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复杂之年经济运行焦点的看法 周必健

今年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很大困难，集中反映在电荒、人荒、钱荒和成本高、出口难。预期下半年企业困难依然很大，但不会出现“关停潮”；经济增长继续趋缓，但不会“硬着陆”；宏观政策适当调整，但基本取向不会变



今年经济形势极为复杂，这是预料中事。在经济形势极复杂之年，经济运行产生一些众说纷纭的焦点，择要就当前企业有多难、经济走势会如何等问题谈些看法。



当前企业有多难



今年，浙江工业企业处于国际经济波动、宏观政策趋紧、通货膨胀明显、要素制约加大的外部环境，困难迭加，压力骤增，负重经营。主要有五大压力：



(一)      成本压力



今年，原材料成本在上升，融资成本在上升，用工成本在上升，不仅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很大困难，而且形成很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原材料成本上升对工业企业的压力尤重。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刺激下，去年10月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全线上涨，今年初工业原材料涨势凶猛，有的价格突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高点。由此推高国内企业原材料成本，带动工业品价格指数(PPI)上扬，进而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 经济信息中心6月对868家企业调查，有94.5%的企业反映成本上升压力较大。1-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增加23.8%。工业购进价格上升 10%，9大类原材料购进价格全面攀高，化工原料类涨幅居首；同期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扬6.2%。



原材料涨价对企业的影响是冰火两重天。一方面，上游企业得益于涨价。历史经验证明，原材料价格越涨，社会收益向上游企业集中越快，企业利润越多。1—5月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33.7%，利润增幅大的 是石化、化工、建材、化纤、冶金等基础工业。另一方面，下游企业由于产能过剩，产品价格上不去，造成两头受挤的严重困难。1—5月规模以上企业亏损增长27.6%。温州市经贸委6月对855家企业调查，上半年有57.2% 的企业因原材料价格波动而不敢接生产订单。



下半年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依然较大。进入5月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全线回调。由此产生一个判断难题：这是迎来价格拐点?还是上涨大势中的短期盘整?6月底，在国际能源组织抛售石油的情况下，作为大宗商品领头羊的原油价格没有顺势而下却是掉头而上，显示价格走势的异常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未来一段时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高位震荡，将是基本态势。输入性原材料成本压力较多的会在下半年体现，因为上半年企业还可使用一些去年库存的相对低价的原材料，随着前期库存耗尽，下半年企业将动用更高价格的原材料。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原材料成本对下游产品销售价格的传导有一定的迟滞性，其传导效应将在下半年进一步显现，决不能低估抑制通胀的难度。



(二)能源压力



一方面是缺电。目前浙江缺电在全国最突出，缺电成为制约工业生产的主要因素。今年电力供应重现2004-2005年的全面紧张状况，同样是没有准确预判和提前预警，同样是从往年季节性、时段性缺电突变为全年持续性缺电，同样是严重缺电要连续两年。省电力部门测算，今年用电高峰时最大缺口在360-400万千瓦左右。电力部门测算的电力需求增长率是限电约束下的增长率，实际缺口还要大。明年将成为史上缺电最严重年份，各月均存在电力供应缺口，夏冬季用电高峰时最大缺口将达900万千瓦，其余季节最大缺口在500 万千瓦左右。



此次缺电属"硬缺电"，就是电源建设跟不上用电需求增长。关于缺电主因，主管部门的说法是：经济增长过'快；煤价高涨导致发电企业亏损大增，影响出力。实际上，今年经济增长谈不上"过快"，如1—5月浙江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比去年同期低8.3个百分点，为2000年同期以来第三个低点年份，仅高于危机冲击下的2008年和2009年(去年工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77%)01-5月全省电力工业利润增长19.7%，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比去年同期高出10.3个百分点，“亏损影响出力”之说站不住。事实上，全国与浙江同样，电源在建规模严重不足，不能满足电力需求增长，“十二五”中期电力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缺电严重制约企业生产经营。按去年数推算，每限或拉一度电要损失31元工业总产值、6.2元工业增加值，今年全省总共将损失多少?据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6月对868家企业调查，有76.9%的企业因用电紧张影响生产。温州市经贸委6月抽样调查，全市约20%的产能受错避峰用电的限制。为生产自救，不少企业启用自备柴油机发电。自备柴油机发电的能耗和成本更高，每发一度电需5元，远高于工业电网销售一般价的0.63元左右。因缺电工厂开开停停，无法正常生产，不仅减少有效产出、增加单位成本、加大管理难度、影响员工稳定，而且伤及浙江投资环境，不利招商引资。



另一方面是节能。去年为确保实现“十一五”时期节能降耗的约束性指标，采取拉闸限电的非常措施。今年是“十二五”时期的开局之年。浙江省能耗指标要在“十一五”下降20%的基础上再下降18%，节能降耗难度有增无减。最大压力不是现有企业的节能潜力有限，而是高耗能的生产能力还在扩张，如镇海炼化大乙烯项目投产，上半年即新增120万吨标准煤，在很大程度影响今年全省节能降耗指标的完成“十一五”时期年均节能量是700万吨左右标准煤)。当前用电全面紧张，也从侧面表明，节能降耗还要进一步下真功夫、硬功夫。



{三)用工压力



2004年开始出现民工荒，逐步演变成长期的、大范围的现象。浙江企业用工难问题突出，今年进一步为其所困。浙江省人力社保厅年初对企业用工和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情况监测点调查推算，全省用工缺口达50万人。另据温州市职业中心统计，2001年前来该中心登记求职的务工人员有51万多人，但到2010年已骤减到12万人左右，今年全市用工缺口超过20万人。缺工现象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集聚地区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对企业抽样调查，反映用工紧张的企业，一季度达71.9% ，二季度仍有61.1%。据温州市经贸委调查，3月底有74.5%企业表示用工较缺，6月底此比例仍占到68.9%。企业普遍反映，留人比招人还难，今年员工返工率下降，居高不下的员工流失率成为企业的“命门”。



用工紧缺使得企业用工成本快速上升。2010年全省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增长29.8%，增幅为此指标建立10来年的最高点；今年1—5月从业人员劳动报酬又增长24.6%，人均劳动报酬由去年同期的10579元/人提高到13015元/人。年初全国进行新一轮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浙江成为目前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省份。衢州、绍兴、湖州等地反映，上半年企业普工的平均工资普遍提高15%-20%，如不提高，工人便会“用脚投票”。企业用工成本持续上升是个大趋势。



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劳动力供给趋紧不是短期的、局部性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是一个长期的、总量性和趋势性的变化。用工紧缺有多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劳动力总量供应速度在下降，特别是20—40岁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称，2018年左右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负增长；已有专家断言，现在到了“刘易斯拐点”。如此，过去那种靠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工业结构面对越来越强的转型要求。



(四)资金压力



今年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为稳健，说是中性的政策，实际执行就是收紧。央行交互使用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进行货币调控，重在收缩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去年至今年6月，银行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了12次和5次。



信贷增速减缓，企业资金趋紧。上半年与去年同期相比，全省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少增925.2亿元。据温州市经贸委6月对855家企业调查，当前资金偏紧的企业占48.7%，企业资金缺口平均为13.8%，企业贷款满足率为57.4%。湖州市经委对重点企业抽样调查，60%的企业资金偏紧或困难。



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凸显。需要说明的是，笼统说“中小企业”而不单独讲小企业，不利于说清问题。目前浙江工业企业中，大型企业仅218家，中型企业有4700多家，小型企业20多万家(更大量的非企业的生产单位不属此)。少量大中型企业拥有银行绝大多数的企业贷款份额，大多数小企业不是银行贷款的对象(全国小企业的银行贷款占比不足20%)。小企业融资难，既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客观现象。在货币政策从紧的情势下，金融机构提高贷款门槛，小企业融资难就更难了。



企业的资金压力不仅来自融资难还来自融资贵。央行今年3次上调了贷款基准利率，企业信贷成本增大。实际上企业信贷成本远高于基准利率，主要是增加了两方面的支出：一是银行将工业企业贷款的基准利上浮 15%-50%，较多企业上浮30%-40%。二是企业贷款要交全额保证金(即派生存款) ，承兑汇票的贴现利息在 7.5%左右。由此，上半年企业贷款的实际月息高于1.2分，与去年的民间融资成本差不多。温州、绍兴等地反映，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综合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15%以上。1—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净支出增长35.7%，比银行贷款增幅高出18个百分点。



目前各地民间借贷十分活跃。据人行杭州中心支行估算，浙江民间借贷规模约为4000-4500亿元，其中75%左右用于生产经营。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6月对868家企业调查，17.5%的企业把民间借贷作为主要融资渠道；温州市经贸委6月对855家企业调查，18.5%的企业有民间借贷行为。上半年多数地区民间借贷的年利率在24%左右(年利率按规定不能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 ，创出历史高点，企业尤其是小企业较多承担了货币紧缩政策的后果。



{五)出口压力



金融危机的影响挥之不去，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且仍充满变数，外需不旺。2010年出口增长带有明显的恢复性，今年出口增长不如去年，出口对经济的拉力相应减弱。1—5月，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出口交货值增长16.7%，比去年同期低了13.6个百分点。出口交货值对工业销售产值的增长贡献率仅为14.9%，而危机前的出口增长贡献率保持在25%左右。统计部门统计的出口交货值指标相对于海关统计的外贸出口指标具有先行性，出口交货值增势减弱，预示外贸出口指标的下行前景。事实正如此，全省外贸出口增速已从3月的47.1%逐月下降到6月的22.3%。下半年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出口增速下滑趋势仍将延续。



出口增势减弱表明出口企业困难加大。目前出口企业受到内外夹击，面临严峻考验。在外，经济复苏进程缓慢，国际贸易增速较去年下降；在内，用电、用工和用钱紧张，原材料成本和人民币汇率上升。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6月对868家企业调查，有79%的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出口价格提高有限”；有67.3% 的企业反映“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利润减少，出口经营风险加大”。不少企业说，现在不愁订单愁利润。要素供给紧张和出口效益下降，成为制约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由于原料价格和汇率变化频繁，出口企业普遍不敢签外贸长单甚至有单不敢接。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6月对868家企业调查，二季度有76.5%的企业手持订单可供生产时间小于3个月。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影响较大。从2008年9月开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6.82上下微幅波动了20多个月。2010年6月人民币启动“二次汇改”，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今年人民币汇率基本延续了前次汇改走势，进入小幅、渐步升值之路。上半年人民币升值了2.4%，国际上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今年人民币将升值5%-6%。人民币升值是企业很难预测、明显影响出口营运和出口效益的重要因素。目前企业出口产品利润率一般在3%­5%，人民币升值不仅削弱了出口竞争力，而且可能导致企业汇兑损失。湖州市经贸委6月抽样调查，因汇率影响出口订单的企业占30.8%。



总的看，今年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很大困难。集中反映在五大压力，这五大压力也可概括为“三荒一高一难”，即电荒、人荒、钱荒和成本高、出口难。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必须牢固树立稳定企业就是稳定增长和稳定社会、保护企业就是保护生产力和保护民生的理念，持续开展为企业服务活动。切实帮助企业缓解生产经营困难，扎实引导企业变压力为动力，加快转型升级，确保全省经济稳定发展大局。



经济走势会如何



下半年经济走势如何，联系经济实情和分析焦点作三点判断：



（一）企业困难依然很大，但不会出现“关停潮”



今年，企业多重困难集中碰头，压力骤增。下半年，成本、能源、用工、资金、出口等五大压力仍压在企业身上，生产经营困难依然，企业对发展前景的担忧加重。对当前企业困难程度有不同评估。有论者说今年经济环境比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还要严峻；也有不少企业反映，现在的生存压力比那时还要大。如湖州市经贸委6月对企业问卷调查，高达61.9%的企业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与2009年时相仿甚至更差。从统计数据看，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的经济形势远比现在严峻。2∞9年上半年，浙江工业生产、效益和投资全线负增长，工业生产和出口的月度增长率一度跌到改革开放30年来的最低点，1/3左右的企业亏损；关停企业不时出现，如温州市经贸委2009年7月调查有8.1%的企业关停。现在，工业生产、效益和投资全面增长，企业亏损面不到17%。所以，有不少企业认为现在经济形势比那时严峻，是因为2009年受严重冲击的不是所有企业，主要是出口企业及关联企业，即出口市场出了大问题；现在是生产条件受到较大约束，企业普遍感到经营难度增大。



前段时间，一些媒体和网络接连传播“浙江中小工业企业大批关闭”，此类传闻夸大其词，有违现实。当前浙江不少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生存风险增大，这是事实。但是，没有出现大批企业关闭，关闭的只是极少企业，即便是被屡炒“关停潮”的温州也是如此。2009年和今年都有人不负责任地称“温州30多万中小工业企业经营困难，大批倒闭。”实际上，浙江省所有工业企业只有20多万家，企业之外是大量的个体经营户和没有工商登记的生产单位。这些个体户和生产单位，常年来多数是开开停停，相当部分属季节性生产。



被炒中小企业出现“关停潮”的成因是“资金链断裂”。今年，在货币紧缩情况下，小企业融资难确是事实(这里不用“中小企业”一词的原因前已述)。但众所周知，浙江大量小企业的资金运作本来就是在银行体制外进行，不少还是现金交易。这其中民间融资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可以说，没有大量民间融资就没有今天繁荣的民营经济。银行信贷控制对小企业的影响面不是很大，受影响的主要是成长性小企业，它们需要投资扩张，需要信贷支持，也应该获取信贷支持。因利率过高，民间融资主要是用作短期拆借，而不是长期投资建设。从全省看，现在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现象发生在个别企业，尚未出现系统性风险。



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正视，但不可过分放大。要知道，货币紧缩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影响最大，其资金压力也最大。现在，一些人所以炒作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话题，本意是呼吁紧缩政策转向，其中有些人就是在为房地产商和证券商代言。



{二)经济增长继续趋缓，但不会“硬着陆”



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从作为增长主动力的工业来看：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月度) ，全国3月和5月分别是14.8%和13.3%，浙江同期分别是14.2%和10.8%；全国5月的增长率比去年同期低了3.2个百分点，浙江同比低了6.2个百分点。



下半年经济增长将继续趋缓。对此，各方判断高度一致。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显而易见。国外：金融危机最坏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危机影响尚未消退；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是复苏过程艰难曲折。美国经济呈现“两高一低”(高失业率、高负债和低速增长) ，欧洲为主权债务所累，中东地区动荡不安，日本大地震影响难料，新兴市场国家均困于高通胀率。全球经济出现新的风险，经济减速预期正在增强。国内：经济运行的压力越来越大，面临抑通胀与稳增长的突出矛盾，宏观调控政策趋紧的大格局不会变。企业生产要素制约十分突出，成本更高了、能源更紧了、用工更缺了、融资更难了、出口更不易了。



当前对经济减速的判断较为一致，但是对减速预期有不同看法。有些人反映强烈，说可能会“硬着陆”，就是经济陡降；甚至说会发生滞胀，就是生产衰退、通胀高启。



经济增速虽会减缓，但不可能“硬着陆”。一是从经济增长动力看：国际经济虽复苏缓慢，但不会再次衰退，全球贸易仍在增长。国内市场供需两旺，消费需求加快升级；随着“十二五”规划全面实施，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目前存在通胀等突出问题，但尚难产生系统性风险。二是从经济增长态势看：今年经济增速虽低于一般预期，但总体增长态势良好，基本稳定在较快增长区间。经济增长率低于去年不奇怪，因为去年高增长建立在前年危机时大滑坡的基础上，带有很大的恢复性成分。从历史上看，经济增长陡然下行，大多发生在市场需求明显收缩时。今年市场需求没有大的波动，1-5月全省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技资和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26.2%和19.2%，经济增长仍有不可或缺的需求基础。对有活力的企业来说，有市场就有活法。当然，说经济不会“硬着陆”，并不是不要防止浙江经济增长回落过多。现在，更要担忧的是明年，在严重缺电约束下经济增长会是怎样。



(三)宏观政策适当调整，但基本取向不会变



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点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实行“宽财政”和“紧货币”的组合。宏观政策的重大变化，是从危机管理向常态管理回归。前两年，针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为力保经济发展大局，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剌激政策。经济刺激政策效应具有两面性，积极方面是有效地实现抗危机、保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不容回避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过度依赖技资，既造成产能过剩和技资效率降低，又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二是过度投放信贷，导致流动性过多，既推高通胀，影响民生，又造成资产泡沫，影响实体经济。随着经济大局趋向稳定，经济剌激政策从非常态向常态回归势在必行，货币政策从宽松转向稳健，凸现了这一回归过程。



今年，通货膨胀成为经济运行的首要危险，治理通货膨胀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上半年通货膨胀趋于严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和工业品价格指数(PPI)持续上行，攀上近两年多来的最高点。下半年对通货膨胀压力仍不可低估，尤其是成本传导因素在增强，要实现全年控物价目标十分艰巨。



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有多方面因素，最根本的原因是流动性过多。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现在形成明显的通货膨胀，基本成因就是前两年的货币天量投放。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不断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回收流动性，但因为需要持续对冲不断产生的大量外汇占款、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现在流动性仍然过多。目前社会上有要求放松货币政策的较大呼声，笔者认为放松货币政策断不可取。应该看到，收紧货币有问题，但是放松货币问题会更大，其直接后果就是恶性通胀和资产泡沫再次吹大。



最近，中央已经明确，当前经济运行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坚持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成果。同时，对调控政策措施进行适当调整，切实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确保实现控物价、稳增长、调结构的任务，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最后再强调一点，在高度重视今年经济增长大局稳定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破解长期发展的矛盾，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当前企业出现较大困难和压力，根本在于沿袭原有的增长方式，在新的经济环境和发展阶段下遇到严峻挑战。突出表现：一是出口导向模式遭致外部变局冲击。近年世界经济步入低速增长期的可能性很大，经济增长很难像以前那样依赖强劲外需。二是投资驱动增长受到多方约束。实业投资持续多年增长不快，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后劲；今年来工业投资增长率从3月的22.5%下滑到5月的15.3%(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长堪忧)。三是劳动力比较优势面临“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升，将持续困扰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格局。四是低成本竞争面对高成本重压。现在全球进入新一轮通货膨胀周期，未来若干年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在高位波动。五是产业升级眼不上需求升级步伐。工业结构没有重大变化，工业增长仍主要靠传统产业，高技术、高成长的新兴产业尚难形成较大规模。关键问题是，企业创新能力较弱，难以实现从依赖要素投入向提高要素利用效率转变。现在到了实行这一“革命性变革”的重要关口，如不加快转变势必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现在，浙江还有个不可回避的大问题，就是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制造业生存环境不佳。在此情况下，一些大中型骨干工业企业不是着力于创新发展，向创新型企业转型，而是大量向房地产商转变，把工厂作为房地产的融资平台。近两年房地产成为浙江技资增长的第一大推力，去年房地产技资对全省固定技资的增长贡献率高达46.9%，今年1-5月其投资增长贡献率仍达45.8%，比全国的房地产技资增长贡献率高出一半，同期全省制造业的投资增长贡献率仅为22%。这一状况持续，不仅增大了经济运行风险，而且更不利于优化创新环境和推动创新发展，非改变不可。（浙江经济2011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