理有据。　　首先，大家来看这篇满分作文的开头。“纵观古今，秦国因极力推行“商鞅变法”而使国力昌盛，以致最终实现一统天下之伟业。而清政府闭关自守、摒弃改革创新，终致丧国辱权、泱害国民。故此，创新是发展的推动器，惟有加快自主创新才能谋求全面发展。“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江泽民曾高屋建瓴强调。而至今日，我国虽步入经济快速增长的上升期，但却凸现出许多有关创新水平低下以致阻碍发展的问题。据报道，双边贸易规模最大的30种商品中，中方具有比较优势的很少，多数是日本具有优势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 作者以历史上一对结局具有巨大反差的对比来引出主题，只此一笔，便有了足够的亮点来吸引读者的眼球。紧接着一句江主席高屋建瓴的话语并一个一百八十度陡转的事实，将文章主题进一步深化。这样的文章开头，每一个人都会为它拍案叫绝，所以，提醒大家注意学习这样的开头，并为自己所用。其次，我们再看文章的主体部分。这部分主要是作者就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具体的解决方案。人与人是不同的，同样的解决方案不同的人来写就会有不同的效果，这就牵涉到了写作技巧的问题。要解决问题就要从本质上或者说从根源上找到它的事发原因，这样提出的方案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作者处理得很好，不吝笔墨的使用了一段文字来阐述了这个问题根源。在具体方案安排上，作者做到了主次分明及重点与非重点的合理安排，使整个的方案逻辑严密，并照顾到了方案的可行性。在具体措施完成后，仍不忘来上一段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概括，从而使读者记忆中分散的条条措施凝聚到了一起。看完这一部分，读者会有这样的感受，对作者提出的方案，不但具体措施条清缕晰，还有了一个全局上的把握。最后，我们再看结尾。在一篇文章中，结尾和开头具有同样的分量。白居易说“句首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乔梦符提出“豹尾”之说；谢榛主张“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沈德潜、施补华要求结尾“作斗健语”、“完固有力”；李渔认为“篇际之终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蘧别”。这些说法同样也各有道理。在文章结尾时，作者切不可因为文章即将结束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好的文章要有好的结尾，好的结尾贵在不落俗套。好的结尾除了要再次点明主题，回应开头之外，还要有力，有余味，要给人留下思索的余地。当然，精炼优美的收笔语言同样也能够为文章增色不少。大家现在来看这篇满分作文的结尾。“长城非一日之功，创新非片刻使然。”这样点题且精炼优美的结尾语言定能够使人全身舒畅，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总之，所谓文无定法，这中间就要强调灵活运用的问题。党史写作爱好者不能按照某一个人都认为好的格式往里面添内容，这样就违背了作文的原则，写出的文章也定是乏味之极。所以党史写作爱好者在掌握了大量的作文原则和方法之后，能够根据文章具体需要灵活搭配和组合。这样才能写出有别于他人且令读者耳目一新的文章来。(2)“串”起来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文章角度、观点各不同，通过串起来看，进行比较、思考，便于从中抓住实质，把握脉搏。同样是秋天，对于杜甫来说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对于范仲淹来说是“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对于刘禹锡来说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睛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对于欧阳修来说是“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意萧条，山川寂寥”，对于毛泽东来说则是“—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通过“串”起来看，同一景物，由于作者所处的环境、心境、胸怀不同，他笔下描写的景物也各异。(3)调动读书看报的兴趣。要带着“问号”看，到书中、报刊中寻找答案，拉直“问号”，增强阅读的主动性和针对性。这里我举一个例子说明“看”的重要。1957年，上海市委秘书班子根据当年6 月《人民日报》《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精神，起草了上海市一届二次代表大会主题报告，题目是《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正在杭州疗养的毛泽东一看到报告题目，就发出了“乘风破浪好”的赞叹。1958年《人民日报》社论，标题只有四个字：“乘风破浪”。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上海市委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特别是与毛泽东侧重的“反对保守主义”思想高度一致，政治路线对头，得到中央肯定。（4）现场“看”。 除了自觉养成读书看报的良好习惯外，还要学会到现场去“看”。像新闻类大事记存在于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中，存在于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中，这就要求写新闻类大事记报道要学会用“眼睛采访”，要眼观六路，有了敏锐的观察力，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发现新闻类大事记，才能不让新闻类大事记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这是党史工作者必须掌握的基本功。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对于这个“见”字，笔者理解有三层意思：一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这种“见”只是浮于表面的走过场，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这是党史工作者采访的大忌。二是善于观察，做有心人，不管你是坐在车上，还是走在路上，只要你能看到的东西，就应该仔细观察，就有可能发现新闻类大事记。三是要独具慧眼，识得金镶玉，有真知灼见，采访现场要善于捕捉精彩的镜头、典型的场面，并形象地再现。“见”的最高境界是开“天眼”，一旦开了“天眼”，常人视而不见的事或物，到了你眼里也有可能找出新闻类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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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问。老前辈邵飘萍曾说：“欲达多得事实之目的，必先能有效之质问。”只有多问善问，才能满载而归，否则很有可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俗话说“学问学问，学贵在问”。多问必定多获，多获肯定多益。这道理很浅显，却有的同志不习惯，缺乏问的紧迫感，有问上级“怕露底”，问下级“怕掉价”，问同级“怕矮人三分……”的想法。要做到“多问”，必须从“怕问”中跳出来，确立“不耻下问”的精神，要有敢问路在何方的勇气，不怕“露底”，不怕“掉价”，也就是说要不耻下问。对不明白的问题，不理解的词句，要多问、勤问，要打破砂锅——纹（问）到底，问出个子丑寅卯来，直到问明白为止。上级、下级、同级，都可以问，“三人行必有我师”。问就是虚心向别人求教，向人家学习。问的目的是求知，是积累知识，是提高自己，问会使人受益匪浅。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对很多约定俗成的提法，往往只是一知半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比如有句成语叫“一问三不知”。平时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某某简直不了解情况，一问三不知。就是一个人如果什么也不懂，常常被斥为“一问三不知”。如果你要他解释什么叫“三不知”。我保证他也是“一问三不知”，根本答不出来。那么“三不知”、 “三知”又是什么呢？其实“三不知”这个成语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历来很少有人去查究这个成语的来源。到了明代，江宁人姚福在他的《清溪暇笔》这部书里，对“三不知”作了一番考证。他写道：“俗谓忙曰三不知，即始、中、终三者，皆不能知也。”他还说这话出自《左传》，来历是这样的，鲁哀公27年，晋荀瑶率兵伐郑。当时荀文子认为对敌情不了解，不可贸然进攻。他说道：“君子之谋也，始中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由此可见，所谓的“三不知”，原来是说对一件事情的开始、经过、结局都不了解。那么所谓“三知”，自然就是“始、中、终”皆知的意思。作为党史工作者，写讲话也好，写典型也好，写总结也好，搞调查研究也好，都应该多问，多了解情况，对不明白、拿不准的东西、要有刨根问底的精神，把问题弄清楚、搞明白，运用好，变“三不知”为“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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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 g& {" _* Q8 o三是思。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韩愈也说过：“行成于思，毁于随。”如果看了问了而不去思考，只是一掠而过，就会感到迷茫，不可能在脑子里留下印象和成型的东西，最终是学而无获，或成效甚微。大家知道，古人作诗有“三上”：马上、厕上、枕上。骑在马上，蹲在厕所里，躺在枕头上都在遣词造句，真是绞尽脑汁！毛主席观看歌剧《白毛女》，当看到喜儿被逼进山洞的场面时，一拍椅子站起来，有感而发：“不造反行吗？”，弄的警卫人员很紧张。显然，毛主席是站在阶级的高度去思考的，否则不会有这样的激情和精辟的论述。而我们有的同志却不那么善于思考。如果不善于思考，即使报也看了，书也读了，那也是眼睛忙，而脑子闲着。这样的读，就成了“读死书、死读书”。老舍先生说：“读一篇文章，读完要仔细想想。会写文章的人，他用一个字就能顶几个字，他会找一个顶合适的字来用。读文章的时候，只念一念，不仔细想一想，是体会不到它的好处的。”读文章要想，写文章也要想，拿起笔就写，结果不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就是写了几句就写不下去，只好“挤牙膏”，想一句，写一句，东拉西扯，这样的文章怎能写好呢？多思才能出智慧，多思考才能把文章写深刻，多联想才能把文章写生动。我觉得，在思的问题上要做到三个善于：(1) 善于逆向思维。如上世纪90 年代初，人们一度追求实惠，认为学雷锋过时了，在公共场所“雷锋叔叔不在了。”而一位作者看到美国西点军校里挂着雷锋的肖像，就写了一篇《有感于雷锋出国》的文章，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看来，有时候逆向思维确实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善于纵深思考。老子曾说过：“挖井七仞而不及泉，废井也”。挖井七尺没有出水，是废井。而七点一尺出了水，甘泉涌流，就是好井。成功往往只差那么一点，而这“一点” 常常就是成败的分水岭。因此，我们思考问题，应当提倡思得深一些，再深一些，尽可能做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切忌蜻蜒点水、浅尝辄止，成为“废井”。(3) 善于多向思考和辐射性思考，由一点想到一片，由一句想到一段，由一段想到一篇。比如看到“沧浪”二字，就该联想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联想到“数声笛起在沧浪”，还要联想到严羽的《沧浪诗话》和苏州的“沧浪亭”。比如我们读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就该联想到“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联想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其承宇”，联想到“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因为他们描写的气象都是相似的。再比如读到“长河落日圆”，就该联想到“明月照积雪”，联想到“大江流日夜”，联想到“中天悬明月”， 因为这些都是描写非常壮观的景象的。能与他们接近的，还应联想到纳兰性德的“夜深千帐灯”、“万帐弯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再比如我们常说的情景，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就属于有我之境；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就属于无我之境。总之一句话，思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俗话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对党史工作者来说能够达到“心有灵犀”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胸有丘壑、从容淡定的境界，是一种豁然开朗、随心所欲的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需要经过艰苦的修炼。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在党史工作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个三年五载，甚至是十年八年，是难以挖出“慧根”，修成“正果”的。何时才能会“悟”写作技巧？功到自然成，所谓“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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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 t# G; L5 e( G- f8 {0 G四是辩。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在与人讨论中形成思想，在寂寞中写作。”这句话道出了“辩”的重要性。“辩”至少有两层含义：一要多“侃”。“侃”的好处很多：它能阐明自己的观点，求得别人帮助。你“侃”的时候，别人可以挑剔，也可以引伸，相互启发吸取营养、形成自己的观点。二要勤抬 “杠”， 常有“抬杠学艺”的说法，对拿不准的，先立起个靶子来，来点“引火烧身”，在激烈的语言碰撞中产生“火花”，从而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只要长期坚持这样做，就能出口成章，才思敏捷。托尔斯泰不但是个大作家，也是个大辩才。一次，他的女儿和他说，某某长得真丑，真没有教养。托尔斯泰不紧不慢地说；“比你还丑吗？比你还没有教养吗？”他的女儿顿时哑口无言。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百家争鸣、辩论盛况空前的年代，出现了诸子百家，很多人都是辩论的高手。那时的孔子，不光与子路、颜回等学生经常辩论、交流，还坐着破牛车，到各国去辩论，宣传自己的主张，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过他的主张并不为当时的统治者采用。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了“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孔子的观点和思想才得到政府认可，成为近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我再举个例子，山东大学著名教授，文学史大家陆侃如先生，不但博学多才、著作等身，而且是一个善于辩论的高手。巴黎留学时，在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有个外国人忽然问他：为什么说“孔雀东南飞”，而不说“孔雀西北飞”？陆先生应声回答：“西北有高楼”。大家都知道，《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西北有高楼”出自《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孔雀飞不过去，只能往东南飞了。陆先生就这样以诗对诗，巧妙地回答了外国人的“抬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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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抄，有句俗语叫作“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也有的人说“水平高不高，就看会抄不会抄”。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其实这两句话不是调侃，应该说是好话、行话，是许多成名者经验之谈，也是初学者不可逾越的一步。抄能抄出灵感，抄出境界，抄出才气来。眼过千遍，不如手抄一遍。周总理讲：“什么是灵感？灵感就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长期抄、长期积累，就能达到“偶然得之”的境界，就能抄出灵感来。抄能鉴别，抄能记忆，抄能积累，一举好几得，何乐而不为？据说早年邓小平旅欧勤工俭学时，就经常抄写文章，被誉为“抄写博士”。抄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积累性摘抄。抄不能图省事，把文章剪下来，贴到剪报本上就行了。对好的文章，好的题目，好的句子，应动笔抄一抄为好。另一种是融会贯通地抄。这是高层次地抄，抄“意”而不是抄字，要源于原稿，高于原稿。通过大脑加工提炼，抄到别人“找不到出处”的程度，到那时才叫抄出了水平。这里再回到“乘风破浪”来说明抄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抄。这个词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南北朝时期的名将宗悫年少时，叔父宗炳问他有什么志向，宗悫回答：“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唐代诗人李白在《行路难》一诗中曾写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以说，李白的“长风破浪”是抄袭的宗悫的“乘长风破万里浪”，而上海市委秘书班子是恰如其分地抄袭、运用了前人的创造。又如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过一篇著名的《腾王阁序》，文中有佳句流传千古：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色。其实这句话是王勃改用的南北朝文学家庚信《马射赋》中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改用得好，就成了千古名句。由此可见，抄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抄，而是一个提炼、升华的过程。

; t; Z9 e! }; B! P' ]  f$ \5 _" x六是背。现在，有些人不提倡背。这种看法偏颇。不提倡背，是不提倡把“背”作为衡量好差的标准，不提倡死记硬背。而不是不让背，否定背。大凡有学问的人都背了一肚子、装了一脑子。过去有句俗话，叫“背熟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诌”。可以说，背是成才的阶梯。特别是对于语言相对贫乏的党史工作者，更需要认真背。不注意“背”的人，大脑就会空洞无物，写起党史材料来就会“辞不达意，意不称物”感到捉襟见肘。曾写过《易胆大》、《巴山秀才》、《潘金莲》等优秀剧本，人称“巴蜀鬼才”的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在与友人谈读书时曾说过：读书要有“三性”即韧性、记性、悟性。没有韧性，想起来读，忘了就不读，坚持不住不行；读了记不住，等于白读；有记性，没悟性，书是死书。从中可以看出，记性在“三性”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记性，韧性没有用，悟性更无从谈起。有的人说，年龄大了不行了，脑子里空空荡荡。这就说明老本快花光了，脑子里很需要装点什么，背点什么了。背得多，大脑就聪灵，  知识、语言就丰富，运用起来就自如，表达起来就生动，下笔就好像有神助。不然人家说写自如，你就会自感鸭子听雷——不知啥经(惊)。如果不背不积累，脑子里缺“兵”少“将”，调遣就无从谈起，至少是不能得心应手。爱因斯坦说过：“哪里没有兴趣，哪里就没有记忆”。因此，要主动培养自己的兴趣，驱动内在力，逐步养成自觉背诵的习惯。一个人年轻时多背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会受益无穷。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只有初中文化，却为主席文字服务长达18年，这自然与他后天的勤奋，尤其是肯下功夫背是分不开的。一些古今名篇，他都能大段大段，甚至整篇整篇地背出。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中，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便是出自他的手。1961年11月6 日上午，毛泽东曾三次致信田家英，请他查找一首咏梅诗。信中写道：田家英同志，请找宋人林和靖的诗文集给我，如能在本日下牛找到则更好。过了一会儿，主席又写信说：田家英同志，有一首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似是林和靖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随即，他又追加一信说：家英同志，又记起来，是否是清人高士奇的。田家英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很快查找到那首诗，交到主席手里。其实，那首诗既不是林和靖的，也不是高士奇的，而是明初诗人高启的，该诗是他《梅花九首》中的一首。今将全诗抄下，算是奇文共欣赏：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我再举个例子说明背的重要性。国学大师、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与他从小爱好历史不无关系，更与他的“背功”分不开。他中年双目失明后，靠记忆完成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皇皇巨著。仅《柳如是别传》就达80多万字，里面引文很多，都是他凭记忆让助手查阅资料完成的。可见他后半生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年轻时靠“背功”掌握的知识。

2 m9 l; a+ T1 z5 Q七是记。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不仅对一般同志是这样，就是对那些称得上是“家”的人也适用。要想真正学到东西，就要身不离笔和本，做到随时捕捉，随时记录，久而久之，积少成多，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必有裨益。此外，还要经常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工作中去访谈、去发现，及时记载生活中的生动语言。鲜活的东西，往往存在于瞬间，稍纵即逝。如果能及时记下来，经常翻一翻，就忘不了。究竟怎么记？前人已为我们做出很好的表率。马克思为写《资本论》，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写下了100 多本读书笔记。鲁迅先生兜里装个小本本，名字叫《忽然听到》、《忽然想到》，随想随听随记。时间长了，小本本就成了积累零金碎玉的“百宝箱”。从某种程度上说，代表鲁迅最高成就的杂文，就是在忽然想到、忽然听到中形成的。毛泽东最为欣赏的唐朝诗人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之一的李贺，勤奋过人，他骑的马上配有—个大袋子，是专门用来装好的句子的，只要一有灵感，马上写下来装入袋子。某种程度上说，  李贺诗歌取得的成就，与他的这个袋子是分不开的。已故作家老舍先生告诫我们：“要打好基础，第一步就要学会‘记’，每天记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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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写。动笔写非常重要，再有学问的人也离不开写作。有人说：“光看不写眼高手低，光写不看进步较慢。”就是说，只看材料，不动笔去写，就会觉得别人弄的水平不行，可自己一弄还不如人家。有个名记者介绍他成名的诀窍时，只说了两个字：多写。老舍先生也告诫我们：“最好的窍门就是‘每天必写’、‘天天拿笔’，哪怕是写几十个字也好。”因为“习惯养成之后，虽不记，也能抓住要点了，这样日积月累，你肚子里的东西就多了起来。”不练，不写，手就生；多练，多写，熟就能生巧。依我看，写是写作者的基本功。首先，要敢于写，万事开头难，敢写就不难。其次，要不停地写，“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笔常握在手”，停笔时间一长就会觉得生疏。及时写，趁热打铁，非常重要，一放一拖就凉了，冲动少了，灵感也就没了。再就是要逼着自己写，“不压不出油，不逼不出货”，稿子多是逼出来的，压出来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断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作为党史工作者，我们何尝没有经历过这三种“境界”？比如领导布置材料、讲话。不少人刚开始脑子一片混沌，“拔剑四顾心茫然”真有“西风凋碧树”之感啊！这是第一境界。然后着手准备，冥思苦想，为材料“消得人憔悴”这是第二种境界。稿子完成了，领导满意，自己也高兴，有时还有小小的得意，这就到了“灯火阑珊处”的第三种境界。所以说，写材料不能畏难发愁，“逼”字很重要。要逼着自己坐下来，把笔拿出来，把第一行写出来，时间一长，就习惯了，习惯了就成自然了，不写手就痒痒。许多作家尤其那些多产作家，大多有这样的习惯。老舍先生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建国后，他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可谓公务缠身，日理万机，可他每天坚持写 1000 字。别小看这每天1000 字，一年下来就是30 多万字，就是一部长篇小说。正因如此，老舍先生在繁忙的应酬之余，为广大读者奉献了《茶馆》、《龙须沟》等不朽剧作和《正红旗下》等优秀小说，留下了 800 多万字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每月写一篇大事记，甚至两三个月写一篇专题文章，几年下来，成绩也是相当可观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多年来负责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业务，勤奋刻苦，真抓实干，亲历亲为，一直是本单位多项重要课题的纲目设计、组织、统稿和撰稿者。几年来，我发扬“潜心钻研，求真务实，吃苦耐劳，无私奉献”16字部门精神，不断增强做好党史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坚持“五加二”、“白加黑”、“今日事今日毕”的工作作风，认真搞好党史资料征集和编撰，先后走访有关历史当事人、当时人、见证人300余人，并深入市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县市区，查阅有关历史资料900余卷，摘抄复印2100余份，后又到市纪委、商业局、公安局、市志办、民政局、劳动局、教育局、统计局等有关部门查寻补证有关资料，并认真地进行研读分析、比较鉴别与考证，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先后撰写、发表了几十篇党史理论文章、宣传文稿及对其他方面的党史业务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共编撰出版党史成果计4个系列、4种、6部，计3259千字；正在编著的党史成果计2个系列、3种、4部，计2980千字。包括：大事记类，主编了《中共青州历史大事记》（1949-1999）（500千字，2005年6月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发行）；党史资料类，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主编了《青州人在抗日战场上》（53千字，2005年8月由中00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综合类，编著了《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一卷）（306千字，2006年7月由中00史出版社出版发行），正在编著的《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二卷）（约830千字，计划2012年7月由中00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党史专题类，编著了《资政报告文集》（200千字，2008年4月由中00史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著的《中共青州党史资料专题探讨与研究》（1949——1978）（650千字，2010年11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不仅为《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二卷）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89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1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正在编著的《党史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约1000千字）、《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二卷，约830千字）和《山东省青州市抗战时期伤亡人员名录》（约500千字）也即将出版发行；编著的《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三卷）（约850千字，计划2016年7月由中00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中共青州地方史》（第一卷）被评为潍坊市第十六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同时获得山东省党史系统优秀成果三等奖；《资政报告文集》被评为潍坊市第十八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些成果，不仅为宣传地方党史和发挥资政育人作用提供了良好的教材，而且在青州市党的建设和文化建设工程中，特别是在积极推进“一城五区六大基地”建设和“三名一强”（文化名城、旅游名市、生态名市和经济强市）生态文明新青州建设中，为领导决策、推动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 L7 U! R2 R+ e2 H* j8 [九是改。改是写作的重要一环。如果把写文章比作生产一种产品，那么，改就是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有人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这话有道理。古代名家论写作强调“改”：刘勰：义贵园通，辞忌支碎（园通——灵活变通，面面俱到）。韩愈：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字。柳宗元：文者以明道。李翱：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朱熹：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陈克：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当代名家论写作也强调“改”：毛泽东论写作的“三点注意”: “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 “逻辑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季羡林论写作的“选词炼句、瞻前顾后” ：“选词炼句，煞费苦心”。“简炼揣摩、惨淡经营、字斟句酌、瞻前顾后，然后成篇。”于光远论“咬文嚼字”：“要咬文嚼字才能把文章写好”。“咬文嚼字应该说也是学者的一种基本功”。许嘉璐论“语言文字规范化”：“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语言文字和规范化程度，是其文明程度的标志。”“要……使十二亿人都懂得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道理，言、行（写）‘不逾矩’。” “出版物中语言文字的混乱，是由于写者、编者的责任心不强所致。……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一角，是写者、编者和读者的水平下降的表现。”以上古今十位名家论写作都从不同侧面强调了“改”的重要性。一篇文章，什么地方需要改，什么地方不需要改，要从实际出发，认真地把已经写出来的文章从立意、选材、篇章结构、语言文字、标点符号等多方面进行增、删、改，使文章更完美、更周密、更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文章不厌千遍改，写好了至少改五遍”，鲁迅是一代文豪，他的文章还要改五遍，何况我们这些无名之辈呢？所谓改，我认为无非两个方面：一是自己改；二是让别人改。自己改，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必须克服“孩子总是自己的好”的思想，先在感情上割一刀，克服“留给别人改”的思想。我的几部著作都是四五易其稿，有的从1000千字压缩到500千字，有的甚至从3000千字压缩到2000千字，再从2000千字压缩到600千字，然后，才送出版社审稿、出版发行。在改中否定自己，在否定中提高材料的质量。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感受，材料改一遍有一遍的成色。材料写好后，自己先改几遍，很有必要。别人改，就是让领导改，要虚心，不要虚荣。即使领导改出来的稿子，也要仔细看一看，琢磨琢磨，看是怎么改的，从中悟出道理。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写作水平。有时领导改几段、几句，甚至几个字，材料的“味道”就出来了。著名演员张瑞芳在饰演郭沫若的《屈原》时，曾建议郭老改过这样一句台词。郭法若当时是这样写的：“宋王，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张瑞芳建议把“是”改为“这”，变成了“宋玉，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一个字的变化，愤慨的力度加大了。郭老大为赞赏，称张瑞芳是一字之师。由此可见，再好的文章也离不开“改”字。我国古代许多著名作家都十分重视语言的锤炼。“语不惊人死不休、”“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等等名句佳语，至今对我们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方面，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的著作不仅仅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具有雄辩的逻辑力量，在语言锤炼上也值得我们学习。据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在语言和风格问题上十分考究，有时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他对于语言的简洁和正确是一丝不苟的。马克思是一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花很多的时间找到需要的字句。当然，精心锤炼语言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理论文章，在修改加工时都必须十分注意重视这一问题。起码要做到三点，一是语言要准确，对事物进行恰当、科学的表达和反映；二是语言要形象，要去掉八股气，增强大众化和可读性；三是语言要鲜明。不搞人云亦云的套话、空话，要言之有理。在写作中，理论文章语言的锤炼往往是更加艰难的，因为这里面更多的是抽象的理论，枯燥的语言，甚至还有传统观念的束缚。所以，有人讲“生活之树常青，理论是灰色的”。因而，在理论研究文章的写作中，我们不能满足于每一篇文章的形成，而要致力于更深地揭示，更准确地反映，更生动地表达，更明快地论述，使理论文章在充满生机的社会生活中增添其应有的生气。或许，当更多的理论研究文章的作者学会精俗巧运之时，理论研究的文章便可能会一改以往那灰色的印象，变得五彩缤纷，绚丽夺目。而这需要我们的每一位作者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各位初学党史写作，更应该养成认真修改的习惯。

1 j/ L  \7 w. l* N十是熬。“学海无涯苦作舟”。熬是前边九个字的前提。没有熬作基础，也就没有前边的另九个字。不妨算一笔账：一个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干活的同志，8 小时以外的时间能够充分利用好，是很充裕的。从晚上7 点到12 点这就是5个小时，如果能充分利用，晚上熬一熬，完全是可行的，一年下来就有大半年的时间，加上节假日，那就有一年的时间被利用，这就变一年当作两年用。其实这笔账很早的时候就有人算过。东汉班固写的《汉书·食货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这几句读起来很奇怪，怎么一月能有四十五天？再看原文底下颜师古做了注解，他说：“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共四十五日。”一个月本来只有三十天，古人把每个夜晚的时间算作半日，就多了十五天，这样下来一年就多出半年。《汉书·刑法志》里还写道：“秦始皇自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这是写秦始皇在夜间看书学习的情形。刘向的《说苑》，记载了春秋战国时许多国君都很注意学习，尤其是利用晚上学习的事例。如晋平公问师旷：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已。师旷说，何不秉烛乎？在这里，师旷劝七十岁的晋平公点灯夜读，拼命抢时间，这种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北史·吕思礼传》记述这个北周大政治家生平是怎样学习的：“虽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即读书，令苍头执烛，烛烬夜有数升。”光是烛灰一夜就有几升，可见他读书是何等的勤奋。由此可见，古代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尽量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浪费掉。从效率上看，夜深人静，有利于读书写作，  其效率比白天会高出许多。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写材料都必须熬夜，还是要有劳有逸，因人而异。再一个方面，“熬”，有时会突发灵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唐代诗人贾岛，就是“苦吟”、“苦熬”派的代表。“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都是他苦“熬”的真实写照。再比如古代的那些名句：“池堂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疏雨滴梧桐”、“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春风又绿江南岸”、“云破月来花弄影”、“红杏枝头春意闹”等等，这里面的“生”、“变” 、“滴”、“皱”、“绿”、“弄”、“闹”等字，哪一个不是反复推敲得来的呢？我尽管不是很有成就的人，也不是“苦吟”、“苦熬”派的代表。但我却是很能熬夜的。写作是个苦差事，尤其是写书，特别是编撰党史著作，一坐下去就是无休止地写作，为了大家能满意阅读，可能无法顾及自己的小家。这要是没点儿动力和毅力真坚持不下来。过去我在青州三中当教师、后来下乡镇当公务员时，特别是现在搞党史资料征集、研究、编撰工作，白天工作忙，既要查阅档案资料，又要调查采访，写作一般都安排在早晨和夜里，一般晚上六七点动笔，凌晨两三点上床，五六点就已坐在办公室里了。说不困是假，每天早上都跟杀了我一样地起床，真不知日子是怎么过的。有时加班加点，彻夜赶稿，几十年来加过多少次班，花了多少个休息日，有多少回等家人熟睡后在桌前熬到深夜，有多少回干脆和衣而睡在办公室，我已经数也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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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磨砺好的职业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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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 f1 P# J( o# k" c当前，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对党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除了必须具备扎实的写作功底外，党史工作者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性格。性格是一个人个性中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它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向、行为方式。不同的职业，对人的性格有着不同的要求。党史工作由于其特定的性质，对工作人员的性格职业化要求更高。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稳、韧、敏、细、和、达、趣、敛”八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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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稳”，这里说的“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党史工作者的政治立场靠得住，也就是说能够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遵循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全会的决议特别是两个“历史决议”的原则和精神，以资政育人为根本任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服务市委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思考和谋划党史工作，切实做好党史资料征编、党史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服务。特别是从思想上、行动上能够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是心理意义上的“稳”，也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种“稳”，一是指党史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能够处变不惊，在突发事件面前能克制自己冲动的情绪，沉着应付，妥善处理；二是指党史工作者在长期繁琐、杂乱甚至机械的工作中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抵制灰**绪的干扰，淡泊名利，恪尽职守。尤其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稳”字比任何时候显得更为重要。一般来说，我们这些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都比较年轻，做到“稳”，尤其重要。

- H9 r1 j0 h9 j" I% N二要“韧”。这里所说的“韧”主要是指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要强。党史工作既是一项非常辛苦、非常清苦、非常繁杂、需要耐得住寂默的工作，也是一项抢救历史、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重要工作，但使命光荣，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这个工作岗位，怎么能心态平衡，把握住自己，耐得住寂寞，安心地工作，很不容易。一方面，我们一不在领导眼皮底下，二不在经济发展一线上，而是处于幕后，处于为党委和其他各部门服务的地位，又默默无闻、不善于宣传，因此，党史工作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得不到应有的关心和支持。另一方面，因工作关系，特别是党史资料征集必须和各色人等打交道，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对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三要“敏”。“敏”，一是指遇到事情反应要快，二是指在日常的办文、办会、办事工作中要头脑灵敏，行动干脆利落。从某种程度上说，党史工作者是领导接触党的历史最直接的“桥梁”，负责为领导过滤党史信息、传递党史信息、及时将有价值的可资借鉴的资政文章、历史经验和教训提供给领导。这就需要有很好的应变能力。哪些该报，哪些不该报，哪些立刻报，哪些暂缓报，要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反应。再有，我们从事的日常工作多、杂、乱。如果不能做到头脑清楚，动作敏捷，也势必耽误工作，影响效率。

四要“细”。这里说的“细”，主要体现在“心细”、“眼细”、“手细”这三方面。“心细”，是指思维细密，考虑周到；“眼细”，是指洞察秋毫，眼里有活；“手细”，是指干活细致，返工率低。在工作中，这三者往往同时发挥作用，  缺一不可。我们在以史鉴今方面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身负沟通党史信息、辅助决策、协调关系，综合服务等职能，心不“细”，眼不“细”，手不“细”，就难以保证党史信息的正确传递，难以提供完备的辅助方案，难以理顺复杂的人际关系，难以保质、保量，按时完成资政育人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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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Y6 P; v2 k. f  J! {五要“和”。“和”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格优势，通常被人们认定为“性格好”，对于需要处理各种错综复杂关系的党史工作者而言，“和”尤为重要。一般而言，人们对“和”的理解是：温和、和气、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和”，主要是指一个人在对待他人处理问题时所具有的包容性。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比陆地大的是海详，比海洋大的是天空，比天空大的是人的胸怀。所谓“将军额头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指的也是这种包容性。因为会包容，所以能理解，  能与人为善，能与人合作；对待任何人，处理任何事，在态度上才能做到温和、和气和谦和。作为党史工作者，“和”字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部门的形象。此外，在协调上下、左右、内外各种关系中，讲究“和”的艺术也能使党史工作者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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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要“达”。所谓“达”主要是指性格要豁达、开朗。用俗语说就是“想得开”，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拿得起，放得下”，这也是保持心理健康，避免自身心理障碍的重要武器之一，“达”缘于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大家在日常工作中有许多需要想得开的地方：起草党史公文以及领讲话稿要经常加班加点，费尽心机，但从不署上自己的名字；与各色人等打交道，永远要和颜悦色，不管自己的心情有时是多么的恶劣；工作琐碎，每天都要认真打理，几乎设有“闲”的时候；大脑要绷紧弦，考虑要周全，千万不能出差错，对领导和同事，尤其是在采访历史当事人、见证人、当时人时，善意的或是非善意的批评，一律要洗耳恭听，等等。懂得把握“达”的党史工作者能够经常调整自己的心态，  大事讲原则，小事不计较，寻找最佳工作方法，从而把工作做好。可以说，性格豁达开朗，心理调整到位的人工作起来劲头足，越干越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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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 n" |1 k, {七要“趣”。“趣”在性格上主要表现为幽默和恢谐。幽默和恢谐是人类智慧的花朵，是人类丰厚心灵的表现。  孔子曾经说过：言之无味，面目可憎。相反，一个幽默和恢谐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深受人们欢迎的人。因为幽默和恢谐能给人们带来欢笑和轻松，它是人们交往中的润滑剂。我们要进行综合协调工作，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在性格上若能开发自己的“趣”味，不仅能增加自己的人格魅力，而且还能在紧急的时候“化干戈为玉帛”，化尴尬为微笑。丘吉尔任英国首相时，政绩非凡，尤其是他带领全国人民反击法西斯侵略，受到英国民众的交口称赞。但也有人对他的政策不满。在一次宴会上，有一位女士毫不客气地抨击他说：“如果我是你太太，我一定会在你的咖啡里下毒。”周围的人都惊呆了，不知丘吉尔如何收场。丘吉尔没有发怒，依然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你是我的太太，我一定将那杯咖啡一饮而尽。”顿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丘吉尔的幽默言辞，宽容大度，不得不令人佩服。睚眦必报虽可以逞一时之快，宽容却可以一笑泯恩仇，给心灵带来快乐和安宁。上世纪八十年代，辽宁营口教育学院的曲啸教授作过一篇报告，题目是《苦难是最好的老师》。报告深入浅出，幽默恢谐，把人生的种种苦难都付诸笑谈中，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当谈到青年人婚姻问题时，他来了个现身说法：在他被打成右派后，  有好心人为他介绍了个对象，他对女方说：“我是右派，会拖累你的。”女方是这样回答的：“不要紧，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当右派的。”结果，两人就结了婚。一句幽默话促成了一桩美满婚姻，看来幽默的作用有时候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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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要“敛”。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史工作要努力做到“四个转变”即：从侧重办文办事转变为既办文办事又出谋划策，也就是资政育人；从收发传递信息转变为综合处理信息；从单凭经验办事转变为科学化管理；从被动服务转变为积极主动服务。由此可见；党史工作的主动性已经大大加强。尽管如此，我们从事的党史工作依然是一种“绿叶”工作。只辅助不决策的工作特性决定了大家要具备“敛”的性格。“敛”就是要做到“知白守黑”、“敏于事而讷于言”，就是谨严、持重，懂得“收”，懂得把握分寸，懂得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越位，不越权，不替领导拍板，不替领导做主，不替领导表态。否则，只会导致工作的混乱。

; {5 H8 Y  W. Z五、功夫用在综合和结合上

打下坚实的写作基本功，养成良好的职业性格，是对一名党史工作者的基本要求。要想做一个工作上“不可缺少的人”和人格上“充满魅力的人”，还需做好综合和结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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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 s: R3 ^  H' x3 B2 Z! b& Z/ Z“综合”和“结合”是一个人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也是党史工作者应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它们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综合并不是知识、事物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创造，一种创新。所以说，综合是能力，是功夫。一篇领导讲话或一篇专题文章，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是要提出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  指明问题的性质，得出解决的方法。我们写材料，是不能缺少这种能力，这种功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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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A" z2 Y  L/ H+ J; q如果说综合是文章写作的基础，结合则是文章写作的关键。《伊索寓言》中有一则题为《驮盐的驴》的寓言：有头驴驮盐过河，滑了一跤，跌倒在水里，盐溶化了，它站起来时觉得轻松多了，很高兴。后来，它驮着棉花过河，心想再跌倒站起来，一定也会轻快许多，就故意滑一跤，不料棉花吸饱了水，它再也站不起来，便在水里淹死了。这则寓言的寓意是十分清楚的，理论不结合实际，把局部经验绝对化是万万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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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文章写作的综合和结合能力，必须达到“三个融会”，实现“五个结合”。

: X+ k) y3 \( G  e9 C, J（一）达到“三个融会”，提高写作综合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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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图与谋篇的融会。文字材料是概括、表述、传达领导意图的重要工具。以领导意图为“基调”，是其区别于其他文章的基本特征。文艺作品可以“百花齐放”，科学论文可以“百家争鸣”，而我们撰写党史材料则不能离开领导意图和历史事实另辟蹊径。如果我们在动笔起草之前，吃不透领导意图，即使结构安排得再好，党史资料选择得再精，也等于抓了“目”，丢了“纲”。因此，最先必须解决的就是准确领会领导意图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一要多听多记，了解领导意图。“领导动口，我们动手”，领导交待文稿起草意图的话，无论多、少、粗、细，都要听清记准。光这还不够，平时还须随时随地把领导的言谈记录下来。领导者对全局问题所做的系统性结论当然要记，这是领导意图的要点和核心；领导者对具体问题发表的零散性意见也要记，因为这有助于更好地把握领导思想发展的脉络；同时，还要注意捕捉领导者即席谈及的、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以便融进领导意图中去。二要归纳综合，深化领导意图。对领导意图的掌握，不能停留在录音机的“原声带”上，而要站在领导者的角度，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进行分析、归纳、综合，把领导者零散的、不完整的观点综合成系统的、完整的观点。并且在文稿起草、修改的全过程中做“有心人”，随时注意观察和感知领导认识的深化，摸准领导的“脉搏”。准确领会领导意图仅仅是第一步，其目的在于以此为“纲”搞好谋篇布局，包括明确主旨、确定结构、筛选材料等等。具体地说，就是要以领导意图统帅、指挥谋篇布局，使全文贯穿、体现领导意图，从而使二者融会贯通，形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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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旨与表达的融会。主旨是文稿的核心、灵魂和统帅。它是遵循领导者的基本意图，从占有丰富的客观实际党史资料中提炼出来的。其结构安排、材料取合、语言表述都要服从于它、服务于它。因此，文字表述必须全面、深刻、准确地表达主旨。文稿主旨与文字表述的关系是前者统帅后者，后者阐明前者；在文字表述的全过程中，按照既定的谋篇布局，不论是用逐次展开的并列式、层层深入的递进式、轻重分明的主次式和顺理成章的自然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去写，都要用明确的主线，清晰的脉络，正确的论点，有用的党史资料，以及精确、简洁的语言，来综合情况，提炼观点，揭示问题，提出见解，以全面、准确、深刻地阐发主旨，表达主旨。围绕这个目的，文字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该详则详，该略则略，从而使主旨与表述相得益彰，灿烂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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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点与党史资料的融会贯通。观点是文章的灵魂，党史资料是文章的血肉。在一份重要的综合性很强的资政文稿里，往往有总观点、分观点，有大观点、小观点。而这些观点都需要党史资料作为论据来支撑。没有党史资料支撑的观点无异于空中楼阁，而没有观点统帅的党史资料无异于现象罗列。所以，文稿写作必须做到观点与党史资料相统一。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一篇党史材料的总分观点、大小观点，都必须通过对占有的大量党史资料的综合归纳、分析研究，经历空虚的头脑——丰富的感觉——杂乱的概念——清晰的观点的过程提炼出来。观点产生后，所筛选、使用的一切党史资料，包括综合情况、典型事例、具体数据以及引文、引言等等，都是为着阐明观点、烘托观点的。观点是抽象的，党史资料是具体的，观点是整体的，党史资料是个体的。只有观点与党史资料融会一气，才能使抽象与具体相统一，整体与个体相统一，使整篇文稿既有灵魂，又有血肉，立得起，站得住，用得上。

9 ~( O% [7 |. K8 _4 a/ B  p: Q（二）实现“五个结合”，体现实事求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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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这个老生常谈问题但大多数人并未很好地解决“结合”问题，一方面要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学习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学习所要写作的文稿在指导思想上需要掌握的知识；另一方面，要细心研究所要写作的文稿在具体内容上需要掌握的客观实际。学习理论要下功夫，了解实际也要下功夫。只有在这两方面下足了功夫，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思索，才能找到这二者的结合点，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统一。如果动笔前不知道要受什么理论观点来指导，对所要阐述、论证的工作实际心中茫然，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结合。如果硬要“结合”，那也只能是“拉郎配”、“两张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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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 G* ?  w* Z* Q(2)上情与下情相结合。党史公文写作如同领导决策一样，必须吃透“上情”，明了“下情”，并善于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这是党史工作中的一项最重要的“结合”功力，也是一项最重要的创造。吃透“上情”不仅要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宏观的总体布局，以及上级文件的精神实质、具体内容，而且要研究它的客观依据和所反映的事物的发展方向，切忌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更不能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明了“下情”，就是对工作对象、工作环境和各种相关情况有一个深入细致的了解。这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在吃透“上情”的基础上，对“下情”了解越充分，越接近实际，就越容易找到“上情”与“下情”的结合点，使内容针对实际，意见切合下情，从而提高写作的成功率。写作的“上情”与“下情”结合成功的标志，就是提出的任务、政策、措施具体化。也就是说，要以“上情”为准绳，以“下情”为依据，做好“上情”在本地、本部门的“变压”工作，而不做“上情”照抄照搬照转的工具。如在政策执行方面，对那些有明确规定的政策，就要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对只提出指导思想和一般原则的指示，则要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意见，对个别不适合当地情况的规定，则应提出变通办理的意见，对贯彻执行上级政策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勇于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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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地经验与自身实际相结合。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工作中，无论何地何单位何部门，  都应该学习外地包括外国、外省、外县、外单位、外部门的成功经验。反映在党史公文写作上，我们在解决“上情”与“下情”结合的过程中，也常常会参考和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新鲜经验。但各地、各部门、各单位都有自己的实际，这种参考和借鉴，必须顾及自身实际，找准外地经验与自身实际的最佳结合点，取其对我有用部分，消化吸收，绝不能照搬照抄，全盘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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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 L6 N7 d- M8 h9 A$ _(4)历史经验与现时实际相结合。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文明古国，各个领域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和优秀遗产。它们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有着借鉴的价值。反映在党史工作上，一个善于学习思考的党史工作者，也要常常进行这种古为今用的借鉴。例如，李斯一气呵成的《谏逐客书》，促使秦始皇收回“逐客”的诏令，足见情感力量的作用，王安石撕毁《论兵》文稿，启迪我们在写作中，文贵在新；彭德怀司令员在朝鲜战场上发给中央的“饥无粮，寒无衣”的电报，是公文写作中言简意赅、惜墨如金的典范；茹太素挨打的趣话，警醒我们文章要力求篇幅精炼。这里单独说一下茹太素挨打的故事。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比较务实的皇帝，最烦空发议论。一次茹太素上书，写了15500 字，最后500字才提到要说的事，前面都是废话。结果朱元璋一怒之下，叫人把他痛打了一顿。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借鉴，必须从工作实际出发，实现历史经验与现时实际的有机结合，否则，将会不伦不类，不古不今，令人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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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1 x, k+ l- v0 Z- b(5)内容与对象相结合。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单位、部门的材料往往缺乏针对性，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形成通用的官样文章。这是党史公文写作的一大禁忌。党史公文贵在有针对性，有个性特点。以写作党史宣传讲话稿为例，讲稿内容针对不同对象应有所区别，如在青年人会上讲党史，就要计对青年人的特点；在老年人会上讲党史，就要计对老年人的特点；在妇女会议上讲党史，就要注意妇女的特点。也就是说“到什么山上就要唱什么歌”。即使是开幕词、闭幕词、祝贺词之类的文稿，也要找准内容与对象的有机结合点，写出个性，写出特色，写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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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学习在学习学习还学习

带回去压缩和摘抄，心安理得地当起“文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