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实行最先进的社会制度

内容提要：中国要实行最先进的社会制度。要对世界上现有的相对较为先进的制度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墨守成规，不全盘西化，要综合集成+创造。政治体制改革，要以第一次政协会议和第一部宪法为变革基础，新的执政纲领应以”公权公器、公正公信、公众公益”的“三公”为原则和前提。



关键词：社会制度  综合集成+创造  三公原则



中国要实行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产生的基础来自于世界上相对较为先进的制度，并对现有多种较为先进的制度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而建立起未来的制度。



世界进入2l世纪，形势在发展，执政理念和制度设计要与时俱进。再好的制度也不会一劳永逸地适用千百年。制度变革是常态，不断修改不断完善不断跟上时代步伐，才能使国家民族保持旺盛的能量，保持领先于世界，才能强国富民。若坚持一种较为先进之制度一成不变，一劳永逸，那么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就会被后来者赶超，甚至远远抛在后面。中国在16世纪之后渐渐被欧洲赶上并超过，在19世纪下半叶被日本赶上并超过，并蒙受侵略和掠夺。盖因社会制度建设未能与时俱进，赶上时代进步之步伐使然也。历史上文明五大国之希腊为什么先进不再，古罗马、古阿拉伯为什么先进不再?中国古代领先世界五六千年，16世纪前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盛之国家，近代落伍，至今我们虽经努力仍大而欠强。北宋之后到元代，马可波罗等外国人多次到中国来考察，看到了中国领先于欧洲和意大利的境况。那时，意大利开始变革、开始繁荣，为欧洲先进国家。但不久被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赶超。17世纪之后英国赶超了欧洲大陆诸强，成功发动了工业革命。近代这二三百年的变革是欧洲国家一种制度比另一种制度更先进而使国家更富强的历史。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英国制度改革停滞不前，被美国更为先进的制度所超越。英国人未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第二次工业革命。发明于英国的发电机在德国被制造出来，而美国人用英国的蒸汽机、德国的发电机产生了电气化，引发了笫二次工业革命。这是更先进的制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二战之后美国制度更进一步变革而英国人则越来越保守，故第三次工业革命之信息化产生于美国。当然美国之制度近二二十年也出了问题，也有必要进行变革。奥巴马多次告诫华尔街，金融创新要适可而止，告诫大学生要投向实业而不要热衷于金融。但最终美国能否从当前的歧途回归到实业正道是个未知数。说不定美国也由此而进入盛极而衰的时代。



人无法活到万岁，朝代也无法万世永昌，这是客观规律，是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人要活得较为长寿，适当运动、合理作息是众多要素之一；朝代要长治久安，不断变革完善适应形势发展是要素之一。若不能做到这些基本的起码的条件，人不会太长寿，朝代不会太长久。执政任期也不会太久。因此主动变革是执政者的长治久安之道。它犹如人体细胞不断更新一样。



邓小平的改革将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从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拉回到了发展的正道上来。而同样实施计划经济的东欧诸国则未能做到，纷纷于20世纪90年代解体或改朝换代。前苏联一个当时唯一能与美国在军事外交诸方面全面抗衡的超级大国，由于未能与时俱进地进行必要的变革，且滞后的变革又不得法，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轰然倒塌解体分裂，而执政党至今未能恢复元气。这一点邓小平的“与其被别人改，不如自己主动改”的思想是值得学习的。当然，邓小平的改革是那时形势下的被动改革，而今天制度创新则应是执政者主动的选择，能更加有余地和有时间来设计制度创新，使之更可行、更完善。在现有条件下，执政者的自我变革是需要气度和魄力的，是要做出自我牺牲和自动舍弃的。如果拘泥于既得利益，就会无所作为。同时制度变革的推行也是面临阻力和困难的，但若执政者从大局考虑从国家强盛的愿景出发，应该有这个决心和行动。



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国民党在台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时任领导人的李登辉做出了背叛国民党的举措，废止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制度。当时看来是“冒天下之大韪”。而且2000年选举中国民党败北，由新组建的民进党获胜执政。2004年选举中，国民党再次败于民进党手下。而二度败北之后的国民党有了改变，终于在2008年选举中获得执政权，再次回到执政党地位。李登辉为了选战与大陆为敌是为世人所唾弃的，但他为台湾的制度创新所作的贡献是为台湾人们所认同的。台湾的制度变革是国民党自我变革的结果，而且承担了二度竞选失败的结果。但第三次竞选终于成功。从此国民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适应了民众选举的特点。当然台湾的选举其弊端也是明显的。参选党派缺乏公平公正意识，只为选举获胜计，为拥护自己的民众利益服务为党派自身利益考虑太多。所以会出现“陈水扁贪污案”后的“挺扁”现象，这是缺乏公正客观的表现。另外，越南也是计划经济公有制度的国家。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阶段实行制度变革，实施了比较到位的市场经济制度，由于执政党主动变革，故没有出现社会波动。所以执政党为了长治久安必须进行必要的变革，以使制度能尽量适应于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和民众利益，并且使执政党保持执政的机会和可能，避免被时代所淘汰。当今社会上出现的官员贪污腐败问题，教育医疗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执政者十几年来也在努力解决，但为何收效甚微甚至愈演愈烈，细细探究制度缺陷是根本原因之一。要解决这些问题，使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国强民富，唯有重新设计制度，实施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善之制度，使祖国重振、中华再兴。



辛亥革命已有百年，共产党执政已超60年，改革开放也过了30年。三个历史阶段无一不是变革的愿景和结果。辛亥革命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理念，但随后几十年也未能真正实现过。毛泽东之“新民主主义”在一届政协和随后所通过的第一部宪法中有所体现。当时为各民主党派所拥戴。但几年后就出现了波折，未能坚持贯彻实施之，故出现了后来的“文革”等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试图改变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局面，但后来没能继续下去。进入21世纪10年后的今天，制度创新又成了一个难以避免的话题，执政者唯有与时俱进，设计出更为先进更为可行的制度，唯有主动变革、主动进行制度创新，使民众广泛认同、接受，才能国强民富、长治久安。现在的问题是执政者对制度变革的风险有所顾忌，部分民众有制度变革的诉求，这是一方面问题。另一方面是制度变革到底如何进行?最终施行什么样的制度?也许变革有风险，但不变革风险同样存在而且更大。执政者若能以中华民族大局计，以大多数民众福祉计，这个风险还是必须得面临。至于如何应对可能产生的风险，那是执政者和参政者都得有智慧，同时得以“公心”来迎战党派、个人的“私心”，唯有舍弃私心杂念，才能坦然面对得失，乃至牺牲私利付出奉献。制度一点不改，维持现状，看来已不太可能；全盘照搬西方一套，肯定也不行。照搬亚洲某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亚的制度也不行。那么，到底何种制度较为合适且风险不大，实施起来较为顺畅，能为大多数民众所认同呢?只有找到一种较为合适的制度，且推行起来不会引起社会动荡，执政党才会有可能实施制度创新。



制度设计要向世界上先进的制度学习，向先进制度中好的部分学。既不全盘否定也不全盘引进照搬照抄。中国近代制度设计向世界上学是有先例的。如孙中山之“三民主义”，毛泽东之“新民主主义”，既是创造，也是学习得来的。辛亥革命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纲领，共产党建国时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为纲领。现在的纲领已没有明确的诉求，故必须要有新的纲领。制定新的执政纲领并为民众所认同，为执政者、监督者所接受和严格遵循执行之，那么，这个纲领的核心必须是“三公”。新的纲领应以公权公器、公正公信、公众公益为纲领。执政党和民主党派都得以“三公”为纲领和基础，“所有参政议政、执政人员都必须以“三公”为原则为前提。“三公”原则为判断执政是非、制度是非的根本。同时，这个纲领的本质是“公治”，而非“民治”。笔者认为：制度创新的第一步是以共产党执政初期的一届政协和第一部宪法为基础，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相互监督是第一步。制度需要众人设计，制度设计产生于“三公”氛围。制度不能凭空设计，只能综合集成+创造，才能形成最先进的能实施较完善的制度。制度实施后共同遵守执行相互监督。制度设计以第一届政协和第一部宪法的“西柏坡共识”为依据，使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民众有一个能达成共识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制度设计，必然能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所认同。这样，制度设计和变革的风险能降低到最低和可控的程度。这样的制度设计和变革要比全盘引进西方制度来得现实和可行。也为执政者所喜闻乐见，因为毛泽东、邓小平为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与各民主党派共同缔造了第一部宪法和召开了第一届政协会议。在此基础上再综合集成世界上最先进制度的合理可行部分。最后加上当代13亿中国人的集体智慧，创造性补充符合中国民众意愿和实际情况的部分，那么，这种制度体系设计完成后，可以做到当今世界之最先进最行之有效最符合中国民众理想愿景的，实施起来就较为顺畅。



先进制度的设计制定与实施，来源于最先进的思想，我们有无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能否设计出先进的制度就是一个检验。能否具有最先进的生产力得靠先进制度来保证，能否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就看先进制度实施之后的社会效果。实践是检验制度是否先进的一个标准。对原有、现行制度进行变革，设计出全新的制度，需要当今执政者的明智决策，也需要作出一些付出和舍弃，这需要执政者的气量和肚量。也需要现行制度受益群体作出利益方面的牺牲。以前瞻积极的态度来推动制度创新，而不要为了眼前既有利益抵制阻碍这种制度变革。历史经验表明，顺应时代发展的步伐者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进程，反之则为时代所抛在后面。与其被动适应，不如主动求变主动变革，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进步。



有人认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受封建孔孟思想的影响，不宜实施除现行制度之外的其他制度，故只能维持目前之中国特色的制度。但是放眼台、港、澳、新等地，那里都是中国人和华人，而且港澳为中国之特别行政区，所实行的制度为中央政府所认同许可。香港对腐败零容忍制度，是可以学习采用的。台湾的政治制度创新改革也是可以有条件和批判借鉴的。新加坡的廉政经验可以学习之。既然香港台湾的一些制度有其先进性、可行性、有效性，那么，大陆为什么不能向这些制度的有效部分、好的部分学习采用之呢?既然台港澳地区可以推行比大陆更先进之制度，大陆也完全能实行。所谓中国不合适实施这种制度，只是执政者和既得利益者抗拒改革的托词。



将上述概括起来就是几点：一、制度设计要向好的学，综合集成+创造，形成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并实施之。二、以第一次政协会议和第一部宪法为变革基础，使公众能达成共识，以此为第一步展开执政者产生和执政监督机制的运转。三、共同为实现“三个代表”的目标努力。四、以最先进的制度来统一国家，恢复汉唐之强盛，康熙之版图。五、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各党派团体、全体党派参与者和全国各族民众都以“三公”为纲领，公私分明。“三公”是宪法的核心要素，“三公”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关键，是中国奋起强盛的基础。中国社会制度需要改革。执政者一点不改，或者全盘西化，都是灾难性的。都将引发社会动荡、混乱。唯有渐进式不断式，保留好的有效的，引入好的可行的，再创造出一些更好的，综合集成新的制度并实施之。这才是人民的福祉，人间之正道。作者： 沙永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