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在浙江实践的主张

内容提要：“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显著的历史地位。它顺应时代而产生，顺应时代而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孙中山先生于1912—1916年间多次来浙江，先后作过六次演讲，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和改造浙江的系列主张。



关键词：孙中山在浙江的演讲  三民主义  改造浙江



（一）



在面对厦门的小金门岛上有一块特大的、醒目的标语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过去只听说，没有见过，这次我们赴福建永定看土楼，住在厦门，顺便出海张望小金门岛，看看这块大牌子。照片上按CM尺来量一下，整个小金门岛正好10CM长，这块标语牌1CM，占小金门岛长度的十分之一，真是够大的。“三民主义”现在听起来还是马马虎虎，而大陆上相当一个时期，它变成马列主义的死对头，将它宣示为统一中国的理论，那就是反动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显著的历史地位，它顺应时代而产生，顺应时代而发展、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孙中山先生说过一番简明话：“甚么是三民主义呢?用最简单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甚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何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呢?因为三民主义系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所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三民主义既是救国主义，试问我们今日中国是不是应该要救呢?如果是认定应该要救，那么便应信仰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便能发出极大势力；这种极大势力，便可以救中国。”①早年，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至1916年多次来浙江，先后作过六次演讲，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谈了他对浙江改造的思想与主张。



（二）



1、孙中山的第一次演讲



1912年12月9日，中山先生应浙各界之邀请，来浙专访，受到了浙江军政要人及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是日下午，在杭州马坡巷法政学堂由国民党浙江支部举行的欢迎大会上，中山先生登台发表演说。他说：“久慕浙江名胜，今次到杭，复蒙诸同志开此盛会，实感非常荣幸，也感非常惭愧，杭州旧同志很多，均能协力同心，达此革命目的。去年攻克南京，尤浙军之力居多。可痛者，最好的革命同志秋瑾女侠一瞑不视。兄弟此来，不仅是游览西湖风景，而且为前来一临女侠埋骨之所，一伸凭吊之情。兄弟感到惭愧的是，今天革命的目的——建立共和，虽是已达，但建国大业，尚未开始，人民还很苦，强邻还虎视。要建设一个富强的民国，首先要实施民生主义。实施民生主义的四大纲领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铁路国有，教育普及。”②次日中午，浙江各界在杭州市楼外楼菜馆为中山先生举行欢迎宴会，中山先生席间发表演说，指出：当前革命未成，民生仍苦，而边患又日棘，外侮日逼，军政、财政和路政，纷乱如麻，窳败不堪。内政方面，主要是整理财政，发达工商，办法是从币制改革入手。演说达半小时。浙江都督朱瑞站起表示赞同中山先生的政策。大家纷纷向中山先生敬酒，宾主摄影留念。



2、孙中山先生第二次演讲



1916年8月16日，孙中山先生在浙省驻沪代表张岳军及胡汉民、冯自由、邓家彦、朱卓文、戴季陶等人的陪同下，第三次访浙。此次访浙，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值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之际。共和再造，百废待兴。中山先生在浙期间共发表了五次演讲，他联系浙省实际，较为系统地阐述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一贯思想和主张。



18日中午，中山先生赴浙江督军吕公望之欢宴，与宴者皆两浙名士。吕起立致词，以表敬意，中山先生即席演说：“兄弟今日承吕督军宠召，获此良机，与诸君聚首一堂，良深欣幸。兄弟于四年前曾到杭州，今日重来，见道路修治，气象一新，足见浙江之进步。至于此次独立省份（因反袁世凯称帝而独立者——笔者注）共有五省，云、贵、广西均贫瘠之地区，广东经此战亦糜烂不堪，惟浙省屹然不动，于财政上所受影响亦鲜，故在独立各省中为最有希望，而且日后所负责任亦最大。以诸君之力，竭力整顿，必能使浙江为全国之楷模。此兄弟所希望于诸君者。若就全国而论，则中华民国成立于今五年，若云建设，应大有可为，乃因人民智识未尽开通，遂为政治野心家所利用，非但不能建设，并且立国之基础亦遭动摇，殊堪痛惜。今者共和再造，建设之事不能再缓。惟建国大业千头万绪，何从做起，应熟筹之，而交通便利当为第一要着。欲交通便利，必先修治道路，觇一国之文明与否，可于其道路卜之。盖道路不修，交通不便，货流不畅，行旅维艰，欲求文明进步，岂可得哉?至于道路修治以后，尤以通行迅速为要，吾国昔年有以铁路为危险者，今则已无此观念，然以自动车（汽车）与火车较，则自动车之速率优于火车者远甚。余昔游伦敦，仅一处有自动车，见者颇为奇，今则到处皆有，且可以自动车之多寡，其文明之程度。吾国若能赶造铁路，并整修道路，可用自动车代火车，往来尤为迅速。或虑中国贫穷，造路无费。殊不知中国非真穷者，若系真穷，则外国人亦不肯投资于我国。何以政府借外债动辄千万，而外国曾无吝啬也?故论吾国今日景象，譬如富户中落，藏金于椟，而子孙不知，反日日忧贫，日日借债，岂不可笑?余每遇西人谈此，辄羡慕中国之富，而国人反以贫穷为虑，异哉!回忆四年前因蒙古问题，几与俄国启衅，余当时曾谓与俄国战，非练兵五百万不可，闻者可以为空谈，或以为无费。不知以人口论，英国人口仅四千余万，一年即练兵四十万。以面积论，德意志仅抵两个浙江省，而天下莫强焉。以吾国人口之众，面积之广，两年内练兵五百万，亦非难事。若云无费，则可发行纸币。当时人对余此说颇怀疑。逮至欧战发生，饷额之巨为亘古未有，若——使用现银，安得有许多现银以备使用?所赖者纸币耳。故发行纸币非不可能，在办理者之妥善筹议而已。至于一国之中，土地不论大小，人口不论多寡，其生产力强，则国常富，生产力不发达，则国穷。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生产力不发达，则国穷。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货物山积，乌得言贫!即就浙江而论，为产丝最富区域，如能联合江苏、安徽自己设厂，以所产之丝织成绸缎，以供全国之用，则挽回利权，实非浅鲜。余今尚有一语奉告：凡职业无论大小，官阶无论高卑，若不能立志，虽做皇帝做总统，亦觉其无事可做，若能立志，则虽一小官、一工人，亦足以成大事。余尝见一西人，日记中言，杭州在五百年前之文明，为当时欧洲所不及。余甚希望诸君，不论职业大小，职位尊卑，各尽其力，以保固有之文明，并日图进步，为全国之模范。诸君处此最有希望之浙江，必能共负责任，以慰全国之希望。”③



3、孙中山先生第三次演讲



19日下午四时，浙江省议会议长张羽生假议会请中山先生讲演“地方自治”。到会者坐满，张羽生致欢迎词后，中山先生即席发表演说。中山先生说：“兄弟今天西湖遇雨，故来迟，到会诸君，定能原谅。兄弟自民国二年离国，至今日共和复活，乃得重返祖国。吾国自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五年以来尚鲜进步。以建设国家，譬如造屋，必先将旧料拆去，然后可建造新屋；而建造新屋首要基础，地方自治，乃建设国家之基础。民国建立，政治尚未完善。政治之所以不完善，实因地方自治之未发达。若地方自治既完善，国家即可巩固。兄弟此次返国，即注意于此。诸君试披览地图，两半球几无一非共和国，东半球仅法兰西、瑞士、葡萄牙及中华民国为共和国，而法、美两国之能日臻强盛，要以地方自治为根本。回忆欧洲人初至美洲，先在大西洋沿岸组织自治团体，建设自治机关，如现在之侨住上海者，有各种自治团体之组织，迨脱离英国之管理后，这些自治团体即组织美利坚联邦国家。法国自拿破仑放逐圣希列那孤岛后，建设共和国，亦极注意地方自治。可见人民欲巩固国家，须先将地方自治建设完备。今日吾国之中央政府不论其真意共和或表面共和，人民总认政府是有诚意，希望能建设真正之人民的共和国。然政府有政府之责任，人民有人民之责任。人民所当引为责任者，当先从办理地方自治着手。不论何县或一地方，面积有大小，人口有多寡，人民有贫富，总以量地方之财力，尽力于地方之建设。我国人民有资产数十万者，已属罕见，而外国数百万数千万之富人亦所在皆有。人民贫穷，则地方自治事业即难举办。办法是宜先开放土地，使地价日增。如滨西湖之南北高峰四麓之地价，每亩不过数十元或数百元，若照浙省计划的先筑环湖马路，则地价必上涨数十元甚至数百元。照英国征收土地税的办法，吾国一时尚难实行，但可先从报价抽税办起，每亩报百元者抽一二元，千元者抽一二十元，将来若将该土地收归公有，即照其所报者给价。人民领地耕种，则须纳土地税。不从事耕种者，可从事工商业、矿业、航业等各业，如此则地方国家有裨益。兄素提介三民主义，现民族、民权已初步达到目的，民生问题则应从土地着手。此虽兄弟之所主张，亦希望于诸君者也。”④



4、孙中山先生第四次演讲



19日下午七时，中山先生又赴陆军同袍社公宴，并即席演说：“现今各国大都三权分立。何谓五权?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外，加入弹劾、考试二权，这在我国并非新法，古已有之。古时弹劾之制，不仅行之于官吏，即君上有过失，臣下也有犯颜诤谏，不容丝毫假借，如行之于近世，实足以救三权分立之弊。至于考试之法尤为良善，稽诸古昔，泰西各国都系贵族制度，非贵族不能做官，我国昔时亦有此弊，然自世禄之制废，考试之制行，无论贫民贵族一经考试合格，即可做官位极卿相，此制最为平允，为泰西各国所无。厥后英国首创文官考试制，实取法于我国，而法、德诸国继之。美国以共和政体，其大权常为政党所把持，真才反致埋没，故自华盛顿后，除林肯外，均不能大有所设施，至罗斯福始力矫此弊，故继任之总统，如塔夫脱、威尔逊均一时之选，各能有所树立。然而共和国家首重选举，所选之人是否真才实学，往往为选民所忽视，故黠者得乘势取巧，以售其诈。今若实行考试制度，则一省之内取得高等文官资格者几人，就此取得资格之人中再加以选举，则任官者自能真才辈出，滥竽充数者少矣。且吾国人最喜欢做官，不论其所学如何，群趋于官之一途，所学非所用，是犹以疱人治衣，安能尽善?华人向以官为利薮，不知西人之业工商者岁入十万元乃至数百万元亦寻常之事，若做官虽位至总统，亦不过十余万而已。故若工商发达，则求富即不必为官，好官亦不能致富。而要之有考试制度以限制之，则国人幸进之心亦可稍敛矣。吾国有人动言复古，独于千百年前之弹劾、考试两种优良制度，废而不能奉行，宁不可惜哉?吾今主张五权分制以补三权分立之不足，其理其法非立谈可罄，假以岁月，当博考古籍西法，汇为一篇，以资贡献，希吾国能实行此，以供世界各国之效法焉。”⑤



20日晨，中山先生由清泰第二旅馆⑥督署辞行后，即乘车出凤山门至南星桥渡江赴绍兴。时有报社记者曾去该旅馆采访，与清泰主人交谈，问他们对孙先生此来的感想。旅馆主人说：“孙先生住敝寓，行李简单，不携一仆，不事供张，如普通旅客一样；生活简朴，进出没有侍卫，待人和善。如果不识，谁也不知道他曾做过大总统。犹记得去年袁皇帝派一授勋大官来杭州为朱都督授勋，抵达杭州时，满街军警放哨，不准行人通行。为何像孙先生这样好人不让他做总统呢?”这也说明：政治是非，非难辨；公道自在，在人心。



5、孙中山先生第五次演讲



21日，中山先生到了可以称之为浙江辛亥革命发祥地的绍兴，那儿又是中国十大古都之一。中山先生在绍兴兴觉舞台绍兴各界欢迎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仆此次来绍，是凭吊辛亥革命先烈遗迹，观览绍兴风光，欣赏稽山镜水。蒙诸公不弃，备极欢迎，且感且愧。仆为民国宗旨既定，山可移而志不可改。若吾国既为民主国，仆当尽民国一份子之义务；若吾国为君主国，若名为共和，而实则专制，仆惟有亡诸海外，以俟机会，再与诸君共造共和民主，使吾民能享共和之福。前因袁氏破坏共和，仆只得暂避海外；此次袁氏已死，黎公元洪继任总统，共和再建，故亟行归国，以与诸公谋面也。夫专制为一人之国，共和为众人之国，此乃尽人皆知，毋待赘述，惟国家强盛与否，非一人之力可以成功，必须合众人之力，而后可以成为世界最强盛之国。何也?譬如数椽破屋，人苦其不能遮风雨，欲弃其破屋，而改造华厦，人皆赞成之，既赞成，则群起拆其旧，重建新屋，庶几人人可享新居之乐矣。若仅赞成，而仍袖手，岂但安乐之不得享，直将受碎砖破瓦之打击也。浙民较他省知识为优，西子湖畔之烈士墓纪念碑，屹然尚存，绍兴之烈士祠坊碑亭亦不少，此非表明浙人之有知识而何?但亦有应加改革之处，仆亦请一述之。如路边厕所急宜迁移，勿使臭气四溢；河道之水，宜使清洁；卫生之事，宜加讲求。体育为民族健康之本，应视为教育之先，努力倡导，身体健壮，脑精自足，知识自可提高。今日之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乃我人民之国家。既知国家为人民之国家，则国家之兴亡，人人有责。合全国人民之力，共建共和，吾国不强盛者，吾不信也。能把一县之事办好，国事自然也会办好。浙省是文物之邦，绍兴是文物之县，合一县众人之力将绍兴之事办好，此乃仆寄希望于绍兴诸公者。”⑦



6、孙中山先生第六次演讲



22日，中山先生离开绍兴，去了宁波。是日下午二时，中山先生在宁波省立第四中学宁波各界欢迎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他说：“兄弟今天初到宁波，蒙诸君开会欢迎，非常荣幸。鄙人虽初到此地，然宁波为通商大埠，当游历各洲时，已熟闻宁波之名矣。兄弟在杭州时见西子湖畔光复纪念碑巍然独存，想起浙省于光复时，功绩非凡，兄弟所以有今日者，亦全赖有此。国人对于时局常有两种见解：其一为乐观主义，以为将来永无竞争，永无危险，共和可以终保；其一为悲观主义，以为共和前途非常危险，不可终日。此两种见解似都有理由，各有所见。但鄙人的意见，吾同共和政体之能否巩固，全视乎吾民之努力，而不取决于政府与官吏。其理安在?盖共和国与专制国不同，专制国是靠皇帝，如遇一贤明的皇帝，人民尚可苟安；如果遇一暴君昏君，则全国蒙祸。而共和国则恃民力，使吾民能人人负责，爱护共和，则国体自固，共和之目的无不可达。若吾民不知负责，不努力维护，无论政府官吏如何贤良，真正之共和必不能实现也。是知共和国之民，应将希望寄托于自己，自尊、自爱、自强，徒寄希望于政府官吏，无益也。广西、云南、贵州，素称贫瘠之区，而此次却能首义（反袁）；广东虽称富庶，且素为开通之区，然兵连祸结，今尚未已。故兄弟之所最钦佩者，莫如浙江，盖浙江之地位、条件、资格，均适宜于共和，而民心又复坚强，故能有今日之成绩。今观宁波之情形，则又为浙江省之冠。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是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今兄弟所最希望于宁波者，在实行地方自治，盖政治与社会是一体两面，互有关系，而政治良窳，是根源于社会，欲社会之进步，必须实行地方自治。譬如造屋，必先固基础，而地方自治是社会之基础。宁波风气之开，在各地之先，将来整顿有方，自可能全省之模范。以宁波之位置与人才而言，均具有此资格也。然欲求自治之有效，第一在振兴实业，宁波人实业非不发达，然发达者多在外埠。鄙见发展实业，内地应为优先。试观外人，其商业发展于外地者，莫不先谋母之发展，盖根本固而后枝叶自茂也。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而甬江有此良港，运输便利，不独可运销于国内沿海各埠，且可直接运输于外洋，若能悉心研究，努力经营，加以扩充，则母地实业既日臻发达，而甬人之经营于外者，自无不随母地之发展而益形发展矣。此所希望于宁波者一也。第二在讲究水利。宁波地方以地位论，其商业之繁盛原不在上海之下，而后来上海商业之繁盛所以超过宁波者，实在于其为外海之总汇。宁波若能悉心讲究水利，发展海运，其情形未尝不可追踪上海。盖宁波之地位较之杭州、汉口为佳，杭州、汉口水运不能直达外洋，而甬江港口如能加以整理修建，可与各国直接通商。以繁盛之上海，其港口已有淤积之患，欲加改进，颇非易事，而在宁波、镇海口岸修理扩建则较易，若再能将甬江两岸筑一平行之堤坝，则永无淤积之患，而吨位极大之轮船，亦可以出入，则宁波之商务自无不发达矣。此所希望于宁波者二也。第三，在整顿市政。此事在地方自治中应更为注意。市政之最要者，道路之改良、街衢之整洁也。试游上海之公共租界，其道路之宽广为如何?其街衢之整洁为如何?宁波何尝不可仿此而行?但此事有一难题，要整顿街衢道路，不可不有经费，此经费何由而出乎?吾知人人将嘿然不能答也。虽然上海地方街衢之所以如此清洁，道路之所以如此宽广，其繁顿之费果何所出乎?必将曰由外人自出也。若细思之，则此种经费决不出自外人之手，何则?外人之来华者，其目的在谋中国之利。欲谋中国之利，不能不先粗治道路街衢。及市面既兴，则此项经费自有所出。实则外人之得以整顿上海者，实皆吾国人之钱，并非外人之钱也。今吾人动辄以无钱故，而不思整顿地方；地方不整顿，则生产愈鲜，将来更无兴旺之一日。故吾人对此事不应畏难，而在设法。其法为何?殆莫如组织一公共团体，收土地为地方公有，其巨大经费一时可能无从筹集，可以发行地方公债举办之。虽然收土地为公有，由于土地均为私产，势必向私人购买，欲向私人购买，私人不免故昂其价，大足为收买之阻力。故莫如先实行土地报价，按价收税之法。如人民有土地若干亩，先令报告价额，每亩值银若干两，报价之前，先由公共团体公告每亩抽税之率，按所报地价百分之几征收之，若是则人民报价高，恐纳税多，报价低，又恐公家按所报价收买，因而土地所有人所报地价，即不至有过高过低之弊，而折中之价出焉。将来公家收买之后，地归公有，办理公共事业，所向无阻，市政自能改良。市政改良，人民乐趋，商业自会繁荣，地价亦将随之逐年增高，税额之收入亦随之加增，收入何患不巨?谓整顿市政之费无从出者，吾不信也。此所望于宁波者三也。抑兄弟犹有言者，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急宜联络各省巨商，共筹资命，组织一极大之商业银行，实为最要紧之举。资金充足，信用自著，庶几乎吾国有钱之人不至再将巨大款项存入外人所办之银行，而吾国之经济自有活动之余地，不特宁波人欲谋创办实业更加容易，即全国之金融亦得收良好之效果矣。再，上海之所以为上海者，其经营不出上述诸端，迄今国人乐趋斯土。凡询及吾国之第一商埠者，无不举上海以对。试问上海果为吾国人经营之商场乎?不特吾国人无词以对，且增吾国人之惶愧。故兄弟今日之所希望于宁波者，以宁波既有此土地，有此资力，苟能积极经营，奋发自强，宁波不难成为吾国之第二上海。是在诸君子之努力耳。”⑧



（三）



孙中山先生在浙江的六次演说，尤其是1916年8月第三次访浙时的五次演说，集中地表达了他当时对于浙江改造的思想与主张。在此之前，袁世凯败亡，共和再现，百废待兴。



在几次演讲中，中山先生都能联系浙江社会实际，反复强调包括浙省改造在内的民国社会建设，“不能再缓”，充分表达了他对浙省改造乃至中国改造的迫切期望与信心。



第一，实施民生主义。这是中山先生针对浙江也是改造中国的一个纲领性思想与主张。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也就是说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推翻了，共和制度已建立，但国家依旧贫穷落后。正如中山先生在杭州演说中说的，“兄弟感到惭愧的是，今天革命的目的——建立共和，虽是已达，但建国大业，尚未开始，人民还很苦，强邻还虎视。”于是中山先生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富强的民国，首先要实施民生主义，实施民生主义的四大纲领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铁路国有，教育普及。这是改革社会，提高人民生活主要途径。”关于民生主义，韦杰廷教授在《孙中山民生主义新探》一书中讲得很有道理，他认为：“孙中山所构想的民生主义所有制结构或民生主义经营模式，实际上成了社会经济落后国家在20世纪建立社会经济制度模式的蓝图。虽然不能说孙中山这种社会经济模式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但它实际上是被广泛地实践过了。”⑨诚如中山先生自己说过：民生主义“是建设二十世纪以后新国家的完全方法。”⑩



中山先生当年的预见，今天在中国大陆、在浙江实现了，这当然是后话。当时，中山先生在演讲中，在有关政治制度改革方面，讲了“地方自治”的问题。中山先生认为：“地方自治，乃建设国家之基础。民国建立，政治尚未完善。政治之所以不完善，实因地方自治之未发达。若地方自治既完善，国家即可巩固。”{11} 中山先生在这里讲的“地方自治”并非各省市都“独立”，而是基于中国太大而又贫富不均，“不论何县或一地方，面积有大小，人口有多寡，人民有贫富，总以量地方之财力，尽力于地方之建设”，以此来达到“人民欲巩固国家，须先将地方自治建设完备”。同时，讲了以考试来选拔政府官员，中山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考试之制行，无论贫民贵族一经考试合格，即可做官，位极卿相，此制最为平允”，“今若实行考试制度，则一省之内取得高等文官资格者几人，普通文官资格者几人，议员资格者几人，就此取得资格之人中再加以选举，则任官者几人，就此取得资格之人中再加以选举，则任官者自能真才辈出，滥竽充数者少矣。”{12} 科举制度的弊端很多，但采用考试制度，公开、公平、公正地选拔国家各级官员至今还是十分可取的。中山先生认为：“千百年前之弹劾、考试两种优良制度，废而不能奉行，宁不可惜哉?”在有关经济建设方面，到了反袁斗争胜利后，中山先生认为：“今者共和再造，建设之事不能再缓。惟建国大业千头万绪，何从做起，应熟筹之，而交通便利当为第一要着。欲交通便利，必先修治道路，觇一国之文明与否，可于其道路卜之。盖道路不修，交通不便，货流不畅，行旅维艰，欲求文明进步，岂可得哉?”中山先生的这项主张，同当今中国的“若要富，先修路”是多么的吻合，可叹的是中山先生的这项主张，过去了七八十年才在中国大陆实现。中山先生又把经济建设的具体主张上升到用“生产力”角度来论及，他认为：“一国之中，土地不论大小，人口不论多寡，其生产力强，则国常富，生产力不发达，则国穷。”有人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在生产力极其低下，资本主义极其微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主义。它符合了、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工业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思想资料。”{13}不管这种联系（将民生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挂钩）是否牵强附会，但民生主义在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具有社会革命的纲领性质，这是确定无疑的，它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表达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富国民乐”的美好意愿；看到了土地问题对于民主革命的重大关系；触及了西方社会制度弊端的根源是劳资间的矛盾和对立的问题。中山先生在浙江的几次演说，简明又具体地阐述了既是浙江又是中国改造的一个纲领性的思想与主张。



第二，浙江应成为中国的楷模。中山先生并非在浙江考察，就推崇浙江，而是从浙江的实际出发，认为浙江可以成为中国改造的楷模。中山先生多方面地说到浙江优于其他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浙江有深厚的革命基础。中山先生一再说到“杭州旧同志很多，均能协力同心，达此革命目的”。“兄弟在杭州见西子湖畔光复纪念碑巍然独存，想起浙省于光复时，功绩非凡，兄弟所以有今日者，亦全赖有此”。第二个条件是浙江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中山先生一再说到“浙省是文物之邦，绍兴是文物之县”，“浙民较他省知识为优”，“杭州在五百年前之文明，为当时欧洲所不及”。第三个条件是浙江在反袁斗争中受损最少。中山先生说：“此次独立省份共有五省，云、贵、广西均贫瘠之区，广东经此战祸亦糜烂不堪，惟浙省屹然不动，于财政上所受影响亦鲜，故在独立各省中为最有希望，而且日后所负责任亦最重大。”又说：“浙江之地位、条件、资格，均适宜于共和，而民心又复坚强，故能有今日之成绩。”由于上述这些条件，所以中山先生的结论是：“以诸君之力，竭力整顿，必能使浙江为全国之楷模。”而且中山先生特地在演说中指出浙江宁波“为浙江省之冠。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届一指者也”；“宁波不难成为吾国之第二上海”。{14}



第三，浙江存在的问题。中山先生在演说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浙江存在的问题，中山先生说到“亦有应加改革之处，仆亦请一述之。如路边厕所急宜迁移，勿使臭气四溢；河道之水，宜使清洁；卫生之事，宜加讲求。”这番话虽是针对绍兴讲的，而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中山先生的这番话，虽是在九十多年前讲的，今天的浙江不少县城里却还是如此，虽然经过改革开放，面貌已大为改观，但环境问题仍然需要下大力加以改善。



第四，浙江改造的具体措施。中山先生针对浙江宁波提出了三项主张，集中反映在其第六次讲演当中：一是振兴实业。中山先生认为：“发展实业，内地应为优先。试观外人，其商业发展于外地者，莫不先谋母地之发展，盖根本固而后枝叶自茂也。”“母地实业既日臻发达，而甬人之经营于外者，自无不随母地之发展而益形发展矣。”二是讲究水利。中山先生十分看好并着重强调了宁波的“海运”基础，认为：“宁波若能悉心讲究水利，发展海运，其情形未尝不可追踪上海。盖宁波之地位较之杭州、汉口为佳，杭州、汉口水运不能直达外洋，而甬江港口如能加以整理修建，（下转第21页）（上接第6页）可与各国直接通商。”“若再能将甬江两岸筑一平行之堤坝，则永无淤积之患，而吨位极大之轮船，亦可以出入，则宁波之商务自无不发达矣。”中山先生为宁波海运事业勾画的蓝图，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宁波港正以崭新的面貌跻身世界海运大港之列，这正是中山先生九十多年前所希冀的。三是整顿市政。中山先生认为：“市政之最要者，道路之改良、街衢之整洁也。”他对上海公共租界的市政较为满意，要其他城市“信此而行”。关于市政建设的经费问题，中山先生精辟地指出：“今吾人动辄以无钱故，而不思整顿地方；地方不整顿，则生产愈鲜，将来更无兴旺之一日。故吾人此事不应畏难，而在设法。”“市政改良，人民乐趋，商业自会繁荣，地价亦将随之逐年增高，税额之收入亦随之加增，收入何患不巨?谓整顿市政之费无从出者，吾不信也。”中山先生提出的三项主张，虽是针对宁波，实则是可通用于浙江改造的具体措施。也可见中山先生对浙江、对宁波了解之透澈，而且对浙江改造充满了信心与希望。作者： 杨树标 杨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