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文化建设的新论述新观点

文化不兴，国将不国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了非常健全的治国纲领，《论语·子路篇》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去鲁入卫，沿途看到卫国人丁兴旺，不由赞叹：卫国真是人口繁庶啊。根据弟子冉有的发问回答说：一个邦国人口繁庶，治国者就应当致力于创造条件，发展经济，让人民富裕起来。不过，治国当然不能仅止于此：人民富裕起来之后，还应当建立健全教化体系，让人成为真正的人。



按照中国圣贤的文化观念，“文”就是生命与生活之形式，礼仪、道德、伦理、法律都属于此范畴，思想、学术、文学、艺术、建筑等则是这些形式之抽象表达。“文明”就是具有健全之形式的生命与生活秩序。文明者，人以文而明也。人无文则暗昧，也即野蛮。“文化”者，裁人以文，以文定命，以文化人。文化就是教化，就是让自然人成为社会人，这样的人才是文明的，他知道如何合宜与其他人交往、合作。因此，文化是社会秩序的根基。



反过来，如果没有文化，人就被自我生存的本能驱动而不顾他人的存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这类没有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最可能的情形就是相互伤害。在这些人中间也就很难形成健全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没有文化，就没有秩序。



不幸的是，这样的古老治国智慧，都快被当代中国人遗忘了。



痛定思痛，文化建设已经到了再也不能拖延的时候了。文化不兴，则财富的积累过程不仅无助于社会的繁荣，反而会变成瓦解社会、激化冲突的因素。当下中国需要文化的自觉。这个自觉应当有两层含义：一是相对于物质主义的文化自觉，也即意识到文化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其二，相对于西方的中国文化之自觉，中国人之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自觉。惟有具此文化自觉，文化建设才可上正道。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文化建设?政府应当发挥适当的作用，但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放松管制，让社会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文化创造、传播和教化的潜力。最高明的文化是人民的自我教化。应当说，今天，社会部分人群已经产生了文化的自觉，并积极地投入于文化建设之中。但现实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制度限制和障碍，只有政府解除各种不合理的限制和障碍，中国文化才能走上复兴之路。



（李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2011.10.3新论）





“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和思想解放



《实事求是》2011年第5期“评论员”文章指出：未来世界的竞争，将会是文化的竞争，因为文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现代化始于工业化，而文化的现代化，又早于工业化。正是文化的批判导致人们对已有的世界产生的怀疑，使得相对先进于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在欧洲大陆确立，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从那个时候开始，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便没有停止过。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的爆发，特别是资本主义后期金融危机的出现，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批判也在加深。这种文化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模式，增强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自我纠错能力，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速度虽然减缓，但仍然在发展。当主要发达国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对于后工业化或后现代化的文化批判仍然在继续。这种批判的结果，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继续发展，并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使世界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世界发展的主要模式，不再是一元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成为对当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文化批判的一个参照。



文化现代化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文化现代化是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过程，但现代文化不会自动生成。文化可以“化”人，但文化现代化还是要靠人来完成。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这个过程理论上说起来相对简单，实践中相当复杂。文化是语言的、民族的、地域的、历史的，甚至是个人的，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文化现代化意味着文化的改变以及经济社会的改变。这种改变通常是革命性的。人们必须认识到文化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只有确立现代文化，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以包容的心境和理性的态度推动文化转型和改变；必须接受外来文化中先进的成份；必须对已有文化中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内容进行去除并在此基础上创新等。这实际上就是基于时代要求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应该是建立现代文化的一个基本的、认识上的前提。（李摘）





文化要繁荣，但不要运动



左春和认为，当前，对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明显的误区在于忽视文化的发展规律，在于把文化发展运动化。运动化的结果将使我们无法看到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还会是真正文化精神的丧失和造成新的某种灾难。



这种运动化突出的标志是：大会小会讲文化，把文化从无人提起到奉若神明。文化成为一个筐，什么东西都要往里装。但会议一结束，连大讲文化的人也不去发展真正的文化，也只把文化的发展挂在口头上，摆到会议上，写在标语上，忙于庆典上，笑在剪彩上。很多地方热衷于组织街头演出和各种晚会。锣鼓喧天，彩旗飘舞，灯光四射，似乎这才是文化繁荣的景象。可是这些街头活动不仅制造了城市噪声，还误导了文化的发展方向。而那些所谓大制作的晚会也不是演给大众的，多成了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华丽交易。



其次对于规划的滥用。由于文化的发展欠账太多，各级部门急于借用发展经济的方式来发展文化，各种量化的文化发展规划纷纷出台。其实这种规划也只是纸上谈兵，根本无法落实，因为文化的发展不同于工业生产，并不像工厂盖好后明天就能冒出烟来。文化园区建好了，不等于文化就来了。各大城市文化创意园区没有创意、没有文化，只有咖啡厅、饭店的尴尬场景已成为大搞文化规划的反讽。这些规划导致了公共财政的配置冲动。



此外，文化乱象还有很多。大拆大建成高潮，在新一轮城市病的影响下，所有旧的破的都是落后的文化。一派大拆运动中千年的文化基因连根拔起，代之而起的是千城一面的水泥丛林和玻璃幕墙，历史文化只能躲在荒郊野外哭泣；还有形形色色的文化下乡活动，一派景象，热闹非凡；各种名义的文博会，各地进行招商和签约数字大战。



在这些形式化、表面化的文化大运动中，呈现出的突出问题是：一方面表面上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有声有色、普天同庆，一方面表现出了人们对这种文化形式的强烈厌烦。一方面是文化形式的供给过剩，一方面是人们文化生活的严重贫乏和心灵的极度干枯。一方面是从上到下指手划脚的繁荣，一方面是人们无法找到自己的多元文化需要。造成这种矛盾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我们不重视文化，也不是投入不足，更不是人力有限。



然而，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发展在如此机遇面前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呢?显然不是重视不够，而是我们对文化的发展规律认识和把握错位，急功近利地在文化发展中照搬了经济规律和运动传统。



如果要真正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从克服形式主义出发，避免文化的运动化。同时还必须在体制和机制的实质性方面做出重大改革。一是将文化、广电、出版、版权、宣传等部门的职能进行改革升级；二是改革出版机制，开放文化类、学术类报刊；三是改革各级文联、作协和文化研究机构，改革各种奖项评选，将此种机构全部变成民间组织，取消政府财政供养。各种文化类报刊由国家供养变成自收自支；四是设立国家多元文化思想奖，以此激励文化的创造和更新，开阔人们的想象力。



（邓摘自《凤凰周刊》2011年第29期）





从世界视野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三大软肋



中国每年对文化创意产业投入不少，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颇成规模，但为什么就出不了迪斯尼，出不了《阿凡达》?不仅如此，如果不靠政府在地租、房租、贷款等方面的特殊政策，在很多地方文化创意产业恐怕很难为继。最根本的是存在三大“软肋”。



第一大软肋：普遍缺乏核心动力，即“创意力”。



创意或创新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要素，创意得不到激活，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活力必然受到极大抑制，也就只能停留在传统文化产业的水准，不能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应有的高收益。怎样才能提高“创意力”呢?首先，要正确认识文化创意人才的特性。文化创意人才一般具有这样的特性：（1）富于创造力。（2）价值观独特。（3）注重软激励。其次，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大力加强文化创意人才的培养。第三，把保护知识产权提升到战略高度。第四，提高全民的创意水平和享受创意的意识。



第二大软肋：没有抓住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本质，把它与文化事业混淆了。



不少人容易把文化创意产业与文化事业混淆起来。过去，文化产品和服务主要由政府、事业单位提供，一提到文化，人们还是习惯把它理解为文化事业，在市场经济下，单纯的文化事业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文化需求必将带动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这种产业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必须勇于突破旧观念，树立文化商品、发展文化产业的强烈意识。除了一部分公益性文化事业采用非市场方式外，大多数文化产品和服务将以产业的方式来发展运作，这些产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主要标准。所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关键是要有发挥优势的人，最重要的是文化创意企业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企业和企业家的市场开拓能力、创新能力。除了扶持，政府更重要的任务是制定完善法律法规，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秩序良好的环境。



第三大软肋：国有资本一家独大，民间资本介入不足，民营文化创意企业力量薄弱。



创意产业不同于传统产业，很多都是灵活、富于创新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更适合以民营企业的形式存在和发展。所以，国有资本在文化创意产业中比例过大，国有企业占文化创意产业比重过多，不利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从国外经验看，整个文化创意行业的增长主要依靠私营的中小企业。因此，增加政府对民营文化创意企业投资力度，吸引大量民间资本投入文化创意产业，大力发展民营文化创意中小企业，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环节。



努力实现文化创意产业投资主体的多样化是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在美国，政府对文化的直接投入所占的比例正在不断减少，而通过立法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对文化进行捐赠和投资。目前美国的一些文化活动，私人、企业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额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的投入，我国应该借鉴。



（邓摘自《北京日报》2011年10月15日郭万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