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三个问题。第一,强调文化软实力问题。讲中国文化软实力真正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起支撑作用。第二,突出强调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肯定要核心价值体系来支撑。第三,强调信仰、信念问题。因为文化建设的归宿问题是和人的精神追求,价值追求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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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2 }' l7 y9 y) l( \4 U1 C一、国家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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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2 F( Z9 U9 m1 e) M(一)关于话语体系4 g3 M- ~/ ~8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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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世界都在讲大国崛起问题。什么是大国崛起?大国崛起是文明的崛起,只有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发挥引领作用,才敢言崛起。我一直强调,中国需要大国启蒙教育,一定要弄清大国崛起的本质是什么。虽然现在全世界热炒中国大国崛起,但对此也有人表示质疑,据说英国的铁娘子撒切尔讲过这样一个观点,现在谈中国的崛起为时尚早,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文化,中国尚未创造出征服西方世界文明的成果和生活方式。有一种说法就是讲,国家有三个层次,三流国家出口产品,二流国家出口标准和规则,一流国家出口价值观和文化。可以说,不能出口价值观和文化的国家不叫大国。这就点到了中国要崛起的重点在哪里。中央之所以要重视文化建设,是认识到大国的崛起绝不仅仅决定于GDP 。假如GDP是一切,中国就没有衰落。1820——184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比目前美国要高。虽然这个数据不太准,但说明了当时我们的经济力量是很大的,很强的。这就说明了GDP不是一切。假如GDP是唯一指标,我确信中国超过美国并不遥远。所以大国的崛起只是定在物质领域也崛起不了。假定要崛起的话也维持不了长久。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增加国家的软实力。我们急于增强软实力,增强话语权,但是软实力怎么提升?用我们现有的话语体系我认为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话语体系与主流世界不接轨,至少和西方社会不接轨。我们讲出来话别人听不懂。我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有一个招商团到法国去招商。团长的开幕词就凸显了双方话语系统的差异。他说“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巴黎”。这是前半句。讲的很动听,但与事实有些不符。因为巴黎与北京不一样。北京是四季分明,到了春天就春暖花开了。而巴黎是温和的海洋性气候,没有酷暑和严寒,很难说哪几天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关键是后半句出了问题。后半句他怎么讲,他说“巴黎人民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这句话让巴黎人民找不着北了。“我们有革命传统吗?”一查还真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但那是200年前的事了。目前西方走的是议会政治的道路,“革命”一词早就淡出了他们的话语体系,这与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天天讲传统教育。今年是建党90周年,讲得更多。讲多了就去教育法国人民,可是法国人听不懂。我想说用我们的话语体系提高我们的软实力很困难。突破口在哪里?其实就是六中全会《决定》里讲的文化上的突破,必须通过文化的突破才能提升文化软实力进而是国家的软实力。必须有文化的力量。$ C7 P5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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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文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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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 J, P3 {) F提升文化软实力用老办法不行。用什么呢?文化的力量。我们看一下人类文明史,看一下中国的文化史,就会很清晰地看到文化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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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2 C0 Z$ c B/ ^先看一下世界,看人类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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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y% N* X" T# I8 \/ z古代罗马的崛起。它把它的建筑和雕塑带到了它的属地。罗马的崛起有三次。第一次是武力和血腥。第二次是《罗马法》颁布实施。公元前450年矗立于罗马广场青铜板上的《十二铜表法》,影响了世界的成文法。第三次是宗教。公元313年,西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米兰发布了《米兰敕令》,使基督教合法化,由此影响世界。你看文化占了什么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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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4 ]& o8 `% w# K, G7 ?近代葡萄牙、西班牙的大航海运动,通过海外殖民,它把他们的语言和习俗带到了人口和面积超过自身几十倍的国家。小小的葡萄牙,改革了中国的指南针、西方的帆船,把天文学、数学引入航海,由此把所谓“畏途”的大西洋变为“通途”,影响了世界。法国的崛起,把法兰西的哲学和文学艺术带到了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国家。英国的崛起,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带到了三分之一的地球,即使今天你在它曾经的殖民地,仍然可以看到下午茶、左行驶、教育制度、判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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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苏争霸的时候,苏联也是把红色文化带向蓝色地球。当今美国一霸。我认为美国人不仅仅输出的是大兵,而是好莱坞的电影。不要老认为它的军事力量强大,走哪打哪。我觉得影响世界的还是美国文化。现在美国人生产的广播节目占全世界总量的65%,电视是75%,电影是80%。互联网影响力更不用说。主要控制在美国。它就是舆论霸权,文化霸权。我们多少人被好莱坞的电影给影响了,你很难避免它的影响。; e; ]- L. P$ e5 H
4 M R" R! E+ V6 e% ?8 o人类的发展史和文明史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帝国最终都是要衰败的。没有永恒的帝国。美国要衰败的。假如中国将来崛起必须是文化。人类的文明史是这样的。中国的文化史也是这样的。2 _/ Z. K$ N' A0 U& o$ [1 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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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下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中国的历史包括汉唐盛世,北宋经济繁荣的时候,一直是受游牧民族的袭扰。虽然中原开拓力不够,但中原文化的同化力很强。你不是打进来吗?没问题呀,打进来我就把你同化了。同化了你的地皮就是我的。鲜卑进入中原,到了大同开始同化,到了洛阳同化结束。女真人进中原,当时熹宗皇帝反复颁布禁令,不允许学汉文化,担心被同化了。结果元军进中原的时候,已经把在中原的上百万的女真人视作汉人。为什么呢?同化了。只有留在东北的那支女真人几经迁移,几经民族融合,形成了后来的满族共同体。满族人进中原的结果怎么样?也被同化了。中原文化的同化力很强。你若不信,我讲中国历史上两个铁女人,一个是武则天,另一个是慈禧。武则天临死的时候,没有把权力交给武姓家族,而是还给了李唐天下。她去帝封后,埋在了乾陵。慈禧呢?权倾天下,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但其临死的时候留下一句话:千万不要把权力交给宦官和女人。她本身是女人,反对把权力交给女人,什么原因?就是无意识之中被汉文化的儒家文化给改造了。儒家文化讲什么?“三纲五常”,“夫为妻纲”。以上这些无论是同化也好,被改造也罢,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力量的强大。大家知道中国人的冒险性很弱。你到海洋里面看一看,所有海峡的名字没有一个是由中国人命名的。如英吉利海峡、戴维斯海峡、白令海峡等等。什么原因?两大原因:一是人种的原因。西方人是吃肉长大的,血液里流的是冒险。中国人是吃谷物长大的,血液里流的是平和。再一个原因是文化。儒家文化讲的是什么?“父母在,不远游”。“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损”,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一个民族的人文性格。这就是文化的力量。8 L+ j- s3 i( {2 L; w
/ S/ L/ \0 P2 p& r" q(三)关于独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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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得关照现实来分析我们的传统文化某些不利的东西给我们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带来什么影响?这有利于我们把握这个问题的重要。文化关照现实。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用不同视角,不同的切入点来看这个问题。我这里也选两个切入点。一个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七·一”讲话中也讲到“四个危险”、“四个考验”。其中讲到一个能力不足的危险。一个执政党没有执政能力不行。那么怎么提高执政能力?我觉得必须解决独立人格的问题。因为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独立思维,没有独立思维就没有创造,没有智慧。再一个是大国的崛起需要大国国民。怎么产生大国国民?必须要有文化的塑造,这也是“七·一”讲话和六中全会《决定》都强调提升民族的人文品格、文化素养问题,价值观的问题。, m f# ]* q9 y! s1 O2 p
Y0 i$ \: p& ]5 Q我们先从独立人格这个问题上看一下它和文化关照。我个人有个基本的判断。我认为中国的官员普遍缺少独立人格。有文化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原因。我到香港,和董建华的顾问张先生讨论过一个问题。张先生讲,中国大陆从前苏联学到了两个东西:一个是高兴不高兴都要鼓掌;二是同意不同意都要举手。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改革开放之前,大陆有这个问题。比如当年中央开会,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公贼”,除了一个叫陈少敏的女同志以心脏病发作为由没有举手,其余的全举手了。那是一个脑袋思维,一个声音说话的年代。一个脑袋思维、一个声音说话,可以出现最好的,但不能保证避免最坏的。出现最好的,皆大欢喜;出现最坏的,那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政党的悲剧。文革就是悲剧。随着我们党的思想解放运动,当代社会的宽容度不断提高。允许大家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一个党的进步,一个民族的进步。因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人,走多远,就看你的胸怀有多大。现在我们领导人的观念还是很前卫的。政治局委员汪洋就说过一句话:要允许人说错话。习近平同志到卡塔尔访问时,发表了一个“鸟论”(鸟论是我下的定义)。面对媒体问他,说国内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问答说,一个笼子里有爱叫的鸟。如果把爱叫的鸟都赶出去,那么笼子里就不热闹了。我讲这个事情是想说现在包容度很高。但从研究问题的角度来说,你不能说张先生说的没有道理。河南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也叫杜二蛋。法院审杜二蛋的时候,他给自己辩护,刚辩护完,旁听席上有人“啪啪”地鼓掌。法官很生气,准备以涉嫌扰乱法庭秩序把他撵出去。鼓掌的是一局长。他说:“我不是扰乱法庭秩序。以前杜书记讲话,讲什么我都鼓掌,习惯了。”“习惯了”的问题是经常发生的。北京曾开过20多国央行行长和财长的会议,会上胡锦涛同志有个重要讲话,讲的很好。主持人讲的不好。主持人三次讲到感谢胡主席到会做重要指示。按照我们的话语体系,什么叫指示?指示就是命令,是必须执行的。这些都是独立人格丧失的表现。所以说没有独立人格,要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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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国民也是这样。没有大国国民的胸怀和心态就没有大国的崛起。大国是需要大国国民支撑的。现在很多人是大国小民。你到网上去看一看,我们很多网民,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暴发户心态。这里我强调的还是大国国民一定要有大国的胸怀。国民要成熟。不成熟,不理性,就很难进步。比如讲民主问题。大家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中说,没有民主中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列宁早就讲过,没有民主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重视民主但要有民主素质。没有民主素质给你民主你可能滥用民主。国民素质必须提升。没有文化支撑不能提升起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初日本大地震,我给中央写了个内参,提出我们“借机要实现中国对日的战略突破”的问题。后来我把不能公开的删除了,把可以公开的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叫做《跳出历史羁绊,步入大国境界》。我知道这篇文章出来后肯定要挨骂的。因为在对日问题上,现在是什么心态呢?你只要骂日本人,就一定会带来喝彩:“好呀,好呀”。但你只要理性地去分析对日关系问题,你肯定挨骂。我知道挨骂,但想不到骂得那么厉害!文章登出来以后,网上有人发贴子“求证公方彬是不是汉奸?”其实许多人根本没有看我的文章,一看前面骂我“汉奸”,也跟着骂“汉奸、汉奸、就是汉奸”。这就很不成熟,不理性。那么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思想教育很重要。但思想教育只告诉你一个条条、一个结论是不行的。因为所有这些都是文化浸染的结果,文化塑造的结果。不从文化上突破,你显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r1 S" t: e1 n
/ A; P4 t1 v) ], J3 {(四)关于文化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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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讲,文化的创造是我们的软肋。北京电视台曾播过我的一个报告,就是《关于中华民族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文化能力文化特征分析》。我对比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比较的结果很沉重。远的我不讲,就讲近一点的。世界上个100年,重大发明18项,其中美国人完成9项,英国人4项,前苏联3项,德国人1项,只有基因图谱排序吸收中国参加,但我们仅占1%的工作量。美国几个学会评出来的影响全人类20世纪的重大发明20项,没有一项是我们发明的。是中国人不聪明吗?不是!世界两个大学联合对有代表性的60个人种进行了非文字推理能力的测试,结果证明中国人很聪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平均智商105;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平均智商100;南亚、北非、世界大多数国家平均智商85;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平均智商75。我反对民粹主义,也怀疑测试的科学性。但有一点肯定,中国人很聪明。为什么没有原创性成果呢?有人讲,聪明劲儿用错了地方!再讲一个事例。当年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凸显了中国人的聪明。那个时候,打电话是打硬币电话,他把那个硬币穿个孔,用根线拴起来,一提一放、一提一放,一直在打。他问:你们日本人不懂这个吗?日本人说:没考虑。他说:你们日本人真傻!这个有点黑色幽默。我认为根本原因在哪里?还是梁启超先生说得好“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严复的一句话也印证了这一点。严复讲,“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说的很尖刻,听得很刺耳。但是确实引起我们的思考。怎么解决创造的问题,精神世界要突破。否则不行。我们文化创造之所以弱,担当精神不够。去年上半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国为什么难出思想家?我从制度设计,包括文化传统、人文心理去分析,至少我可以说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没有为民族担当的精神,不能按照中央提出来的在文化建设中担当起我们的责任,就不能保证文化的真正突破。人在社会中有三种状态:先行者、落伍者、守中道不逾矩者。先行者要牺牲,落伍者遭淘汰,守中道者最安全。检验一个民族优秀与否的一个重要尺度是看其先行者多还是不多。所以,没有高尚的目的,就不敢牺牲;不敢牺牲,就没有创造。因为创造是要付出代价的。先行者要承担代价,要做出牺牲。你不敢牺牲,就不敢先行,不敢先行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原创。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以什么精神支撑我们前进。没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就不可能按照中央的要求实现文化的突破。2 s- {9 y% D* d$ |" t1 t( t
. o6 J+ Y7 ~& f" v二、核心价值观6 ^) B( a8 |. u, O: T2 g'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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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博弈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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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核心价值观从哪里讲起?很长一段时间,世界上有一个“中国威胁论”。如何才能消除“中国威胁论”?我认为一方面,西方要放弃冷战思维;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握世界的精神脉动,找到着力点和突破口。世界有什么精神脉动?四年前,我通过《光明日报》的“国内动态清样”,给中央领导写了个分析报告,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大国博弈已经或正在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国家间博弈有三种形态:政治博弈、利益博弈和核心价值观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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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O' E; H- U5 _% D1 N# ~政治博弈——上世纪90年代以前,形成了以美苏两大霸主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峙。那个时候国家交往看社会制度。比如,二战结束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一个基本的考量标准就是看制度,看你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前者被排除之外,后者则给予援助。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产生了一个“意识形态终结论”。现在,谈意识形态终结为时尚早,因为国家交往还是要关注社会制度,但已经出现弱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世界上现在没有哪个国家说,你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我是资本主义制度国家,我们有限交往或不交往。但我讲的还是表面的变化。实际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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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博弈——利益很重要。国家交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马克思主义认为,离开利益就会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但利益这个东西,是只做不说的东西,可以做,不能说;或者是多做少说。说多了就会影响形象。今年上半年,商务部副部长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讲到,截至目前,我们的外援为2500亿人民币。在回答外界质疑时讲“我们的外援主要是基于友谊”。友谊是什么,不还是利益吗?我觉得我们要讲“道义”。你一讲“道义”你的境界就起来了,就高于别人,这才像大国,这才是大国崛起的制高点。国家要立起来,就要占领制高点。有些事情说多了,不利于形象。这给我们启示:利益博弈可做不可说,或多做少说。: l7 r/ A: V( k) Q+ j
" ^4 T O$ o4 J: M我是个军人,为了解读信仰,我用三支军队来比较。满清的八旗军、国民党的北伐军到后来的国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军队一比较,大家就感到信仰的力量有多大。先看满清的八旗军。当年满族人,借助10万八旗军,马踏中原,征服一个偌大的中国。它靠的是什么呢?王朝兴起的那个势能。但到王朝后期,国运衰败,势能没有了,这个时候就需要补充新的精神力量了,但做不到。因为满清王朝没有国歌唱《采茶歌》,没有国旗打黄龙旗,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家天下。结果到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进北京,八军联军进北京,一触即溃,望风而逃。再看国民党的北伐军到后来的国军呢。北伐的时候,带着“三民主义”的信仰,所向披靡。但到了后期,国民党的军队蜕变为四大家族的“家丁”,就没有信仰了。所以莱芜战役中国民党守军5多万人,几乎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以至于王耀武感叹地说,“就是一群猪,让共军来抓,也不至于消失地那么快”!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以来,在所有的对手面前没有大的败绩。什么原因?就是在共产党创立的先进的理论思想和文化基础上保证了这个军队超越其他军队。我军的牺牲精神在所有的对手面前没有可比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抗美援朝。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说,抗美援朝的故事不能带着感情去回忆,承受不了,灵魂承受不了。主持人让我讲两个故事,故事还没讲完,热泪横流!九兵团主要是南方兵,入朝时穿的是华东军区的冬季服装,团以上军官还没有发棉衣。原计划到沈阳去休整、换装。结果火车开到山海关,中央军委派人拦住列车,因朝鲜战事吃紧,立即入朝。火车直接开向边境。边防军一看,大为震惊,因为那年是50年不遇的严寒,零下40°C。那可真叫滴水成冰!所以边防局一看很紧张,赶快动员官兵换装。由于边防军太少,时间太紧迫,有的棉衣脱下来,还没有来得及送到火车上,火车就开走了。一个班二三条薄棉被,那已经不是御寒,而是勉强不被冻僵。入朝第一天,冻伤700人,八、九天的时间,没有吃到一口热饭,都是啃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豆。三天的口粮,剩几口炒面,舍不得吃,等发起冲锋的时候,吞下肚子补充热量。就是这样一个军队,打了一个改变世界历史的长津湖之战。有一个连队,除了一个掉队的士兵和一个送通知的通信员以外,全连都冻死了。临死的时候还保持着冲锋的队形。还有一个连队,也是全连冻死,收拾遗体的时候,手和枪分不开。长津湖之战冻死4000人!整个长津湖之战,九兵团15万人,三分之一伤亡。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对手也为之震撼。美军就讲,参加过对德作战、对日作战,对德军和日军的牺牲精神已经为之震撼,但相比较中国的军队,无法比拟!中国的军人面对美军炽烈的火网,像不在意似的,第一波倒下了,第二波跨过尸体继续前进,还有第三波、第四波。他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姿态,就像殉道者似的。那不是因为命令和纪律,一定是信仰!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憎恶帝国主义,相信战争是正义的。为什么核心价值体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首要的东西呢?马克思主义勾画了什么?就是政治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为什么把它作为核心价值体系第一位的呢?就是解决信仰问题。; l) F! I% V) |+ }0 c
! S# z8 U) F2 H" e(三)信仰与个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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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 L# D, O' N4 d8 Z有了信仰的人不一样!革命先驱,大家耳熟能详,我就不讲了!我只讲另外两个人,一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变法失败,谭嗣同本来可以逃生,当时日本使馆就讲,保证把他送出中国去!谭嗣同说,我不走,各国变法都是流了血才成功的,中国没有人为变法献身,所以不发达,现在就让我开这个头。一般来讲,人是避死求生,谭嗣同是避生求死!与此相一致,那就是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死亡,是自耶稣之后影响最大的!西方文明有两个基本的源头,一个是古希腊文明,另一个是基督教文化。苏格拉底对古希腊文明是有贡献的。但由于他的理念与执政官、社会发生冲突,所以要判他死刑。面对城邦的500名法官,苏格拉底以精妙绝伦的演讲征服了大家,同意释放他,但有一个要求:从此不再传播他的理念。苏格拉底说,“这办不到,只要我灵魂深处那个微弱的良知召唤着我,我就会拉着面前经过的每一个人,把我知道一切都告诉他,绝不顾虑后果!”不可避免,苏格拉底与谭嗣同的肉体都下了地狱,但灵魂进了天堂。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所以哪个政党在文化建设中把“魂”解决好,政治信仰确立起来了,它才有强大的力量。8 e9 H: e6 F1 M
- h) ~$ O- Q# r! J# }6 {六中全会《决定》在最后一个大问题还讲到党的领导问题。党的领导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不仅带领大家搞文化建设,首先这个集团的人要在文化建设中起带头作用。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让群众确立,首先是领导干部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首先是最高领导层、决策层清晰地强烈地意识到很重要。作为领导层的人必须信仰坚定,才能领导大家去信仰。假如失去了信仰,仅仅剩下权力,那是没用的。我就讲国防大学刘亚洲。他在国防大学讲信仰,不仅把别人给感动了,他把自己都感动了!讲着讲着就讲不下去了,喝点水压一下!他讲出来的东西有征服力,是因为他做到了!他有自己的思想,敢于表达思想,强烈地为这个国家和政党去思考。我觉得非常难得。有的高级领导干部讲信仰,鬼都不信!还想把人感动,门都没有!所以政治集团的高层必须有信仰。- M4 O3 B3 k!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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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信仰。我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现在能踏踏实实、发自内心敢这么说的人不多。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两大原因,一个是理论上我解决了。第二个实践上我解决了。理论上解决了就是我认为所有的政治设计没有比共产主义信仰好的。没有剥削和压迫,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大家谁告诉我还有比这个更好的设计吗?有人说信仰远呀。我说不是远。信仰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不叫信仰。宗教在天堂,共产主义也在天堂。两个天堂都没有见过。为什么宗教的天堂没有见过,信仰的人还那么多?共产主义的天堂也看不见,信仰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宗教不仅告诉你天堂在哪里,还告诉你到天堂的路怎么走。共产主义只是告诉你天堂,但没有解决怎么走的问题。不是它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在实践上没有解决好,在理论上没有突破。理论关照现实关照的不够。再一个在实践上我也解决了。就是我资助贫困地区的学生读书已经进行了30年。到现在为止,我拿出了100多万,资助了628名贫困地区的学生读书。现在考上大学的346名,最早的在美国读完博士,进入了美国国家十大实验室之一——劳伦斯实验室,成了科学家。我资助的学生,今年有40人考上大学。现在,我每年要资助140多人。有人问我:公方彬,你在资助孩子的时候,你想到有人说你沽名钓誉吗?我说“知道”。“那你为什么还去做呢?”“既然我不认为是沽名钓誉,我干嘛不做?”他问我什么时候停止。我说两个:一是中国再也没有因贫穷而失学的孩子,二是我本人也进入贫困者的行列。二十年前,我在我的一本书《人生的醒悟》的序言中写道:“彻底的和绝对的奉献是没有的,所有的奉献都是为了得到。有人奉献物质是为了更多物质的享有,有人奉献金钱是为了得到精神的享受。”我就是为了得到精神的享受。$ j; w# w. l6 [3 G; Q, D, M
' ?/ l, ^9 z% K% A讲到这我再补充三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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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 W) E1 p7 S+ ?8 e/ o( O一个问题是今天中华民族的信仰用什么来支撑?我们希望所有人都有政治信仰。但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人在信仰上有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强调功利没有信仰者。我希望大家都有政治信仰但肯定做不到。总有人不信政治信仰。那么我也不希望这些人没有信仰只强调功利。如果这样这些人很容易成为亡命之徒。六中全会《决定》强调核心价值体系试图强化信仰问题。但是我觉的难度很大。我们必须客观地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出现信仰的问题,有我们某些没有做好的原因,但确实是世界生态变了。大家想一下,革命时期,革命者背叛自己的阶级,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甚至牺牲生命。为新中国的诞生我们牺牲了370万有名有姓的烈士。其中有60万党员。“我为别人牺牲,我就有道德感和神圣感”,这就化为信仰。我们党没有独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自己的利益,但是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有利益。参与利益的分配,你还那么神圣吗?6 d% W+ I* o& n' K- h% w' Y
+ w" ~0 X% }2 q& A6 F第二个问题,理论的问题。我党的理论,早期是共产主义信仰,后来讲社会主义,再后来讲初级阶段,现在讲和谐社会。理论越来越关照现实,这是对的。但是好像不解决精神往上走的问题。只有理论关照现实的部分,信仰就出了问题。我到加拿大访问,有一个在大陆是党员,移民以后当导游,他跟我们讲,我现在潜伏在加拿大,等你们打过来的时候,我就把那些所有的潜伏者号召起来,咱们里应外合把加拿大给灭了。虽然是调侃,这就告诉我们,如何在大陆你的信仰有理论和实践支撑,你如果换个土壤,就没有信仰可言,这还叫信仰吗?宗教信仰不因为环境改变而改变,你政治信仰,如果一改变环境,信仰就没有了。那还叫信仰吗?所以我就认为,这里面就必须要解决一个理论往上走和关照现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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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J$ Q+ q4 P第三个问题,我们改革开放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叫“摸着石头过河”。浅水区,摸着石头过河。进入深水区,石头摸不到了,一脚踩空,就会被淹死,所以出现了理论支撑的问题。不解决理论支撑,各种思潮一冲击,原来的东西就垮了。要解决信仰的问题。核心价值体系提出来,就成为中央《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思考怎么解决?以前我们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现在提出民主法治,勤政为民,这是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核心价值观。民主、平等、公正、互助这是支撑中华民族崛起的核心价值观。党在六中全会《决定》中讲核心价值体系也是一个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发展的理论。我们党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引起全党同志的思考,六中全会《决定》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不是关门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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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S& u/ H4 U7 c' a( B(报告题目:文化软实力与核心价值观 报告人: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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