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特征

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中国的文化是有别于欧洲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欧洲文明掠夺式特征，诞生于此前的狩猎文化，与滥觞于种植的中国文明存在明显的差别。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与今天提倡的和谐、环保、低碳的理念不谋而合。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为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予中华文化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是华夏儿女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精华浓缩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理念已广播人心，所体现的哲学精髓正是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资源。从思想观念方面来看，农耕文明所蕴含的精华思想和文化品格都是十分优秀的，例如培养和孕育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集体至上、尊老爱幼、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邻里相帮等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理念，值得充分肯定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家庭模式是“耕读传家”，即既要有“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这种培养式的农耕文明推崇自然和谐，契合中华文化对于人生最高修养的乐天知命原则，乐天是知晓宇宙的法则和规律，知命则是懂得生命的价值和真谛。崇尚耕读生涯，提倡合作包容，而不是掠夺式利用自然资源，这符合今天的和谐发展理念。
    回望历史，农耕历程恰如一部厚重磅礴的歌诀从远古吟咏而来。早在先秦时期民间流传的《击壤歌》有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就描述了乡村闾里人们击打土壤，歌颂太平盛世的情景。民间流传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艰辛不易。北周庾信亦有诗为证：“兴文盛礼乐，偃武息民黎。”体现了文化在衣食温饱解决之后的重要意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刻画了读书人对积极人生的理想与追求。中国上万年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历史，创造了发达持久和长盛不衰的传统文化。同时，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又丰富了农业的内涵。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虽经无数次大大小小天灾人祸的考验，仍然一直蓬勃兴旺，绵延不断。事实证明这一技术知识体系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开发利用好丰富多彩的农耕文明与自然遗产资源，作为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建设美好家园、激发爱国热情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具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而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和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经济安全稳定增长、协调平衡增长、持续包容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农业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唐珂 来源：学习时报）

“古”“洋”之外也要开垦文化


    1840年中国发生了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侵据北京；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12年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100多年来屡经战乱蹂躏的中国人，生活在极其落后和贫困的经济水平上。那时候中国基本上没有像样的近代工业，由“洋务运动”培育的近代民族工业，多年停留在简单的生活用品生产上。中国的知识精英，留洋回来的憧憬欧美苏联，未留洋的向往汉唐盛世。在低经济水平的条件下，为了创造更丰富的文化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共和国的早期领袖们，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经验，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口号，作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战略。毫无疑问，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文化创造力缺乏的时代背景下，确实为我们指出了一条高效、快捷的文化发展康庄大道。无论是在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等各领域，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创造层面，它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可以说和“双百”方针、“二为”方向相配合，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在新中国成立早期较快地摆脱了文化“积贫”、“积弱”的局面，初步形成了面向大众、健康向上、繁荣活泼的文化艺术事业格局，对我国整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作为指导文化发展、艺术创作的政策性理念，也渗透贯彻到了我们的艺术教育当中。无论是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影视，诸文化门类，向古人学习，向洋人学习，挖掘、引进、学习、消化、吸收、生产、创造，成为各艺术行业（包括创作、研究、评论各阶层）几乎固化的思维模式。我们翻阅新中国成立以来（实际上应上溯到更远，应该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绝大多数有影响的著作、论文，不是介绍外国的，就是解释古代的，或者引用外国的解读中国古代的，而对于各艺术门类自身存在的客观规律进行原创性探索、研究的成果极少。这使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文化艺术类著作、论文的表述方式都形成了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比如我们翻阅任何一篇论文或一本著作，都会看到遍地的引用和注释。或者欧洲某某著名思想家如何说……或者某代某某著名学者曾经指出……等等。作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的思想和思考能力的研究者，对客观对象可能存在的客观规律进行层层抽丝剥茧，以富有思辨性和想象力的睿思进行完全原创性的解剖、归纳、分析的成果几乎未之见。这样的结果延续到我们的教学中。教师要不就搬运外国的，要不就搬用古代的，几乎没有以“学术原创”引领教学，以“原创思维”培养学生进行学科前沿性探索的概念。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本身没有错，在那样特定的历史时期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完全必要的。而且这个口号本身也没有排他性。即它并没有“只能古为今用”、“只能洋为中用”——古人没有做过的我们不能探索，洋人没有做过的我们也不能探索，中国文化艺术只能是古人或洋人“成品”的二代开发，不允许进行各艺术门类的“原创性”探索创造，不允许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抛开古人、洋人去探索各类艺术客观规律，进行原创性创造，实现“中为洋用”，等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口号本身没有这些限定，因而如果我们不顾具体历史对它妄加诋责，是不公正的。
    实际的历史后遗症是在长期的执行过程中形成的。由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改造古人、改造洋人，开发“古”、“洋”技术下二代产品相对来说技术简单，而且效果是明显的，大家都去寻求“古代”或“舶来”的思维创造拐杖，忽略了无论任何一种文化艺术品类，中国先民已探索发现并创造的，外国优秀思想家、艺术家已探索发现并创造的（各种艺术形态成品，音乐、美术、文学，各种理念、样式等等），都是潜在的艺术创造规律的某一个时代特定显现样式，已发现并经过思想家、艺术家智慧创造形成精神产品（观念、理论、艺术作品）的，相对于未发现的冥冥中的艺术规律支撑下潜在的创造可能性，它们无论多么辉煌，影响多么巨大，一定是沧海一粟。人类的文明历史已经行进了几千年，所有的思想家、艺术家积其毕生之力而发现并以某种形式锻造成个人文化成品面世，这个队伍无论如何庞大，成果无论如何繁多，相对于广袤无边的宇宙时空，它们都是极微小的流沙，是非常有限的“局部发现”。也可以预言，我们往后随着人类历史行进，潜在的艺术的规律，未被发现的创造可能性（样式、理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产品）会不断被发现、提取并转化艺术产品、作品。这广袤无边的艺术创造的可能性，和隐蔽在迷茫大千世界背后的自然科学规律一样，也是一块等待发现，并开发、创造为审美产品的处女地，是“古”和“洋”（已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创造）所不能涵盖的。
    长期执行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惯性思维，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对“非古”、“非洋”、未经开垦的艺术原始区域的存在的忽略，从而“培育”了中国文化艺术专业人士对“古”和“洋”的习惯性依赖，对原创文化艺术的陌生，最终导致中国人在“文化艺术原创”领域的能力长期积弱不振，甚至根本只会当“二道贩子”，没有原创能力。这点，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国力不断提升的当今时代，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反思。
    进入21世纪，我们既面临巨大的战略机遇，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能不能建成世界一流文化强国，成为世界文化引领国家（像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直到19世纪、美国20世纪），中国在文化艺术上能否创造一些我们这个时代的样式（这些样式应该是秉承了中国文化精神和灵魂，但融入了“全球化”时代元素并具备“世界普适意义”，而不是古代的“原装再版”或“时下改版”），为中国文化史创造新的辉煌，并通过强盛的国力而传播世界，成为世界流行样式，实现文化上“中为洋用”，我们可能需要与时俱进，更新观念，重新审视文化战略。调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组织力量投入对“古人”、“洋人”未涉足、未开垦文化艺术“极荒世界”的研究、探索、开拓，有助于拓展我们中国文化的内涵，丰富我们中国文化的样式，也有助于我们创造、接续已延绵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之链，形成和“汉风”、“唐风”并驾齐驱的“人民共和国风”（共和国样式），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如果我们继续承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维模式，我们一国之文化精英仍迷恋于“抄袭”、“改造”、“加工”、“模仿”，那么我们的文化势必永远沦为“古人”和“洋人”的二孙子，建设世界一流文化大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恐怕永远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想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郑晓华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