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党校教员科研成果的两种报告形式 曹文彪

    我写此文的目的，是要对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党校教育工作者们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即教学与科研之关系的问题进行新的思考。这个思考之所以很有必要，是因为，迄今为止，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并且因此对党校的教育事业产生了许多颇为严重的后果。
    细思一下便不难发现，平常大家所谈论的所谓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其实乃是讲课与写文的关系。说到讲课与写文，作为在省级党校从事教育工作达27年之久的一名教员，我认为，至少就党校——当然主要是省级以上的党校而言，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以科研为其根本的前提，换言之，没有深入的研究以及丰厚的研究成果的支撑，所谓讲课与写文便均无从谈起。这句话换一个说法就是，党校的讲课与写文乃是科研成果的两种报告形式：前者是用语言在课堂上向学员进行报告，后者则是用文字在书报刊物上向读者——学术界的、党政部门的以及社会各层面进行报告。
    这二者之间的不同主要在于以下这么几点。其一，从讲课与写文的状态看，前者比后者要困难得多。究其原因在于，讲课只能不停歇地一气呵成，并且无法修改。除此之外，好的讲课还需教员有着高超的讲课艺术及控制调节课堂气氛的能力。总之，它如同演出一样，从登上舞台的第一刻到离开舞台的最后一刻，一切就全看讲者的了，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他，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得了他。而且他讲得好与坏立刻就被学员们铁面无情地作出评判。而写文却与此完全不同。写者可以停顿，可以中断，可以不断修改，不断润色。他的作品的被评判的过程乃是一个漫长的、点滴的、不确定的、无形的过程。因此他不会像讲者那样要承受被当场评判的心理压力。
    其二，就讲课与写文所产生的影响而言，两者也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大体而言，讲课是直接的，写文是间接的；讲课是强烈的——请想象一场精彩的讲课结束之时全场所爆发出的雷鸣般的掌声吧，写文则是平和的——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在安静地阅读论文或论著的；讲课是群体性的，写作则是个别性的——一般来说，一场讲课的听者总是一个或大或小的人群，而一群人一起共同阅读一篇论文或一部论著尽管并非绝无可能，但通常是不可能的；讲课是快速的，写文则是缓慢的。
    其三，通常讲课可以多次重复报告同样的科研成果，而写文从原则上讲则不行，同一个科研成果从理论上讲只能报告一次或即只能发表或出版一次。不过，这一点不宜过于夸大。我的意思是说，就党校的讲课——这里当然主要指进修班之类的高层次的主体班的讲课而言，其对创新的要求也是很高的。换言之，尽管它的确不像写文那样要求每一次讲课所报告的都是全新的科研成果，但是毕竟它也决不允许教员长期重复报告同样的内容。因此，讲课也如同写文一样始终处于不断的创新之中。这里的创新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两种情况：首先是不断开拓新的专题；其次是同一专题课的讲授必须不断地调整其讲授的内容——从个别的例证、看法、表述到基本观点及总体框架等。有鉴于此，可以断言的是，党校的真正优秀的教员，第一，他一定是不断开拓新的专题的；第二，他也一定是不断调整同一专题的讲授内容的。否则的话，他的讲授绝不可能长期地受到学员们的普遍而广泛的欢迎。也就是说，他的讲课一定是由深入的研究和丰厚的研究成果支撑的。
    综上所述，应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总体而言，讲课比写文的要求要高出许多。因为，讲课除了和写文一样需要有科研成果和驾驭表述媒介（就讲课而言是语言，就写文而言则是文字）的能力之外，还需要克服怯场的心理，并且还需要具备掌控场面的能力以及特别是即兴发挥的能力。真正精彩的讲课绝不可能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讲课计划照本宣科地说完或背完的，相反它应该是大体上遵循一个讲课框架而进行的，并且在进行中常常由于和听讲者的交流互动而爆发出某种灵感并且因此闪烁出思想的火花和喷发出令人惊叹的警言妙语，正像书法家在创作当中常常会不期而然地甩出一些神来之笔一样，而这些往往才是精彩之课的真正的精彩之处！这样看来，培养一个优秀的能讲课的教员的确要比培养一个优秀的能写文的教员要困难得多。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对党校来说，讲课与写文理应被视为教员报告其科研成果的两种不同的形式。既然如此，何以长期以来党校系统始终存在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即认为写文才是科研而讲课却不是呢？
    据我多年的思考，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点。首先，如上所说，尽管讲课也是科研成果的一种报告形式，但是客观地说，正像前已指出的那样，就其密度而言，的确有时要稍逊于写文，加之平心而论，毕竟也有一些哪怕是主体班的专题课也属平庸之课，因此，日久天长，人们便自然会误把写文等同于科研，而把讲课仅仅视为讲课而已。其次，自从进入书写的时代以来，对文字以及各种文字的文本便渐渐产生了一种崇拜，即文字崇拜或文本崇拜。由此，一般人总是倾向于把文本里的东西视为高于话语里的东西。因此，同一个思想或同一个观念，用文字加以表达和用语言加以表达，其效果便大不相同，有时乃至有天壤之别：前者神圣无比，后者则平淡无奇。其结果是，一个思想或一种观念倘若不能书写下来，那显然就不太可能被认为是科研成果。再次，自从有了文字以来，人便被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能书写的，另一来则是只能讲说的。由于科研显然是一种脑力劳动，因此，很自然地人们便倾向于把能书写的看成能研究的，而不把能讲说的也视为能研究的。
    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这三点原因中，除了第一点略可成立外，其他两点其实都是不能成立的。为能说明问题，我们只要提及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及中国先秦时代的孔子就可以了。这两位乃是东西方的早期最为伟大的思想家，可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位思想的表达不是经由讲述而是经由书写的呢？回答是没有。如果我们再把那些宗教的领袖——比如耶稣、释迦摩尼以及穆罕默德等也算进来的话，我们就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思想的表达，文字并不是唯一的，甚至还不是最理想的。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一点应该不容置疑，那就是，一个思想或一个观点是否是科研成果，并不在于它是被讲出来的还是被写下来的，而在于它是否具有创新性，即是否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命题或新的理论，倘是，它便是科研成果，反之，则不是；至于它是被讲出来的还是被写下来的，原本是无所谓的。正因为如此，诸如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概论》、章太炎的《国学概论》乃是真正的和重大的科研成果（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概论》则被公认为二十世纪西方学术界的最伟大的科研成果之一），尽管它们都只不过是两门课的听讲者们事后对听课笔记进行整理而成的结果。因此，对党校来说，精品课的讲稿及新专题课的提纲等，有绝对的理由被视为真正的科研成果。
    （作者系浙江省委党校教学指导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