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中国经济已基本实现“软着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樊纲3日出席中国金融年度论坛时表示，中国经济已基本实现“软着陆”，明年将平稳增长，仍能保持8%甚至8.5%以上的增速。

　　樊纲表示，由于及时调控房地产市场，中国没有像美国、日本当年那样形成全国性大泡沫。经过一年半时间以来的房地产调控和货币政策的调整，中国经济已经基本实现“软着陆”。展望明年的经济形势，樊纲认为，中国经济会平稳增长，增速仍能保持8%甚至8.5%以上的水平。中国经济最优的增长不是两位数的增长，而是可持续的、没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增长。要实现这种健康增长，在某种时候经济增速会出现一定的下滑，但下滑并不意味着滞胀。中国经济增速从11%降到9%，仍是世界最高的增速，而且是比较稳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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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宏观调控选择面临五种困惑


目前中国经济的“三个拐点”已同时出现。但政策大调整的时机又不具备。由于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十分复杂，政策抉择起码面临着五大困惑。

一，宏观调控部门如果对经济下行的风险估计不足，不能适时及时地调整政策方向和力度，会失去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二，对宏观调控政策赋予过多维稳职能，将导致宏观调控目标多元化，而对宏观调控部门干预过多，政策的独立性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三，当前主要采取控信贷等金融手段控通胀，与治理通胀的根源不一致。这可能导致金融紧缩力度过大，从而对实体经济造成过多负面影响。四，预期日后宏观调控部门很可能会有足够政策放松工具，但是缺乏与政策出台相配套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五，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当前又遇上了内紧外冷的经济环境，而对于未来经济运行的风险现在难以评估。

三季度宏观数据表明，今年中国经济的“三个拐点”已经同时出现了。经济增长出现了快速下行的拐点，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明显拐点，9月份CPI数据确证了全年通胀的高点和拐点。三个拐点的出现，表明调控的目标基本达到了，人们开始预期宏观调控政策该适时调整了。

但是当前政策大调整的时机似乎又不具备。经济尽管出现了下滑，但是仍然处于9%以上的增长率，投资和消费并没有回落，贸易在9月份受到点影响，但是前三季度增长率仍然很高。部分宏观数据的回落远没有达到让政府和宏观调控部门开始警觉的程度。由于当前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复杂内外形势，未来调控部门的政策抉择起码面临着五大困惑。

第一，调控部门如果对经济下行的风险估计不足，不能适时及时地调整政策方向和力度，会失去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社会各界出现了明显不同。调控部门是乐观的，企业界是悲观的，研究界和金融投资界是混乱的。各地政府普遍认为今年经济形势好于预期，去年都预期今年会比较糟糕，尤其是财政收入和企业效益会大幅度下降，没有想到今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能增长很快，大大超出预期。

到目前为止，中央财政收支结余了两万多亿，创了历史新高。企业效益好，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更好，企业所得税增长速度快。尽管小型微型企业经营困难，但是对政府收入和整体经济影响不大。调控部门只能根据统计数据作判断，目前的宏观数据总体来说十分健康，怎么能说经济不好呢？

企业的感受跟政府不同，尤其是中小企业、贸易加工型企业，经营环境明显恶化，融资和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出口订单下降，利润空间受压。一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无法持续经营。

金融投资研究界一会儿悲观，一会儿乐观，基本失去了方向。既然站在不同的角度，观点如此不同，那各派的观点都有可能出现偏颇。问题是，虽然三季度经济增长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滑，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下滑现在并不清楚。投资和消费增长正常，9月份工业增加值和发电量甚至还出现了适度加速增长，只有出口数据有所下滑，但是不足以解释GDP的下滑幅度。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很容易让宏观调控部门对后期经济的滑落估计不足。在信贷收紧、房地产严控、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欧美债务危机加深等一系列不利因素作用下，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超出预期，经济增长指标、结构指标和效益指标都没有明显下滑，部分指标甚至超常增长，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内生动力和超常韧性。尽管也出现了民间高利贷复燃、微型企业融资困难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等问题，但是就整体来看，仍然瑕不掩瑜。而漂亮的名义宏观数据容易埋下一些隐患。


其一，前期增长平稳，并不代表后期就不会出现急剧滑落。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经济抗调控抗危机的耐力的确提高了，但是调控的政策效应最终会释放出来，而且可能会集中释放。前期抗压力度越强，后期释放的效应就越充分。因此，9月份的数据表明，后期中国经济急剧下行的风险加大了。

其二，今年PPI和CPI都处于历史高位，这导致中国的名义GDP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实际GDP增长率，估计名义GDP的增长率在15%左右，这就使得所有跟名义GDP相关联的指标都非常好，如投资、消费、进出口、财政收入和各种表征经济运行周转量的指标等，但是实体经济的实际增长也许并没有这么好。后期，随着CPI和PPI的急剧下降，名义GDP增速也会降下来了，各项跟名义GDP相挂钩的宏观数据也可能急剧下降。

其三，我们可能对房地产市场回落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估计不足。在前一轮经济高增长中，房地产行业的繁荣仍然是中国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对整个投资、消费以及民众和企业家的信心影响巨大。现在人们的分析只集中在房价下跌对银行资产安全性的影响以及各市场主体对房价下跌的承受力上，根本没有考虑房地产市场萎缩对整体经济影响的乘数效应，以及对企业家和民众信心的打击。这种分析是不全面的。

总之，如果宏观调控部门只拘泥于观察当前的宏观数据，就有可能出现对宏观经济形势过于乐观，对后期经济回落估计不足，从而出现政策调整不及时、不到位的风险。

第二，对宏观调控政策赋予过多维稳职能，导致宏观调控目标多元化，对宏观调控部门干预过多，政策独立性会受到很大影响。

我国中央银行的核心职能是通过稳定币值来维护和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也就是要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求得平衡。政府部门除了要维护和促进经济增长外，更要维护社会稳定，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对政府部门来说，后者职能甚至比前者更重要。

当前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核心问题是粮食、农副产品以及低端服务业价格上升过快，对低收入阶层日常生活影响很大，低收入阶层难以承受。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收入分配结构扭曲，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过慢。单从经济运行角度看，今年我国名义GDP增长率大约在15%左右，名义通胀率在5.5%左右，尽管偏高，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严重不匹配，也没有过多偏离近十年平均通胀率在5%左右的水平。

也就是说当前的通货膨胀对实体经济运行并没有产生过大负面影响。通货膨胀所引发的矛盾主要是社会层面的，而不是经济层面的。这就使得控通胀的目标难以明确。即使后期我国名义通胀率由于比较基期因素同比下来了，但是如果老百姓的菜篮子米袋子价格没有下来，政府仍然将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调控部门控通胀的政策能否转向或放松，恐怕还很难下结论。

第三，当前主要采取控信贷等金融手段控通胀，与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源不一致。这可能导致金融紧缩力度过大，从而对实体经济造成过大的负面影响。

如果这轮通胀就是前两年货币投放过多导致的，那么今年信贷收得这么紧，再加上明年继续适度收紧，控通胀自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问题是中国这一轮通胀的核心根源是中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对劳动力高度敏感的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与输入型通胀叠加形成的。这两大通胀因素对紧缩货币都不敏感，明年还将继续存在，甚至不排除进一步加强的可能。

这几年我国通过农产品期货市场和农产品供求的市场化改革，教会了农民兄弟学会“囤积居奇”，今年农村普遍出现了无论收获什么，先储藏起来，等半年一年再卖。现在农村的储窖和仓库最奇缺。中国农产品特有的高度分散的小生产和统一大市场的矛盾已经凸显了出来。农民接受的市场信息已经开始混沌无序了。过去农产品价格随收获季节而自然波动，现在由于农民的囤积变成无序波动了，再加上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毫无根由地大涨大跌，谁又能对明年我国的CPI作出有把握的预测？

一味紧缩信贷不能控制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两大根源，但是一定会让实体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实体经济下来了，需求减小了，通胀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这种调控的代价需要评估。在中国这一轮复杂的通货膨胀背景下，紧盯着CPI走势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容易造成对实体经济调控过头而通胀又难以真正控制的局面。

第四，后期宏观调控部门很可能会出现有足够的放松政策的工具，但是缺乏与政策出台相配套的经济与社会条件。

如果宏观调控部门确认经济已经存在加速下行风险了，再加上欧债危机的进一步蔓延，需要调整政策方向了，那他们当前掌握的政策手段和空间是充足的。银行的流动性蓄水池是充足的，央行通过将准备金率提高到历史高度，锁住了几万亿元基础货币，完全可以通过下调准备金率逐步释放流动性。中央政府财力是可以的，今年我们又比预算多增了一万多亿财政收入。政府的很多大项目现在正趴在那里等待启动。所有这些都是可以松动的，问题是每一项政策的松动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比如，CPI是最大约束。如果CPI不能落在社会各界基本认同的安全区域，谁敢全面放松？简单估计，这个CPI的安全区域大约是月度在4%以下，且相对平稳运行了几个月，还得看老百姓对当前的物价是否认同。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要看银行间资金是否紧张，超储率是否下降到足够低的水平。就今年第四季度乃至明年来看，银行间资金最紧张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商业银行已经开始重视实体经济的风险，开始“惜贷”了。如果是这样，那准备金率下调也无济于事。

仿效“四万亿”，重启政府投资，需要中央财政、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今地方政府是旧疤未好，又要添新伤，这恐怕困难。地方融资平台尚在清理中，新的融资渠道尚没有形成，单靠中央财政很难大面积见效。因此，看似政策放松空间很大，实则只能微调。

第五，如今又遇上了内紧外冷的经济环境，未来经济运行的风险难以评估。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曾有一段非常成功的软着陆过程。从1993年到1996年，实行了适度偏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缓缓下行，通胀以比经济更快的速度下行。这次调控，我们以最小的经济波动为代价控制住了通货膨胀。如果不是紧跟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这轮调控的效果几乎可以打满分了。然而，在我们继续实施偏紧的调控政策情况下，出现了无法预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贸易环境一下子恶化了。

在内紧外冷情况下，中国经济由软着陆变成了硬着陆。尽管政府急促实施了“保8战略”，政策宽松到底，但是经济仍然跌到了8%增长率以下，而且在底部盘桓了三四年，一直到2002年才迎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今天，我们又遇到了跟1997年相似的经济环境。国内调控政策仍然继续收紧，但同时欧美债务危机正在进一步蔓延，对中国贸易的影响日益深远。这一轮“内紧外冷”，中国经济能否受得了、顶得住，我们无法评估。实体经济一旦急速滑落，即使我们开始宽松了，也未必救得了。

总之，尽管还没有到政策转向期，但是调控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必须综合各方面信息，认真研究对策，运筹帷幄，高瞻远瞩，才能真正做到适时适度有效的运用政策。（杨成长 申银万国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欧债危机燃烧到美国，全球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

　　就在人们刚刚为欧洲通过债务危机全面解决方案长舒一口气的时候，美国知名期货经纪商MF全球公司由于投资欧债失败，10月31日在纽约南区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据彭博社引述法庭文件报道称，全球曼氏金融美国公司目前债务为5000万美元，资产总额约5亿美元。这不仅是首家美国金融机构因受欧债危机影响而破产，而且按资产规模计算，这也是美国第五大金融机构破产案。因此，MF破产消息一经传出，便在美国金融市场引发震荡，并导致人们对美国金融机构的欧债风险敞口感到担忧。

　　而在谈到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参与救助欧债危机时，著名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日前在中国农业银行“基金宝”财富讲坛上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列举了两点原因：一是中国对欧洲的企业缺乏控制力，出借容易归还难;二是欧盟内部的事情，中国最好不要干预，“总之，中国应该做利人也利己的事情。”他说。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谢国忠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未来十年的增长目标应该求“稳”，而非求“快”，因为中国的GDP规模已经做大，只要能稳扎稳打就可以较好发展，求快则容易产生风险。

　　在分析了本轮危机以及海内外市场后，华泰柏瑞指数投资部总监、上证红利

　　ETF基金经理张娅也指出，尽管美国和中国仍将会是危机后演变的主导者，但是疲软的欧美经济将会拖累中国经济的转型步伐。

　　张娅预期，此次通胀回落后的新的转型周期的开始将会遵循市场的自然轨迹逐渐发酵，新周期的开端将不会再是一个以大量货币放松为主导的令人激动的场面，战略新兴产业中谁终将脱颖而出也会是一个逐渐为市场所发掘的过程。

　　具体到资本市场，受国内银根紧缩、国外危机频发等因素影响，前三季度国内资本市场延续了2010年以来的“股债双杀”的格局。不过，在财通基金投资总监黄瑞庆看来，“情形难以更坏了。”他认为，现阶段市场估值已处于近十年底部，相对

　　房地产黄金等价格高高在上的其他资产，长时间停留在低位而且规模庞大的优质蓝筹股票投资价值凸显，尤其是市盈率在10倍以下的个股，未来获得长期回报的可能性非常大。

　　此外，在“十二五”引擎推动下，中国经济有望迈入基于转型和内需的新经济周期已渐成共识。嘉实基金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产业结构转型期后，摈弃了过分依赖资本注入与人口红利的粗放式增长，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以及经济、社会、环境等的均衡发展，这对周期行业中竞争优势强、管理水平高且具有持续成长特性的细分行业和股票形成显著的利好，可以乐观预期周期成长股将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内具有较好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