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李东朗 ; V: u" I" R8 }( s5 z9 h. ?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时候只有50多个人,而且面临北洋军阀、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在艰苦环境下, 于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夺得了全国政权。在险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不断发展、不断成长、不断胜利,最后取得全国胜利?这是我们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首先应该了解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的许多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今天的建设也非常有借鉴意义。 李东朗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 d' q! q* R7 n& H! T6 {0 G' b! B
来之不易的胜利 首先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就是关于1949年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个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事件的巨大意义,为什么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是在这之前,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是站不起来的,中国人民生活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近代史是非常屈辱的历史,是受外国侵略者压迫、任人宰割的历史,中国人民像是跪着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这一点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回顾这段历史,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重视,就是从近代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都希望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能够把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屈辱历史改写。为此,许多人都进行了奋斗,从清末的改良派、戊戌变法、太平天国,到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但是都没有成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是一个巨变,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此,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的利益由中国人自己来支配,不允许任何外国列强指手划脚,这是民族的光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个胜利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敌人非常强大,困难非常多。 第一个困难是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操纵和支配中国。中国清末时期、北洋军阀时期直至国民党时期,许多活动都是听命于帝国主义。我举个北京的例子,1935年,日本在华北大规模走私能源、物资、毒品、枪械、海产品,当时北平海关去稽查,日本人出来干预,要求北平政府停止在北京周围的稽私活动,否则采取断然措施,当时的北平政府在日本的威胁面前就停止了稽私活动。同样是1935年,日本对当时北平的市长、驻军包括国民党的北平党部不满意,要求换人,国民政府完全听从了他的要求,调走了当时的东北军张学良部队,撤换了国民党中央任命的河北省主席、北平市长、天津市长包括国民党的天津党部。抗日战争之后,包括国民党逃到台湾之后,一直是听美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美国主导下,1950年签订了《旧金山协议》,解决战争过程中和日本打过仗这些国家的国际关系,但是这个协议没有明确表示把台湾归还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对此也不满意,但是他后来还是听了美国的话,签订了《旧金山协议》。 在旧中国很长时间里,中国国家的事情不是由中国人和中国当时的政府作主,而是由外国侵略者、由外国政府给中国人作主,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和帝国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面对的敌人很强大,既有帝国主义又有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有800万军队和美式装备,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在很困难的情况下逐渐发展,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非常困难,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方面困难是共产党面临残酷的镇压。北洋军阀时期对共产党进行残酷镇压,他们把共产党叫赤党、过激党,要坚决镇压。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李大钊是被北洋军阀张作霖给绞死的。国民党时期,残酷镇压的程度就更深了,最典型的是“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所以,大家看到许多的影视作品、回忆文章或者书籍都介绍说当年的共产党人是不断有人流血牺牲,处在非常惨、非常险恶的环境中。国民党就是企图通过残酷的镇压来打击共产党、消灭共产党,遏制革命。他们用屠杀让你感到害怕、感到恐惧,然后搞垮共产党。新中国1955年授衔大将之一的徐海东,他们家族被杀了60多人,村里凡是姓徐的男性全部被杀掉。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甚至掘祖坟,湖南军阀曾经到韶山去要掘毛泽东的祖坟,因为搞错了才没成功。现在有记载的掘到祖坟的有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当时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是非常危险的,不仅是个人的危险,而是整个家族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险恶、危险的环境中逐渐发展壮大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三方面困难是条件非常的艰苦。我们大家都知道政治学有个概念叫“利益驱动”,就是我干这个事,一定要看到这个事对我有好处。但是,当时许多共产党人来参加革命明显看不到好处,革命是非常艰苦的,经常是没有饭吃、人身安全没有保障,在非常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进行激烈斗争。放在今天来讲许多现象都觉得不可理解,比如长征中一昼夜走240里路,我们今天24小时走240里路是不可设想的。当年的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艰险的环境里进行革命,在只有付出没有利益回报的条件下,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
7 k3 q) I% Q: i( @% [, G/ O 取得政权的原因 敌人是强大的,条件又非常艰辛,自己的物质条件又非常不足,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夺得了政权取得胜利?早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他们有着奋斗的精神,但是并没有想到胜利就在眼前,但是他们还是在继续革命,人们为什么这样?我想有这样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推动了党和革命事业发展。 这个政治优势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所以在那样艰苦复杂的条件下,许多人牺牲了,许多人被国民党抓起来了,但是仍然不断有人来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从建党时期的50多人到大革命发展高潮的6万多人;“四一二”事件国民党背叛革命,共产党员变成一万多人,到1930年又有30万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剩下四五万人,到1942年又有80万人;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时有120万党员,到1947年有200多万党员,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是448万人,党组织在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这么多人不顾个人和家族安危、不计代价参加共产党、加入革命的队伍,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党的救国救民的主张,使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抱负和政治主张吸引着许多人靠拢党、参加党、为党去奋斗,这就是政治。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政治纲领、政治主张是至关重要的,国民党有八百万军队,有先进的美式装备、坦克、重炮、飞机,掌握着全国大中城市,有经济基础,有物质资源,还掌握着交通线路,其优势远远大于共产党的军队,但是共产党以100多万的军队战胜了国民党400多万军队的包围和进攻,并在战争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壮大,最后消灭国民党800万军队。坦率地讲,蒋介石也是一个政治家,也有一定的谋略,国民党的许多战略和军事计划都是符合军事原理的,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军事院校毕业有作战能力和军事素养,而且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很多军事计划都是美国军事家制定的,但是国民党军心涣散、内部勾心斗角,再好的计划都实现不了。用国民党的一个军令部的部长的话说,共产党的军队是有主义的,国民党的军队是没有主义的,所以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部队战胜了无主义的部队,突出的就是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就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而奋斗,政治工作把人心给凝聚起来了,人心凝聚起来了就有战斗力,就可以克服常人不能克服的困难,就可以创造许多的奇迹。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政治上的优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近代以来有两大历史主题,一是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开始确定了反帝反封建,反帝就是实现国家独立,反封建消灭当时的封建经济制度、消灭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民,反帝反封建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不断有人认可共产党这个主张,靠拢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前一段演的《潜伏》社会影响很大,里面的原型确实存在,其中有个原型性的人物叫李茂堂,他原来是共产党,1935年被国民党抓住了,为了活命叛变成为国民党的中统特务,但他的思想认识上还是认同共产党的,因此国共合作抗日之后,他又逐渐寻找共产党组织向党组织靠拢,给共产党提供情报、提供帮助,1944年经过中央批准再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是甘肃省公安厅的厅长。很多国民党高官的子女毅然加入共产党。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1947年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在华北地区和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作战,恰恰就在1947年,他的女儿傅冬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蒋介石的文官陈布雷的女儿陈莲在40年代加入了共产党。 还有从30年****始一直到40年代,国民党许多高官背地里参加共产党。如文革前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他曾经是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和国民党立法院的委员,而且他是太子派孙科的主要人物,他在1933年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一般人来讲也不好理解,他是国民党的高官,生活条件是非常舒适的,却在革命很困难的年代参加了共产党。还有一个何基沣,国民党二十九军的一个主力旅的旅长,卢沟桥事变之后升任为国民党的师长,1938年秘密前往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起义,淮海战役时他是国民党的军团副司令兼军长。像王昆仑、何基沣这样的还不是个别的,当时有一大批国民党的军长、师长级的人物秘密参加共产党或者靠拢共产党,为共产党做事。从条件上来讲,他们当时处在社会的上层,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去参加共产党呢?就是认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当时条件很艰苦,力量也非常弱,但是他的政治主张代表和反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要求,符合历史潮流。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有大量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奔向了延安和抗日根据地,有统计说当时的青年学生有70%去了延安和抗日根据地、20%去了大后方国民党地区、10%留下来了,当时延安条件是很艰苦的了,为什么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涌向延安呢?仍然是共产党对他的吸引,而共产党这个时候吸引他们的就是政治主张。政治路线决定一切,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关系一个党的兴衰成败,一个党的政治路线、政治纲领是不是能够为人民所认同,关系这个党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共产党在那样艰苦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不断地战胜困难,不断地发展壮大,不断取得胜利,首先是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党的先进性的政治优势。 第二,共产党人为主义、为理想英勇奋斗的行动极大地促进了革命。 当年的共产党人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努力践行党的主张、路线、方针和政策。当年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是非常不容易的,从理论上讲工人阶级是当时的先进组织,农民阶级是中国共产党可靠的同盟军,但是实际上不是关系密切就跟着我们走了,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让人们慢慢认可的。所以,当年共产党人开展工人运动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都深入到工人中间。为了发动工人,北平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党的干部也去拉黄包车,跟工人们融合在一起;为了到安源煤矿去发动工人罢工,李立三等人也是穿着工人的服装下到煤窑里和工人在一起生活,跟工人打成一片了才和他们一块儿交流;为了发动农民,就深入到农村跟农民一块聊天、一块种地,帮助农民去干活,然后再发动起来。正是因为共产党人用坚毅的行动获得了工人、农民的认可,在很困难、很危险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共产党。 当年爬雪山过草地是非常艰苦的时期,体现了红军英勇的、所向无敌的那种革命精神,他们为了革命的目标、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不畏艰难困苦、流血牺牲,他们的行动影响、感染了很多人。当年很有影响的一本书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本书激励着、影响了很多青年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西行漫记》反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徐海东、林彪等红军经过怎样的曲折和艰辛参加革命的,这本书把国民党妖魔化共产党人的种宣传给打破了,国民党当时要打击共产党,说了共产党人许多坏话,对共产党进行妖魔化宣传,说共产党人六亲不认、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等,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反共宣传,许多人对共产党是不了解的,斯诺作为一个中间立场的美国记者,在陕北考察了三十年,把共产党人的形象、共产党的人的行动、共产党的优点以及不足全部如实地反映出来,给人民展现了共产党人充满生机勃勃、为了中华民族解放大业而努力奋斗的形象,由此感染许多人,他们了解到共产党人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有救国救民的胸怀,同时有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坚韧不屈、英勇奋斗的行动,因此许多青年走向延安、靠拢共产党。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黄炎培自称是五朝元老,经历的事情很多,又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对于国家、民族、政治有自己的领悟和判断。早期他是蒋介石的座上客,经常被蒋介石请去谈话聚餐,后来他抛弃了蒋介石而转向共产党,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同盟者,为什么这样?他曾经这样讲到,通过抗战时期跟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这些共产党人的接触,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是在为谁服务、为谁奋斗,由此对他这个几朝元老、在政治上见多识广的人产生了很大触动,从心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靠拢了中国共产党,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成为政务院的一个副总理。 我们今天客观地思考一下,当年那一代人奋斗的业绩是非常感人的,甚至是普通人难以做到的。那个时候前途未卜,物质条件很差,但是共产党人从自己做起,努力地、一步一步地为党的纲领、路线去奋斗。在40年代的重庆,许多人对共产党人的认识是怎么样呢?如果你这个人很正派、不抽烟、不赌博、不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不坑蒙拐骗,国民党就可能认为这个人是共产党。乐于助人又没有其他的毛病,正直、正派、作风很严谨的人就会被国民党特务认为是共产党,这就是共产党人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军队、领导根据地的人民艰苦奋斗,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不断地开创了革命的视野,推进了全国的革命。 第三,积极而切合实际解决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 共产党在当年是少数,甚至在我们今天也还是少数,我们今天有8000多万党员,但是相对全国13亿人口而言党员还是少数,在土地革命时期开始的时候就1万多党员,当时全国有4亿多人口,甚至到全国解放时有448万党员,但跟当时的四亿五千万人口比起来还是少数,所以党要践行自己的奋斗目标,必须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把人民群众组织和发动起来,共同革命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人为什么能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使人民群众认可共产党,支持共产党,追随共产党去革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给人民以好处,共产党给人民以好处主要体现在两部分人之间。 一是给农民好处,主要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经济上的好处就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从中国近代以来,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少数地主、富农拥有大量的土地,而80%贫苦农民无地或者少地,而农民生存的条件是土地,如果没有土地,他的生活就难以保障,就只能去给地主打工,所以从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看到这一点的人很多,孙中山时期就强调平均地权,就是要解决土地集中的问题,但是国民党虽然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却没有实行,因为他代表了地主阶级之类的利益,要解决土地问题必然要触动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从大革命时期就提出要发动农民解决农民土地的问题,大革命失败以后,党明确地把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打土豪分田地,由于打土豪分田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所以把1927年1937这一段叫土地革命时期。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了统一战线,联合国民党、地主阶级抗日,共产党把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这是在抗日战争民族利益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解决农民经济问题一个政策。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党又再一次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49年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所以解放战争时期在反对国民党进攻的过程中,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解决土地问题给农民经济上以好处,这就是看得见的福利。政治上给农民的好处就是赋予农民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到国民党时期,广大的民众没有政治参与权利,辛亥革命之后有选举制,但是当时的选举制度对选举人、被选举人有官职、学历、财产的要求,普通的平民百姓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在根据地大规模选举,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给人们政治权利,这个政治权利实质上是对广大人民的人的权利、尊严、社会地位的尊重,是对人政治上的解放,对于调动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对于解决农民对共产党的认同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济上要让农民翻身,政治上是也让农民翻身,毫无疑问,人民群众认同共产党,跟着共产党。经济上状况改善了、生活条件改善了,共产党给人民群众带来好处,解决了人民群众当时迫切需要解决、要改善生活环境的问题,这一点对人民群众认同共产党、跟从共产党是非常重要,但政治上的翻身同样重要。现在有人强调是经济上的翻身,我说只有经济上的翻身,人民群众不一定跟你走,必须是政治经济双方面的。因为在这个年代,跟共产党走是有许多付出的,要为战争服务、要去参军参战,经济上他是翻身了得到好处了,他要维持这个果实,另外共产党给他前所未有的荣誉,使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体现了,让他从心里边认同共产党。 在中国当时的“人民”概念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出现的“左”的错误、右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处理资产阶级关系上出现的错误。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处理了资产阶级的问题。当时中国资产阶级人数不多但政治影响大,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力还是一个向上发展的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很好地处理了资产阶级的问题,首先把资产阶级区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也就是大资产阶级和中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权贵代表,是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基础,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把它作为革命的对象,抗战时期由于他抗日,所以我们把他作为合作的对象;中国共产党从1935年就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动摇的,和国民党反动派相比他是中间势力,但是这个中间势力影响很大,他倒向国民党对共产党就不利,他倒向共产党就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团结他们把他们争取过来。我们通过斗争解决他的摇摆性问题,通过利益驱动去争取他,让他感觉到跟我走有好处。那么给资产阶级的好处是什么呢?民族资产阶级希望革命后能够获得发展,在延安时期,党的政策就明确提出了在革命之后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发展便利。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专门约见了重庆的民族资本家,明确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夺得政权之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就是满足资产阶级的愿望。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帝国主义、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压,也受到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排挤,所以他有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买办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意愿,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明确地反帝、反封建,政治上完全满足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愿望。经济上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之后能够存在并发展,政治上又把挤压民族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倒,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都能得到好处,所以他们从原来的恐惧共产党、对共产党不了解到后来逐渐的认同共产党、靠拢共产党,之后支持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许多民族资产阶级把厂房和资金都留到了内地,当时蒋介石也曾经胁迫民族资产阶级、资本家把厂子的资金卷走,但是绝大部分的民族资本家都留了下来,他们是从共产党的主张中、从共产党的行动中认同了共产党,共产党的政策给他带来了好处。在北平解放以前,当时北大、清华等高校的知名知识分子都在北平地区,蒋介石通过胡适派一架飞机来接这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到南京去,然后跟他去台湾,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人搭他的飞机去,80%的顶尖知识分子留了下来。当时上海青红帮的头子杜月笙,他跟蒋介石、跟国民党权贵都有很密切的联系,但是到解放战争时期也留下来了,蒋介石当时也动员他走,但是他没有跟蒋介石走。荣氏家族、火柴大王刘洪生、永安集团等等当时在中国很著名的民族资本家都留了下来,就是他们从共产党的政策和行动中感受到了他们是能够得到好处的,也是认同共产党的。 当时中国的80%人口是农民,农民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认同了共产党,可以说整个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社会精英资产阶级有许多发言权、有很大政治影响力,他们也认同、支持共产党。所以从当时中国社会的人心向背来讲,是背弃国民党认同和支持共产党,这就是人心向背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命运和前途。 第四,党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具体的历史环境。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遭受了两次重大的挫折,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1935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两次严重的失败几乎使党处在非常危险的边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两次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呢?很大的原因就是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出现了严重错误。大革命时期出现了右倾错误,对国民党反共行动没有采取正确的应对政策。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是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成为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错误的经济政策,统一战线方面错误的做法,使党受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军事方面的错误导致作战的失败,而统一战线方面的错误官僚主义孤立了自己,经济方面也有许多错误使根据地经济很困难,所以诸多的因素下特别是在军事战场上的错误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个错误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为什么要长征?就是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在中央苏区待不下去了。但出现这样严重的错误不久后党又复苏了革命,为什么能够复苏?就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八七会议、党的六大提出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从而在逆境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复苏了革命。所以政治路线是非常重要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正确地应对当时复杂艰辛的局面,能够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从而开创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历经曲折战胜严重困难,恰恰是党的总体上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比如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实行的战略方针是敌后游击战,现在有人对这个游击战的方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甚至有的人说共产党就是瞎掰,抗日打游击战是小打小闹,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去考察,一定可以得出这个战略的英明性。日本侵略军当时是世界军事强国,是中华民族强大的敌人,他的军队很有战斗力,有先进的武器,有世界一流的军队装备,军队训练有素、独立作战能力很强,士兵在武士道精神的灌输下很顽强。所以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凶恶的敌人,如何和这个强大凶恶的敌人作战并且赢得胜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1937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了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当时许多人都不理解,因为日本人从华北、华中大规模侵略中国,觉得靠游击战去打日本对整个战局影响小、战果也小,不能遏制日本人的进攻。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这样提出来呢?毛泽东是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中日军队的特点,八路军、新四军装备的特点而提出来的。当时八路军、新四军的装备不行、弹药不足,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时候,三万多人只有一万多支枪,平均一支枪只有30颗子弹,没有炮和重机枪,这一万多支枪都是在过去战争中缴获过来的,有德国造的、捷克造的、汉阳兵工厂的、山西阎锡山兵工厂的,五花八门。只有三十颗子弹,如果在战场上对射一会就打完了,所以没有条件去打阵地战,只能打伏击战,就是预先选好有利地形埋伏好,等日军过来打一阵枪和手榴弹,然后马上冲上去和日军进行肉搏战。游击战的特点就是偷袭,趁其不备打一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恰恰当年八路军、新四军有跑得快的优势,战争目的就是消灭敌人保住自己,我在这儿打一下就跑了你追不上我,我就胜利了,这就是游击战。事实上游击战的做法对日本的打击和杀伤的战果是显著的,华北抗日根据地领导人在抗日战争之后算过一笔帐,当时八路军在华北掌握三百多个县,如果一天一个县消灭一个日本人,一天就三百多人,一个月就能消灭日军九千人。九千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重大的战役叫台儿庄战役,国民党调动20多万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一万多人。八路军靠游击战,我一个县消灭一个人一个月就九千人,而八路军当时一共只有三四万人,要全部去打阵地战也打不了多少。所以游击战是毛泽东根据整个战略形势、敌我双方力量等情况提出的战略,应该说这是致日军于死命、充分发挥八路军新四军优势的一个战略。 台湾一些学者讲国民党抗战时期进行了22次会战,每一次都是十几万、几十万人作战,你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就几万人,当然不可能有那样的作战了,但是游击战一年把日军四十万人次的兵力牵制和消耗在这个战场里,八年抗战消耗多少人?你说他对整个战争的影响和贡献有多大?应该说是正确的战略、正确的方针、正确的政策产生的积极的效果。还有一个说法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牺牲了200多个将军,而共产党牺牲的高级领导只有2个,一个是新四军第四师的师长彭雪枫,一个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我跟他们说不能这样去比较,为什么呢?首先,我们不能以死的将军多少来评判对战争的贡献,因为战争目的首先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毫无疑问每一个在抗日战争牺牲的将士都应该被肯定,因为他是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但是不能拿这个来评判抗战贡献。错误的战役、错误的指挥,损失肯定很大,但是并不能说明对抗战的贡献大。第二,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方式和国民党军队正面战争的作战方式是不一样的。正面战场作战的方式是打阵地战,如果我们大家有机会看看电影《血战台儿庄》,国民党抗日将士流血牺牲为国、为民奋斗那种精神和事迹是感人的,但从战略上战术上来讲是不可取的,死守着一个地方,然后在日军进攻下应敌,最后全军覆没。八路军新四军采取游击战,游击战的方式就是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敌人的劣势弱点去打击敌人。第三,抗战时期共产党的牺牲是很大的。因为当时国共合作,国民党就给八路军三个师的编制,所以当年红军许多师长都被降为了团长,师长是将军,团长就不是将军了,如果从团长算起,共产党牺牲团以上的干部、地区地级以上的干部多极了,师以上的干部就牺牲了近二百人。我说这个还是要突出说明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策略对革命战争的重要作用。 由于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有着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党克服了困难没有出现失误,革命一直向前发展,所以历史说明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对于革命、对于党的事业的极其重要性。 - g9 ]1 X2 k+ O# }* r5 U$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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