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浙商、台商群体比较及合作空间研究——基于文化社会学的分析

内容提要：作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团队，浙商、台商均受传统儒家文化和海商文化的影响。基于不同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双方发展出了各异的群体性格和商业文化模式。本文基于文化社会学分析理论，比较了浙商崛起与台商西进过程中形成的群体文化心理及经营伦理差异，从而为双方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后的深度合作提供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建议和参考。



关键词：浙商  台商  文化心理  群体比较  合作



从文化社会学角度来看，商帮与其文化传统是一种相互意义解读的关系，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建构群体特定心理、行为方式的符号体系。由于我国疆域辽阔，商人经营品种与特色各不相同，商帮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浙、台商帮文化实际都是中国传统儒家精神不断现代化过程中在两地氛围中结出的不同果实。正是中华文化这种符号化特征，才使两地商人通过共同血脉建立了内在联系，并为其在未来进一步化解歧见提供了思维路径。比较二者特征，对当代ECFA时代加快浙台经济互融背景下，型塑出一种与两岸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人文社会形态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儒家文化圈中的浙商群体及文化伦理特征



商人在浙江的活动可探究到上古时期。作为史上工商活动较为发达地区，春秋时期，越国大臣范蠡助勾践灭吴后，弃官从商，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商人。唐宋时，宁波、温州都已成为有名的贸易港。至明清时，以龙游为主的衢州商帮和宁波、绍兴商帮分布于全国各大市场，“无宁不成市”充分反映了他们当时的地位。早期浙江商人大多才智过人，极其精明能干。1861年来华德国人利希霍芬（F.V.Richthofen）在考察了二十多个省后写道：“浙江居民很能干，善于背东西，女人和男人一样干活、撑船、做生意。……在中国，其势力尤其表现在买卖人（身）上，尤其是商业上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善于背东西”、“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是利希霍芬博士对浙江商人描述中，最令人喷饭但又最传神的一句。[1] (P59）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并没有明确的“浙商”概念。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温州人在商业领域的厚积薄发，其开始成为浙商代表。此后，宁波商帮再现辉煌，杭州商帮发展强劲，越商、婺商等地商帮风起云涌，逐渐汇聚成了一个新的大商帮——“浙商”。而今，500多万浙江商人在外投资创业，5000多亿资本游走全国各地，还有100多万人走出了国门。2010年，浙商全国500强占到了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总营收一半以上，这个数据反映出了浙江民营企业的力量的确处于全国领先地位。[2]



作为“中国第一商帮”，浙商按地域可分为：杭商、甬商（宁波帮）、温商、台商（台州商人）、婺商（金华商人）、湖商（湖州商人）、越商（绍兴商人）和衢商（衢州商人）等八大商帮。整体而言，作为省会城市，杭商多品质细腻、世风温和，贾而重诺、诚信义利的文化底蕴赋予了他们浓重的文化色彩。[3] (P29) 就温台商人而言，由于当地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一般起于草莽，靠白手起家在家乡搞个体家庭作坊，或者走南闯北搞流通才赚下今天的家业。杭嘉湖地区与南边的温台人相比，生存压力不大、冒险意识相对较弱。由于地处吴越、闽越交界之地，自古历经了吴越文化、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浸润，又深受滨海地区通商诸国的外来文化影响，其任一支派，都有着鲜明的品质和个性。



为何浙商能够成为当今中国人气最旺、最会赚钱的群体?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精神气质”（Ethos）在一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浙江商人最大的优势在于精神优势。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曾说：“浙人性机警，有胆识，具灵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4]  (P456) 一般说来，下述特点在浙商身上表现得较为突出：



1.低调，公众知名度低。他们不擅表达，不喜欢到公众场合露面，即使是一些很多人看来很重要的场合。这种“对待荣誉犹如对待批评”式的反应，不爱出风头的个性，为其赢得了“隐形冠军”的美誉。



2.吃苦，谨慎的冒险。改革开放初期，浙商群体创出了“四千精神”，即：“走遍千山万水，经历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他们重操作，敢冒险，把经商行为发展到极致。经营手法平实稳健，创造概念和新名词不是他们的专长。



3.合作，抱团经营。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江人；哪里没有市场，那早就有浙江人去开拓。浙江人在市场竞争中能抱团但却并不封闭，而且能与时俱进，最后演变成具有公信力的商会组织。



4.模仿、局部创新思维。在与西方商业文明的交融中，浙商逐渐生成了模仿、引进、学习、赶超的个体品格。在累积了必要的资本、管理、技术和营销经验之后，往往选定某种产品进行仿制并局部创新。



浙商，一个最近30年才逐渐被人熟知的词汇，却构成了中国最为庞大的“游商群落”。东靠大海的地理位置和绵长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孕育了扩张的海洋性格和善于经商的禀赋。越人忍辱负重、开拓进取的心理特征和质朴机敏、剽悍神勇气质是浙商得以崛起的原生力。[5]  (P926)而南宋以来以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以及清代浙东学派提出的倡导功利、注重工商的新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浙江人的社会心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激活了浙江人的从商热情，造就了现在这个庞大的经商群体。在劳动实践中，浙商很好地发挥了个体间的地缘、人缘、业缘等文化纽带作用，生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格修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这是对浙江人文精神的提炼，也是浙商文化的精髓。[6]   (P171)



在得益于传统思想滋养的同时，浙商也感受到旧有文化的保守成份。平均学历明显低于全国私营企业平均水平的特点，决定了其总体上科学文化素养不高，理念滞后，视野狭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对社会人文塑造的自觉性；缺乏实业精神、投机性、无序性、唯眼前利益是图的错误又制约了企业家的理性决策。[7] (P195)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性商业文明，浙商企业家在整体上还没有形成真正摆脱世俗化文化的主流倾向。企业家精神褪色淡化的危险及“个众”特性的各种局限，已严重地阻碍了浙商的持续发展。目前新一代青年企业家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理性，主动弃旧更新，完成从模仿型向创新型、从战术型向战略型的嬗变转型。唯其如此，才能及早脱离传统落后观念的锁定状态，实现“浙商不倒”的佳话。



二、台商的历史、性格与发展前景



台商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个专有新词汇。广义的“台商”是指“跨越了本身的民族国家疆域到全球各地进行投资活动的台湾商人”；而狭义“台商”则专指从台湾到祖国大陆进行投资、经商的企业界人士。自1987年第一批台商赴大陆投资，截止2011年3月，台资企业在大陆已经有8万多家，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台商投资最早从大陆沿海地区入手，如福建、广东、上海等，然后向更多的地方扩展，到如今长三角、珠三角及很多内陆地区都有台商，其足迹遍布大陆各地省份乃至边远地域。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大陆常驻的台商及其眷属估计超过一百万人，约占台湾总人口数1／23。[8] 在两岸民间往来迁移日益频繁背景下，被台湾当局称之为“长期滞留中国大陆”的台商族群，正逐渐形成。



对于台商影像的描绘，在二十几年的两岸交流经验中，眼力好的大陆商人，很容易一眼就判断出早期台商的鲜明特征。随着两岸日益热络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多的台商将会扎根大陆、深耕大陆，变成“新北京人”或是“新上海人”。而种种变化显示，这个一直游离于中国企业家群体之外的部落，将日益趋近主流。经过几十年的发育，现在的台商散发出的好似一个四十岁中年男子的气质：不需要再靠外表、帅气或华丽的铺陈，而是自然地透出一种成熟、积淀和智慧。整体上看，台商身上明显地流露出以下文化特质：



1.低调与模糊，“一个能见度很低的人群”。在内地商圈，台商仿佛是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敏感地回避着政治话题，竭尽所能地保持低调，甚至对周围的世界表现出几分漠然。



2.韧性与执著，“一只皮箱走天下”。几百年来，台湾这片土地上的民众一直都处在移民的风潮中。由于具有一种“游牧性”外向性格，台商拥有向外的开创性，勇于在不同的民族国家领土之间流动。



3.抠门与节俭，“把吃苦当作吃补”。台湾历史是从不断的迁移和垦荒中开始的，一切都是从艰难中开始。为追求最低的成本，台商的“抠门”有很多内涵——艰苦创业的经营决策、认真做事的恒心。台资文化之一就是“集约”，不作无谓的浪费。



4.信义与奋斗，集群型的台商协会。台湾人在一起抱得很紧，做生意讲义气。到异地投资，文化、习惯不同，需要一个和他们文化背景相同的圈子。台商协会的存在，让台商在大陆投资有了一定的保障，也赋予在外闯荡的生意人精神上的一种寄托。[9] (P21-44)



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是1958年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alVerooberg）提出的一个“身份迷失”概念。台商看似很明显，却又相当模糊；看似没有个性，却又根性十足。在如此矛盾与吊诡的认同语境中，台商一方面渴望他们的身份认同可以得到归宿；但在另一方面，此身份标签的游移与不确定性，却又成为他们得以运用、操作，有利于生存的手段。作为台商企业文化的渊源，儒家“仁、义、礼、智、信”，体现于台商企业文化的伦理关系之中。[10] (P69)而古越文明和闽南拼搏开拓、冒险犯难的两面移民拓殖性格，边缘心态与“孤儿”意识、自卑与自尊的心理敏感也是众所周知的台湾民众的文化特色。20世纪60年代台资企业起飞初期，大量留学生从美国硅谷回来后，让日本企业的管理、美国企业的研发、欧洲企业的标准、韩国企业的精神，共同勾兑出一杯最浓烈的企业鸡尾酒文化。[11] (P33)



台商族群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保有传统中国儒家文化思维，另一方面相对于大陆而言，接触西方文化较早且频繁，再加上两岸长期分治的历史背景，使其在社会、文化上产生明显差异。在从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的过渡中，从蛮荒之地到理学之乡的建构中，历史的双重印记使台商既有儒商传统，又有西方商人的特质，具有了多元交汇的“海口型”文化的地域特征。作为一个投资群体，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日趋密切，特别是台商与大陆社会的逐步融入，大多数台商赴大陆后，因感受到大陆环境所提供的生活条件，加上大陆当地台湾人社群的建立，以及大陆生活日久产生惯熟感，开始形成大陆认同增加，形成“两岸双重认同”。[2] (P39) 其在“移民化”的过程中，台商表现出来的不再是一种与当地社会逐步同化与融合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实现与当地社会“群体性共存”的过程，呈现出了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相互分化与隔离的明显根植性状况。



三、浙、台商帮文化心理比较及合作空间研究



今天，浙商已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第一商帮”，被欧美人称为“中国的犹太人”。而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的台商也是全球成功华商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以雄厚的资本、出人的胆识，大量投资大陆沿海城市，为浙江做出了突出贡献。到2010年6月底，全省台资企业累计7012家，总投资约379亿美元。从台湾最大民营企业台塑集团落户宁波经济开发区，到台湾科技大企业富士康集团投资建设嘉善科技园，台商投资浙江的力度和规模越来越大。[13] 实践表明：未来台商与浙商的合作将会成为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将这两个制度背景不同但经济发展绩效良好的商帮进行文化比较，既体现研究新意，又凸显了其典型模式价值。



从相同之处看，浙商、台商同受瓯越、闽越文化、特别闽南海商文化影响，大部分商人都勤劳、肯吃苦，且具有开阔的视野。加上两蒋文化的心理纽带和地缘、人脉上的优势，二者在文化心理上有着良好的沟通渠道。无论是台湾人还是温州人，多具有吃苦耐劳、崇商敬业、敢于冒险的品质和强烈的老板意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台商的冒险精神比浙商更强，但台商更强调主动出击，创造机会；浙商则强调个性和能力，是看准了就做，台商是做了再看。台商不仅重视自身发展，也注重群体发展，强调扎堆效应；而浙江商人在产业合作上则特立独行，合作不够，这可能反映了浙商海洋文化的“不彻底性”。从国际化网络整体的发展模式来看，台商对外投资大都以制造业为主，“母鸡带小鸡”式的进入方式；而浙商对外投资领域主要涉及机械、纺织、电子、轻工等行业，国外丰富的矿产、森林等资源，以合资方式、借壳／造壳上市方式进入。[14] (P118) 台商是海商，他们知道怎样在陌生和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并善于利用当地政府的资源。双方在文化上的细微差异表现为以下几点：台商注重企业文化，做事情非常细化，要求精细；而温州人做生意接触面广，灵活多变，不拘泥于形式，相对比较“粗犷”，这是我们的不足。[15]



表1：浙商、台商整体比较表

宏观因素
具体
相同处
相异处

文化环境
中华传统文化
越文化
浙商：吴越文化

台商：闽越文化

企业家精神
近代商业文化
海商文化
浙商：大陆海商文化

台商：岛屿海商文化

国际化程度
全球化程度
跨国投资战略联盟
浙商：以合资方式进入的群居国际化模式

台商：“母鸡带小鸡”的投资移民方式




由于同受中国儒家文化和近代海商文化影响，浙、台商人合作由来已久。从总体上看，台商投资在浙江分布域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浙东北、环杭州湾一带，而西南部地区、特别是温台地区，数量较少，形成明显落差，且这一趋势仍在强化。[16 ]  ( P38 )目前，浙江正成为台商在大陆投资最集中、发展较良好的地区。而浙江民营企业也正在加快转型升级和“走出去”发展两个方面寻求新的突破，有很多民营资本希望进入台湾，以实现深度合作和产业对接。在当前台商加速崛起并带动浙江民企一起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随着台湾高端产业转向江浙，双方谋求无缝对接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因而，如何在文化层面上，立足于文化共同性及两大商帮群体文化性格的互补性，以加强深层次沟通并建立心理互信，并进一步形成产业和团队上的错位合作则成为关键内容。



（一）浙、台商人必须要在心理层面上进行调整和适应，立足于双方传统文化共同性，通过各种非官方的交流平台，在交流中提倡一种“叠罗汉”式的合作方式。



ECFA的签署，为两岸经贸往来开辟了广阔的未来，也为浙商、台商提供了无限商机。为此，双方企业家应该在共有中华传统儒家文化、宗教文化、中华茶文化、吴越文化及闽南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共同祭祀大禹、举办佛教活动、宗族家谱续接、妈祖文化联结等方式，发挥浙江去台人物渊源，互相学习，激励提升，建立稳定的文化血脉联系。要通过建立两地“企业家商务文化联谊会"、“浙台商人联谊会”的方式，在发展中融入文化，提升附加值、嫁接台湾高科技、提升企业的社会服务责任，加强品牌、品位、品格建设，从而促进浙江企业家能力从战术型向战略型转变。



（二）浙、台商人必须要在战略层面上进行调整和适应，着眼于双方发展的文化差异性，结合浙江“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点，围绕“海洋经济”、“融入海西”，在“双海战略”中拓展合作空间。



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2011年5月，省政府批准同意范围达260平方公里的浙台（苍南）经贸合作区，承接台湾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启动了浙台民间企业的合作新空间，而台湾是国际化发展的典型，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有着先进的海洋产业理念，台湾企业家可以立足这些优势，积极参与浙江海洋经济的建设和投资。



（三）浙、台商人必须进一步发掘双方的地理、文化渊源，在产业对结层面上进行调整和适应，结合浙江发展方式转变，主动承接台湾产业转移，以汽车零部件、信息产业及金融业合作为抓手展开深度合作。



浙江拥有较大的市场容量、较强的工业基础、灵活的体制机制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我们要进一步抢抓机遇，充分利用我省与台湾（下转第25页）（上接第39页）交流合作的独特优势，吸引更多的台商投资创业。建议浙台产业合作对接目前宜以优势互补产业链整合为重点，中短期内主要领域应选定汽车零部件、信息产业及金融业方面展开。从台湾产业现状看，浙江这三方面亟待提升的领域，正是台湾的优势所在。浙江和台湾的产业合作对接，一定能优势互补，也必将大有可为。

作者： 李 涛

参考文献：

[1]杨轶清.“水性”浙商[J].金融博览，2011，4

[2]省外浙江人数量达到600多万浙商省外投资总规模超过3万亿元[N].都市快报，2010.1.26

[3]张俊华.杭州商人的历史地位及其对浙商精神的贡献[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7

[4]王孝通.中国商业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5]王晓华.基于越文化品格的浙商精神[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3

[6]张炎兴.韦伯命题与浙商精神[J].社会科学战线，2005,6

[7]章剑鸣.试论浙商文化的发展瓶颈[J].前沿，2010,3

[8]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N].人民日报，2011.3.15

[9]戚娟娟.新台商中国企业家新群落[J].中国企业家，2001，10

[10]郭玉聪.台商的企业文化管窥[J].台湾研究集刊，2001，3

[11]尹铭.台商经略[J].经理人，2004，4

[12]孙兆慧.台商：角色作用面面观[J].国际经济合作，2008,6

[13]肖燕.助力台企发展，台资企业经营管理研讨会在杭州召开[OL].http：／／www.sina.com.cn，2010-09-14

[14]谭世坪.台商与浙商产业链发展整体战略比较[J].企业经济，2008,2

[15]陈培锋，温商要向台商学什么?[N].温州商报，2011.6.17

[16]虞锡君、陈晶晶.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与台商发展空间研究[J].嘉兴学院学报，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