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专家学者 党史大讲堂 全文实录汇总贴

　　当年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出于什么意图、什么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说极端复杂。现在海内外对“文革”起因的说法很不相同。诸多说法当中，大概有一种说法是比较有市场，那就是“权力斗争说”。有人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解释“文革”的起因。他们这样讲，“文革”是中共高层特别是毛刘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威望空前低落，而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收拾残局，威望日益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感觉到大权旁落了，刘少奇越来越不听招呼了，于是下决心把他打倒，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解释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毛泽东也不讳言，他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夺他的权。
　　但是，我认为这是直接的原因，表面的现象，光看这个或者说用这个来解释“文革”，解释不清楚。比如说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文革”还要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持续十年毛泽东都不罢休，后期又讲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我认为这都讲不通。另外我们还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1962年之前对刘少奇、邓小平是非常欣赏，甚至把他们是当接班人对待的。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访问苏联，赫鲁晓夫问过这个问题。1961年，英国访华的元帅蒙哥马利也问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都很明确，他之后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人家再问，邓小平之后是谁？毛泽东讲那就不知道了，管不了那么多。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不满，是从1962年以后才开始的，不满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三自一包”的问题。所以，是有分歧，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分歧决不是所谓的权力斗争，可以说是政见之争，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我们今天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当然是不对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克服困难、调整经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所谓修正主义的东西，他们也决不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毛泽东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我想根源就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的社会主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根据他在“文革”当中包括“文革”前夕对社会主义的若干论述，概括出来两个基本方面：一个固守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什么基本特征呢？我概括为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这四个“单一”，我们今天肯定是当苏联模式的特征看，而当年毛泽东把它当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去固守、坚持。在他看来，苏联管得死的毛病可以解决，但这四条不能动，动了就是修正主义。那么好了，拿了这所谓四个“单一”去衡量刘少奇、邓小平搞的一套东西，他当然就认为是修正主义。衡量赫鲁晓夫、铁托，也是修正主义，或者说更是修正主义。当年满眼都是修正主义，现在来看标准出了问题。
　　再一个，毛泽东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我觉得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点，一点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为了缩小差距，甚至他带头降低自己的工资。第二条，政治上完全平等，主要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他批评有些地方干群关系像猫鼠关系，老百姓见了领导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毛泽东特别怀念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那时候没有工资制，也没有军衔，顶多是干部、战士吃饭，有大灶、小灶之分。小灶也好不到那里去，但是大家的干劲就是高。而进入和平时期，执政以后，毛泽东对有些现象不满意。比如说把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要评定每一个人的工资标准，有人嫌定低了。还比如评军衔，也有人认为应该给自己评高一点。毛泽东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后来干脆把军衔制取消。还有第三点，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一部电影，他都关注，都怕弄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先从文化领域搞的革命，或者先革的文化的命。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心目当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有这三方面的理想。这三方面的理想，如果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非常漫长的将来实现，我认为不能说它有多少问题。我觉得毛泽东的失误在于，不具备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下楞要去推行这个理想，那必然有阻力，行不通。比如说收入差距过于小，小到平均主义的地步，还能调动得起积极性吗？还有效率吗？我认为不可能。还比如政治上完全平等，那是对的。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军要下连当兵，短时间内去体验一下，我认为也不困难。当年我们有些将军就拿掉将军的肩章，戴上士兵的船型帽当兵去了。长期这样做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还有精神上高度纯洁，是需要纯洁一些，但有没有必要那么纯洁呢？比如说“文革”之前，曾经批那个鬼戏《李慧娘》，李慧娘冤死之后化作鬼向贪官讨公道，政治上有什么害处？曾经没完没了的批。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在推行过程中必然有阻力。干部这儿遇到阻力，开始强调教育，但教育来教育去，发现老干部好象是变修了，把他们打倒，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一些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后来毛泽东对王洪文很失望，因为这些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不说，享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开始也重视教育，每到冬春农闲时节，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教育来教育去，发现农民老想着多养几只鸡、下点鸡蛋，到集市上卖掉，买点别的生活用品。后来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讲个体农民的结论，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后来提出要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要限制每家每户养鸡的数量，甚至一度关闭集市贸易。
　　用这样的方法想去实现理想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所以在毛泽东晚年，在他看来不是离理想社会更近了，而是更远了，所以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1975年，这时候毛泽东身体已经不好了，他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把蒋介石这些人赶到几个岛子上去了。这件事他很自信，说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多，顶多有人唧唧喳喳希望早点把这些岛子收回来。这件事确实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建立新中国。而第二件事就不自信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少，甚至在他身后交接班有可能在血雨腥风当中交接。他知道“文革”当中不少现象是不能肯定的。比如他多次批评过武斗，批评过列车不正点，甚至铁路不通车，也批评过外国的轮船到我们码头上没有人卸货，码头工人闹革命，误了人家的船期，得赔人家的钱这些现象。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不能肯定的，要纠正的。所以1975年他给邓小平提了一个要求，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做一个关于“文革”评价的决议。他定的调子是七三开，七分肯定“文革”就够，不要求全面肯定。但他没有想到，邓小平拒绝了，不做这个决议。邓小平讲出这个理由，自己是桃花源中人，“文革”打倒的对象，不适合做这件事。这个理由也是站得住的，但明摆着，邓小平内心深处就是不愿意肯定“文革”。不要说肯定七分、五分了，三分、一分他都不愿意肯定。后来看得明白，“文革”结束后，他再复出的时候，强调彻底否定“文革’。邓小平为了这个拒绝，付出了代价，再次被打倒。但是对毛泽东来讲，那就更加失落了。
　　1976年春节，毛泽东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工作人员回忆，电影的名字叫《难忘的战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看过这部电影。当毛泽东看到电影当中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诚欢迎镜头的时候，他放声大哭。他哭什么？我认为是触景生情，联想到他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不光没实现，反而不如建国初，更不如建国前。他眼前的现实跟他的理想巨大的反差，让他伤感，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曾经很自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后来他发现，乱的不是自己吗？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招了，所以只有伤感而已。
　　这反映了什么？反映1981年中央的历史决议所作的一个判断。“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个悲剧，他愿望是好的，方法错了。他始终认为是在反修、防修，是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文革”之前他看到了党内的一些阴暗面，比如说有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有的人鱼肉百姓。毛泽东容不下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方法错了。这些问题是要解决，但主要不是靠大批的所谓打倒、换人，而主要靠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如果监督制约跟不上，光靠换人，我想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新换上一波人可能比较收敛一些，但时间久了照样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看毛泽东的失误，恐怕就失误在这里。“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一个悲剧，对我们党、国家、老百姓来讲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以上，我粗线条地勾勒了我们这20年探索的过程。这段走得很艰辛、很曲折。为什么我们中间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刚才，具体的原因讲到了，包括毛泽东主观上的原因也讲到了，在这我想有必要讲几条客观的原因。我想，都讲到，可能会更周全一点，看问题看得更明白一些。
　　第一条，搞社会主义建设没经验。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政治斗争经验也很丰富，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不足的。开始我们跟着苏联学，学到1956年意识到不能学了，必须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是什么样的路？谁在短时间内能说得清楚！邓小平曾经讲过，“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头脑发热，难道我们没有发热？都发热。有些错误是大家一同犯的，我想这就是缺乏经验的问题。
　　第二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这一点刚才实际上讲到了，所谓四个“单一”就是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从别的角度再作一点补充。我们看当年发生过的事情，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哪一个没有发生？其实都发生了，有的甚至比我们还厉害。什么原因？就在于当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搞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病根是一样的。
　　第三条，长期封建主义的影响。这一点上，我们所受的影响更多一些，更深一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特别的长，虽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又铲除了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它的经济根基，但是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决不是短时间内能消除的。应该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失误就跟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系。比如说个人专断家长制，当然是封建残余的影响。还有个人崇拜也跟这有关系，我们有个人崇拜的土壤，所以当年才会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四条，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的环境。我们这20年的探索，始终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这样的环境就容易使我们产生两个方面的偏差。一个是容易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反映过度。美国要演变我们，苏联要颠覆我们，我们当然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但是当年只要有风吹草动，就容易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对付，结果一搞就扩大化了。还有，容易发生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截然对立开来的偏差，我们老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搞得很清楚。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批的很多所谓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是今天眼光当中的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第五条，普遍低下的科学文化水平。当年我们对现代化工业了解甚少，对现代技术革命更是不清楚。所以，才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比如当年的土法炼铁，跟眼界、素质有关系。
　　我讲这几方面客观原因，就是想说明当年我们的失误决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甚至也不仅仅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而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特定阶段里头，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所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我觉得这么看，问题可能看得更周全一些，也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段的探索肯定是没有成功，但是，没有成功的探索也有重要成就，也有积极意义。
　　实践中的成就，在我看来主要是建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具体说来，可以表现为这么四点：
　　第一点，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当年特别强调要建立这样的体系，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大国，大国就得有自己的重工业、装备工业。否则，你靠谁都靠不了，有钱也买不到。美国人不会卖给你。应该说，在毛泽东有生之年，我们这样的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布局也相对比较合理。1954年毛泽东说不能造的东西，很快从1956年开始就都能造了。
　　第二点，“两弹一星”的突破。特别是原子弹，我们当年是在困难时期起步，独立自主地发展我们的尖端武器。陈毅元帅曾经讲过，哪怕我们穷得把裤子脱下来当掉，也得搞自己的原子弹。北京的一些顶尖科学家离开了家，到了西北戈壁滩，连家里人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1964年，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功。后来邓小平讲，没有“两弹一星”，就不会有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
　　第三点，培养了很多人才。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有的至今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点，还有外交上的成功。主要是中美关系的突破所导致的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关系的改善。中美两国从抗美援朝开始激烈对抗，对抗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意识到事情有了转机。这个时候美苏争霸，而中苏到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边缘。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问题上有了共同利益、共同语言。所以，毛泽东抓住时机，导演了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同我们建交的情况下，居然跑来访问。这件事震惊世界，很多西方大国纷纷跟我们建交，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的关系根本上改善。这就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这些成就我认为都是实实在在的。
　　还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笔精神财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很多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英模人物的名字。比如说王进喜，比如说焦裕禄，比如说雷锋，还比如钱学森、邓稼先等等。这些人为我们国家民族的强盛复兴，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几年我经常有机会去大庆，大庆的铁人纪念馆去了好几次，我对王进喜的事迹可以说很熟悉，但是每次去都受感动。王进喜为了拿下大油田，为了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他讲宁愿少活20年。王进喜仅活了40几岁，应该说少活的不只20几年。对这段成就，我们应该给予肯定，否则不光有违历史的真实，而且也对不住当年的这一代人，对他们也不公道。
　　另外，这个时期的探索，在理论上也有积极意义。这一段探索当中取得的一些积极的理论成果，为邓小平这些领导人所继承，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再一个，邓小平等领导人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成了创立新理论、开辟新道路的契机。还有第三条更重要，那就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党和人民，包括教育了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现在想一想，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走出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他们总结了过去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文革”的教训。大家知道，邓小平的经历很特殊，“文革“当中被打倒了两次。这样的特殊经历，在党内使他对“文革”教训的思考比谁都多，也比谁都深，我认为是大彻大悟。他后来讲过，没有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正确总结，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如果有时间翻一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想很容易发现这个现象。那就是邓小平爱谈历史，他的很多重要的基本的论断就是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也不是社会主义，这都是他的基本论断。而且这些论断用的都是否定的句式结构。针对当年的教训，说这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个样的。再后来，又总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再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怎么样。我觉得邓小平理论可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几年前一位越南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我们是1978年，越南是1986年，苏联是1985年。我就回答，就因为我们发生过一场“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大革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头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把很多人撞醒了。所以，我们率先觉醒，率先纠正过去的错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来。所以，“文革”这个错误，我们看没有白犯，这个代价没有白付，换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
　　所以，综合来说，这一段探索虽然我们走得很不容易，走得很艰难，犯过错误，付出过代价，但是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国家的历史上、民族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这中间有成就，有教训。但是，我想无论是成就还是教训，对后来我们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全面地、理性地、公正地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才不会发生苛求于前人的问题，才不会发生割断历史的问题。
这是我对这段探索的一些理解、感悟。

第八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
　　主讲人： 中央党校教授　曹普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华访谈。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我们新华访谈也特别为大家带来了党史知识大讲堂系列节目。今天这一堂我们特别高兴地邀请到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曹普教授，为大家讲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的有关问题。欢迎您曹教授。
　　曹普：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主持人：曹教授，我们知道在党的90年历史上，有两次会议特别重要。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是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由此改变了党和国家的发展命运。现在回顾这段历史首先想到的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那首先请曹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那时候的国内背景是怎么样的？
　　曹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我们就可以从建党90年说起，90年前我们党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两大历史使命：一是求得民族独立；二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富强。
　　民族独立的任务，经过28年的民主革命，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我们完成了这个使命。1949年我们党执政后实际上是为完成第二个使命，也就是把国家搞得富强这一使命来奋斗。
　　应该说我们从建国之后选择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让国家走上繁荣富强，从1956年开始我们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以后我们就开始探索怎么搞社会主义。应该说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探索的开局是好的。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从1957年开始，我们在建设方面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挫折和问题。特别是1966年到1976年之间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更给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沉重的灾难。
　　邓小平同志后来讲过一个话，他说文化大革命十年，特别是往前延伸就是1957年以后我们犯了二十年左的错误。在这二十年当中也不是没有取得任何成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从政治上来看，总的来说是一个混乱的状态，而从经济上来说是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一个状态。
　　文革结束以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小平同志反复反思和强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应该有她的优越性，在我们搞了社会主义以后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越性。但是建国后20多年来我们没有把这个优越性发挥好，人民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工农业发展都没有达到我们曾经预想的那样一个好的发展。所以在文革结束以后急需改变这样一个状态。
　　主持人：您刚才介绍了整个的国内背景，那再联系一下国际背景，特别是像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他们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曹普：在我们国家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在把国家引向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中，由于我们犯了一些错误，遭受了挫折，走了弯路。
　　但是，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在这一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二战后世界范围兴起了新科技革命，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欧洲经济、日本经济都实现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比如说，美国经济从1961年到1969年有106个月实现了连续增长；欧洲经济通过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也迅速走出了战后的困难局面，并且迅速实现了恢复性发展；日本应该说战争对它的经济破坏是很严重的，但是它从1956年开始实施经济自立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在1960年完成，从1960年到1979年又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过这两个计划的实施，持续15年它的经济在这一阶段增加了七八倍之多。日本1964年举办的奥运会，他在奥运会举办后三年GDP就超过了英法，在第四年的1968年就超过了德国，处在资本主义世界GDP总量的世界第二位。
　　和这些国家相比，应该说中国是大大落后的。也包括我们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比如说韩国，还有我们经常说的四小龙，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
　　所以，综合起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觉得是双重逼迫的结果：一是国内的困局，一个是外部竞争的压力，促使我们必须要改革，要寻找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使国家繁荣富强的道路。
　　主持人：那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正如您所说的外部竞争压力非常大，那我们当时是怎样了解和感受到中国与周边国家这些巨大的发展差距的呢？
　　曹普：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对外交往很少，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也很少。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我们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人们的思想也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松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急于想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样。
　　1978年掀起了出国考察的热潮，当时从1978年1月到11月份，11个月期间，仅仅经过香港或者是到香港考察的国内的各种团就有529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团就是谷牧率领的到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西德访问的欧洲五国团。当然，包括邓小平同志还包括华国锋，也都有一些外事访问的出访活动。这里我们所指的主要是经济考察团，主要是到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
　　谷牧这个团对后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团是5月2日出国的，到6月6日回来，一个多月的时间，走了欧洲五国，15个比较大的城市，80几个企业、学校、大的工厂等等单位。所见所闻深深地震撼了这个团的成员，这个团的成员大致有30人的样子，有的都是正部级、副部级的干部。
　　他们回来以后，在6月22日给中央提交了一个报告，6月30日由谷牧专门向中央做了一个专门的汇报，当时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是华国锋，包括叶剑英、李先念等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谷牧的汇报会。
　　这个汇报从6月30日下午3点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谷牧讲了很多代表团在欧洲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应该说这个会议对于我们后来实行经济改革决策和对外开放政策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他们看到了中国和外面的差距，不但他们看到了，很多对外出访的团也都看到了。
　　主持人：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发展迎来了新的转机。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才召开的，伟大转折是两年后实现的，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问题呢？请您再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曹普：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提出了“两个凡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中国发展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机，或者说是一个重大的契机。但是把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机和契机变为现实是不那么容易的，因为当时的思想状态和环境还不能够马上实现这个转变，特别是“两个凡是”的提出进一步阻碍了这个转变。
　　这里面就要说到华国锋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他也想改变中国的面貌，关于要加快发展的、要对外开放等也有一些想法和主张。但是在他当政期间，两报一刊也就是1977年2月7日提出了所谓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行。
　　这“两个凡是”，拿有的同志的话来说就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按照“两个凡是”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小平同志后来也讲了一个意思，就是“两个凡是”是想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原封不动地坚持下去。这样的话中国肯定就难以开辟新的道路，难以开创发展的新境界。
　　包括1977年八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和1978年年初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本来是开辟新时期的时间，两个会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和政策，但是都没有实现开创新时期的任务。所以这两年总的来说是处于徘徊状态。
　　主持人：那么我们现在也很想知道“两个凡是”这个“精神枷锁”是怎样打破的呢？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是如何实现的？邓小平对“两个凡是”持什么态度呢？
　　曹普：应该说，“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就很鲜明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1977年4月10日他给中央写了信里面就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实际某种意义上也是针对“两个凡是”的不准确、不完整。后来他又不断地说“两个凡是”是不行的，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清楚让我出来工作的问题。他说马克斯、恩格斯没有说过“两个凡是”的问题，列宁也没有说过，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讲过，因此“两个凡是”应该是站不住的。但是，小平的话没有公开报道出来，大家有的也不知道。
　　在打破“两个凡是”这方面是通过一篇重要的文章，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从题目就可以看到它的主要意思，检验真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实践，实际这就排除了指示等一些个别的只言片语，当然，矛头是针对“两个凡是”去的。
　　所以文章发表后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这就讲到真理标准的阻力。文章发表后很快就有人指责这篇文章是砍旗的文章，政治上很“坏”，包括对参与文章发表的，支持文章讨论的中央领导同志包括胡耀邦同志的批评，这使得他们的压力很大。
　　主持人：那之后这个阻力又是怎么被突破的呢？
　　曹普：突破这个阻力关键还是邓小平的支持和他的鲜明态度。1978年6月2日，就在真理标准讨论受到压制，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受到批评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明确地提出：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实际上是支持了这场讨论。
　　在6月24日，在小平讲话后，解放军报在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支持下又发表了一篇文章《马克斯主义的基本原则》，继续批评“两个凡是”。在这之后，包括七八月间，小平同志又找一些坚持“两个凡是”的、批评讨论的一些人谈话，提出不要下禁令，不要设陷阱，要活跃思想，要深入开展讨论。
　　在这个同时，包括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纷纷表态或者发文章支持这个讨论，倡导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等正确的意见。
　　自此之后，包括各个省区市的领导人也纷纷出来表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这样就形成了从上到下的支持声势，这就为这场讨论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主持人：那今天来看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所产生的重大历史意义有哪些呢？
　　曹普：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冲破了“两个凡是”、“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解放思想后，应该说改革开放要有一些新的东西，要有一些新的路子、新的方针、新的政策，这样的一些东西才能逐步提出来。
　　在当时来说它的意义就是打破了“精神枷锁”，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为什么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文革之后，到1978年我们才能再谈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思想大解放。
　　第二个意义就是这场讨论应该说是开启了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思想解放的先河。因为在这之后不断地又有大大小小的思想解放，这个先河应该说就是这场大讨论。所以说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我想这个影响随着我们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还会起到长远的作用。
　　主持人：据相关史料记载，改革开放政策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中就开始酝酿的，邓小平这个时候还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曹普：伴随着思想解放，人们的头脑也开始活跃起来。有些地方就率先开始了改革的尝试。比如说在农村，万里顶住很多的压力，进行了农村的改革；在四川等地进行了企业改革，比如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改革的尝试。所以农村改革、城市改革都起来了，特别是农村改革的势头更猛一些。
　　在这期间还召开了一次国务院务虚会，1978年7到9月，务什么虚呢？就是怎么样加快现代化建设，怎么样把我们的发展搞得更快一些。务虚了两个多月，得出了大家经过讨论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新路子，集中起来就是改革开放。这次会议是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们党的一次非常重要的、集中讨论改革开放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的主持者是李先念，华国锋是经常来参加旁听这个会议的。会议结束后，李先念副总理做了一个总结讲话。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规模、它变化的激烈和剧烈可能不亚于我们过去所领导的任何其他的革命。他还说，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老框框，各种墨守成规的行政层次和行政区划。他还提出了对外开放的问题，他说，我们要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来，这样比什么事情都要我们从头搞起的“爬行主义”不知道要快多少倍。改革开放的意思都出来了。
　　在这期间，小平同志对于工作重点转移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说揭批“四人帮”已经两年了，总要有一个底，到一定时间就要告一段落，我们要把工作转移到正常的工作轨道上去。这个“正常的工作轨道”实际上就是经济工作。1978年9月，他在东北的一些讲话都反复地阐述工作重点要转移，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关于改革开放、关于工作重点的转移都开始有所酝酿了。
　　主持人：您说到这儿我也想起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之前还有一个会议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那就是中央工作会议。那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哪些准备？达成了哪些共识呢？

　　曹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有一个比较长的，为全会做准备的会议。这个会议就是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是从1978年11月10日开始召开的，一直开到12月13日，实际上是开到了15日，为期36天。
　　这个会议最初的议题主要是研究经济问题。在11月12日陈云同志在这个会上做了一个发言，讲了工作重点转移、加快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历史问题，他提出了几个需要讨论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这一下子就改变了这次会议既定的日程和会议的议题。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经过充分的讨论，这次会议在几个问题上达成了初步的共识。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与会者经过讨论一致赞成拥护实现这个转移。从1978年以后，从1979年1月份开始，我们就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这个问题大家没有异议达成了共识。
　　第二是关于天安门事件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经过讨论，在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做了一个宣布，宣布了9个重大决定，包括为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包括对“二月逆流”等问题进行了平反，开始了逐步的清理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
　　第三个共识就是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在这个会上就这个问题又展开了讨论，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华国锋在这个会上还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提出“两个凡是”确实是不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的，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他表示在这个问题上要做自我批评。经过讨论，大家充分认识到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
　　第四是关于中央人事问题的调整也进行了酝酿和讨论。包括在会上有人批评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由此也提出要调整人事问题。比如建议陈云要做党的副主席、包括习仲勋等人要做中央委员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这些问题的讨论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些问题上做出最后的决策做了充分的准备。
　　主持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做了重要的讲话，这次讲话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曹普：中央工作会议在12月13日举行了闭幕会，几个中央副主席都讲了话，邓小平也发表了讲话，讲话的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稿他亲自拟定了提纲。讲话的内容一是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他说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思想僵化就可能亡党亡国；二是讲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就是鸦雀无声，由此他提出民主要制度化、要法律化，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想法认识的改变而改变。另外，还提出了改革的问题，他说再不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有可能被葬送，也特别提出了改革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等。
　　这个讲话讲到了当时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主报告，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
　　主持人：那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正式召开了，整个会议开了五天，会议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它最主要的贡献是什么呢？
　　曹普：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大家又对小平同志在内提出的一些东西进行了讨论。15日会议结束后3天，也就是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5天，因为前面有36天的充分准备。应该说这次会议开得很顺利，前两天主要是学习和传达36天工作会议形成的一些文件，包括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后三天主要是讨论分组讨论这些讲话，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得出会议的结论。这个会议最重大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也可以说就是实现了四个拨乱反正。
　　第一个拨乱反正是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充分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路线上实现了拨乱反正。
　　第二个大的贡献就是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个长期坚持的口号。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实际上是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第三是在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第四是会议审查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包括一些领导人的功过问题，由此开始了在重大历史是非上的拨乱反正。
　　所以三中全会的贡献如果概括起来说，我认为主要就是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重大历史是非上实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主持人：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历史大转折得以实现，从今天来看它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又是什么呢？
　　曹普：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伟大转折，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个原因我觉得有这么几点。
　　第一，全会做出的一些重大决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了人民的期待和愿望。
　　第二，充分地发扬民主是会议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会议期间与会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发表各种看法，包括对一些领导人的批评都没有受到阻挠或者刻意的打压，这些发言有的在会议简报上都登出来了。这种民主的氛围、党内民主得到重要保障也是这次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第三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关键时候把握方向、进行决断，成为会议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作为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华国锋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方面我觉得也应该给予肯定。
　　这次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应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年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做了一些讲话，做了深入的阐述。
　　它的意义我觉得也可以说概括成这么几句话：一是总的来说，这次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所以三中全会开辟了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我想它作为一个光辉的标志会长期地记载在党的历史史册上。
　　主持人：曹教授，刚才您也给我们介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背景包括它的重大意义和突出的历史贡献。我们来回答两个来自网友的问题：
　　网友：现在我们把打破“两个凡是”精神枷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称为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那么您认为，推动这次思想解放的动力是什么？
　　曹普：应该说这个动力我认为是一个历史的合力，包括党内党外、上层下层。思想解放最初是从党内高层启动的，但是在得到党内中层、基层的呼应和支持后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合力，我觉得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那样困难的局面下，我们党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变革意识和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在这样一些东西的推动之下，我们从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共产党所要完成的使命出发——把国家真正搞富强，推动了思想大解放、推动了历史大变革。
　　网友：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思想路线的一次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那么历史地看待党的建设，怎样才能保证党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从而避免出现大的错误和严重的倒退呢？
　　曹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讲到几个“要”： 第一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二是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第三是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第四要始终站在历史潮流发展的前列。从党自身来说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做到“三个代表”。这样我们从党的自身建设来说，就能避免过去所犯的错误和所发生的问题。
　　主持人：那结合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并且展望未来，我们重温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曹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离现在已经33年了，应该说经过33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大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空环境完全不同于30多年前了。
　　但是我们今天来回顾三中全会，包括它所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还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我觉得我们要认识三中全会不仅仅是一个会议，更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意识、一种观念、一种态度。集中起来，这些观念、态度、意识、精神就是要变革、要开拓，要民主、要进取。
　　当前中国改革发展面临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它的复杂性可能不亚于30多年前我们所面临的。当然，时空环境不一样了，具体问题不一样了，但是它的复杂性、艰巨性同样是需要我们共同面对来解决的。
　　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三中全会所形成的以及所孕育的这些精神、意识、态度、观念还是有它的现实指导意义的。我们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开辟社会主义新局面还是要发扬和光大这样的精神、意识、观念和作风，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长远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曹教授给我们带来对这段历史的讲述和回顾，以及精确的评价，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我们今天这次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收看。

第九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主讲人： 中央党校教授　沈传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978年到1984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984年到1988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大致从1989年到1992年，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分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个阶段，改革的最初思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间大致从1978年到1984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国，国内外的专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奇迹。当然，也有的专家把中国奇迹和东欧一些国家发展存在的状况进行了对比，说是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有国外专家说，中国走出“文革”非常轻松，好象是一场愉快的郊游。而东欧国家摆脱那样一种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场艰苦的长征。这句话说得有些片面。正确的是，东欧国家摆脱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经历了一场艰苦的长征，但是中国走出“文革”，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并非是一场郊游。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客观的来说有很大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这种体制也有它的弊端。第一个弊端是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就是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制的纯度越高越好。当年的老百姓多养几只鸡或者几只鸭都不行，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第二个弊端就是经济决策权集中于政府，企业没有自主权。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出，我国一些企业的经理、企业的领导人，买一台打字机或者修个厕所都需要层层上报，超过几百块钱就没有决策权，大部分决策权集中在行政机关手里。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也需要有行政部门来决定。第三个弊端就是资源配置无视市场的作用，以指令性计划为主。当年，在沈阳，一条马路隔着两个工厂，一个是沈阳电缆厂，一个是沈阳冶炼厂。电缆厂需要的铜不能从冶炼厂直接买，而必须到南方去拉铜，每年光成本就多出几百万。这样做是因为电缆厂归机械部管，冶炼厂管冶金部门管，两个部门隶属的企业之间没有经济交往，所以这种计划经济带来的问题比较严重。对这种弊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所察觉，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消灭了资本主义，可以搞点资本主义，还说过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已经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在中共八大上，陈云同志也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要的意思是说，不要搞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给市场、给个人一点自由度。但是这些思想随着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这种弊端的治理或者规避没有进行下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有的人工资十几年没有变化，形成了一种短缺经济。很多人都知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大家手里都有一种票，干什么事都需要有票子，这种票子不是人民币，是各种布票、油票、棉票等等，出门办事都需要用票，简称“票证年代”。光有人民币还不行，必须有票才可以。去饭馆吃饭，光拿人民币买不行，还需要有粮票。所以在那种状态下，人们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全国还有2亿多人吃不饱饭。所以，在“文革”结束之后，大家对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7月到9月，国家召开了一个国务院务虚会，在务虚会上，大家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了批评。孙冶方，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重提“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呼吁要重视市场的作用。国务院务虚会结束之后，胡乔木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遵循两个规律，一个是有计划按比例的规划，一个是价值规律。这篇文章发表20天之后，孙冶方同志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说把价值规律放在第二条不合适，第一条是价值规律。这是理论界的争论。中央领导当时的观点是：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当中，谈经济方面问题时说到，要靠供求法则来解决问题，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显然他已认识到市场的作用；陈云同志在1979年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在这个提纲当中就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种是计划经济部分，一种是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计划部分是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必须的，也就是市场调节部分是必须的。李先念同志对陈云同志的观点也表示认可和支持。 　　大家都对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究竟如何改革经济体制呢？1980年初，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体改办在1980年9月形成了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改的意见，题目叫《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在这个《初步意见》里面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提商品经济的比较活跃。当然，在1980年年底1981年初的时候，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出了一些问题，物价比较高，这也是在“文革”结束后，我们搞“洋跃进”带来的后果之一。但是，大家对这种问题的看法不太一致，有的矛头就指向了商品经济，这时候有四个青年向中央上书，提出要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稳定，就是说要把发展的速度慢下来，要求稳定，缓改革、重调整，改革可以慢一些，重在调整。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陈云同志在1982年1月25日召集了部分领导人谈话，说，一年四季在于春，今天要讲的就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如果说工业要以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也要实行计划经济为主。陈云同志的谈话，第二天被《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济学家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学习陈云同志的讲话。在座谈会上，有的学者就提出，陈云同志的观点非常正确。对于一些提倡商品经济的人提出了一些批评。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时候也，指出改革刚开始，还要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全国一盘棋。在这种状况之下，坚持商品经济的薛暮桥等人压力比较大，在相关报纸或者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自己搞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有一些问题没有弄很清楚。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没搞清楚。而这个时候批评商品经济的观点也很多，比如在《光明日报》上，1982年6月26日有一篇文章就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给抽象了。如果这样就会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这一下子就把对商品经济的批判上升到了姓“社”姓“资”的问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坚持商品经济观点的一些人，压力特别的大。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十二大也没有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依然坚持的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这么一种观点。 　　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很难说能取得重大突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1982年、1983年还受到批评，1984年就进入了中央文件。 　　下面就是第二个阶段，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阶段大致是从1984年到1988年。1984年10月2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在这个全会上通过了一个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这个文件里对于经济体制下一步如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思想观点，其中有两个受批评的观点进入了文件。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计划。还有一个观点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这些观点在80年代初期还受到批评，但是在到了1984年的时候能够进入中央文件，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改革实践的呼唤。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农村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这个制度后，农民的生活大大改善，富裕起来的农民就想搞点别的经营，比如广东有养鱼的，养的鱼多了，一个家庭或者几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就需要雇工，雇上十几个人。还有安徽芜湖炒瓜子的年广久，瓜子炒好了，需求特别多，需要多雇人。上世纪80年代初，雇工的现象多了，有的人认为雇工就是剥削，雇的人多了就是资本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市场需求带来的。有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的相关著作里面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论据，说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超过8个人就出问题了。马克思也没有原话这样说，只是大致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当时就有“七上八下”的说法。雇七个人可以，但雇八个人就不行。对这个问题怎样来处理，怎样来对待，都需要在理论上给予解释。 　　另外，改革的实践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全国有1700多万知青要回到城市来就业，加上新生的几百万劳动力，当时我国就业形势也非常严峻。这些人不可能都由政府统一安排。所以国家就采取了广开门路、自谋职业的办法。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的前门，大街边上，有些人召集几个知青卖起了大碗茶，当时很便宜，2分钱一碗，收入还不错，这几个知青干得特别好。现在大碗茶公司还存在，在前门大街上。就在这种情况下，自谋职业、自谋生路，多种经营就开始出现了，个体户就开始出现了。对于这些在市场的大潮中产生出来新兴的现象的解释，也需要中央政府给予回答，这是一个改革实践的呼唤。 　　此时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我国1980年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实行的和内地的一些城市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经济特区是实行完全的市场体制。这些特区经过几年的发展，非常的好，确实起到了窗口示范的作用。在经济特区那种体制下，经济活力相对而言比内地的城市要高。所以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吁在理论上应该有所突破。 　　第二是理论界的推动。理论界的很多人在呼吁要搞商品经济，要扩大市场，要正确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时候中国社科院受中央领导的委托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若干思考》，把商品经济的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这篇大文章交到一些老同志的手里，这些老同志返回的意见都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关于商品经济这篇文章写得好。因此，理论界在推动中央往前走一步的决策时，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三是中央的有力支持。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央对商品经济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中央非常重视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比较有市场。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希望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往前走一步，适应市场的需要，适应改革实践的需要，也顺应理论界的呼声。后来调整了起草班子。在报告初稿写完以后，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征求各界意见。为了慎重起见，还问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理论上能不能立得住，和宪法有没有冲突，与会的学者和理论界的专家都认为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给其他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讲了三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在当前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方针应该是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第三个意思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给概括得非常突出，这封信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的认可。在这一系列的改革实践的呼唤、理论界的推动，中央的决策支持下，所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的重要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就开了短短的一天，但这一天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所以在第二天举行的中顾委的会议上，邓小品同志就讲，这个文件他没有写一个字，但是写得特别好。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说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一些新话，是一本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他对这个文件的评价非常高。陈云同志也表示，这个文件非常的重要，是一个好的文件。大家对这个文件评价都很高。但是，又出现了一些问题，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提出来了，但究竟商品经济和有计划如何结合，以前没有做过，没有经验。这时候就想到，看一些国外的知名专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国外搞商品经济或者搞市场经济，搞了很多年了，他们有经验。在1985年9月，我国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国邀请了一些国际上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匈牙利的经济学教授科尔奈，包括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詹姆斯?托宾，还有好几个比较知名的国际学者。与此同时，在这个会上，国内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者，薛暮桥、刘国光，包括高尚全、马洪，吴敬琏这些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上有很多的观点发生了碰撞，其中科尔奈的观点受到了大家的重视，科尔奈说，纵观整个世界，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大致有两种，然后他在两种的基础上分了四类，一种是计划经济里面的两类，其一是直接的行政协调，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其二是间接的行政协调，就是比较宽松的一种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这块，世界模式上也有两种，一个是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也就是说完全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非常小。然后还有一种市场经济就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的。他建议中国实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调节。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当时我国经济学界围绕商品经济，有很多的观点，包括板块论、渗透论、层次论、时空论等等、。针对这些论断，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同志谈了一次话，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以前是学苏联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后不要再讲这个了。综合实践发展和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党的十三大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上又迈出了一步。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很显然就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放到一个全国的范围之内，不再是主、辅了，也不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是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正当按照十三大的思路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要分析的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大致的时间界限是从1989年到1992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启动了价格改革，当然价格闯关没有成功，国内物价高涨，人心不稳，引发了一系列抢购风潮，当时有的人说，三条腿的冰箱、不摇头的风扇都买到家里了，有些人家里现在的毛毯还有的是那个时候买的。当时社会上一些现象，私倒、官倒的现象，腐败的现象，引发了群众的不满，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国际上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风声鹤唳，80年代末或者90年代初的时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的政权瓦解了。苏联也在90年代初期发生了剧变，叫苏联解体。针对这些国际国内的乱局，国内当时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有的人就说，这些现象的出现，尤其是国内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改革没有彻底引起的，解决这些国内的经济问题还需要靠深化改革；而有的人认为，国内的经济混乱，国际上的这些混乱，都是市场经济给带来的，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1990年9月，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一个经济形势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就截然对立，有的就提出继续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的就认为要回到计划经济上来，以稳定为主。80多岁的薛暮桥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由于心情比较激动，有些话没有讲出来。回去之后，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领导同志，信的意思是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于没有深化改革引起的。老百姓呼吁改革的时候，没有进行改革，东欧的变化就是因为没有顺应老百姓呼唤改革的需要。当时国内的思想交锋还是非常激烈，有人还坚持对市场要问一问，到底是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国内左倾的思想愈演愈烈的状况之下，很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当时都现了下滑的现象。经济滑坡，那几年非常的严重。198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5.2%，到了1988年还是11.3%，1989年就突然降到4.1%，1990年降得更低，是3.8%。国内的这种争论，包括对局势的判断，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对这些现象，中央领导人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时候邓小平同志在关键时刻连续讲话，扭转了这个局势。在1989年5月份的时候，他在和其他领导人谈话的时候就说，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要动。表明了自己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到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又同江泽民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谈话，提出来不搞市场经济，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那是自甘落后，也提出来要继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迈开步伐。1991年小平同志又到上海过春节。在春节期间，他和一些上海方面的领导人谈话，说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当时这种话是在小范围内谈，没有扩散出去。上海有关方面的领导，把这个意思透露给了上海的《解放日报》，《解放日报》社就用四篇文章把小平同志的这种讲话的意思透露了出去，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了，这四篇文章发表后，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些大报大刊对这个观点不认可，提出严厉批评，有些部门的人还跑到上海要查一查这些文章背后的根子在哪里。即使了解到一些相关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初衷。这是当时国内的思想交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怎么向前走一步的时候，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能不能往前走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争论。

　在这种情况之下，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到南方一些省份和地区考察过程中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中有针对性的谈了很多问题。包括要警惕“左”的思想。还有有谈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两者都是手段。这就是“两个不等于”。邓小平的这些观点，这些重要的讲话精神，被当时的人们给记录了下来。中央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重视，1992年初的时候，小平同志刚讲完话，中央就下发了2号文件，2号文件主要精神就是小平同志的讲话要点，尤其党内的中高级干部要学习领会。中央在三四月份连续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上往前走一步，支持和拥护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到这一年4月份，江泽民同志还亲自致电国家体改委主任，布置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方案。陈锦华同志迅速组织了山东等地的一些省里的相关负责人座谈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怎么走，并且布置相关同志来研究世界上一些国家如何对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经过研讨认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最自由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也在宏观调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锦华同志把这些材料送到中央有关领导手里。经过这一系列前期的准备工作，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6月9日来到中央党校，面对全国重要的领导干部发表讲话，他谈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现在社会上有三种观点，对于这些观点，还要继续研究，先不做定论。但是在召开中共十四大之前，总要有一个说法，他表示他个人倾向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他说这个说法和其他的领导同志已经商议过，他们都支持。在这次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就提出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同志讲完话之后，征求了邓小平同志等人的意见。邓小平同志表示认可，表示支持。他说，可以先发一个内部文件，如果反映好的话，十四大就有一个主题了。在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在做政治报告时，明确的提出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同志讲了很多话，但是他没有明确提出来社会主义到底要搞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破题的或者表明的是在中共十四大。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大致经历了14年时间。1993年党中央又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绘就了一个蓝图，搭起一个框子，主要是谈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这个图纸和这个蓝图，干了十年，到2003年的时候，党中央又通过了一个文件《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的进程，大致经历了14年。
　　这样看，说中国走出“文革”非常的轻松，好象是一场愉快的郊游，显然不是，这中间也有争论，经历了14年的时间才确立下来。人们对这种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位教授对这段经历总结了一句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一个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央经济或者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整个过程好比一条泥泞的道路，坑洼不平，甚至出现过后退，但每一次改革都能够得以继续。这句话就比较客观的描绘了党和国家从计划经济如何一步一步的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
　　这1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在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改革开放实践的呼声和需要，改革开放这种实践对于党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实践支持。除此之外，理论界，包括中央的相关部门，在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推动经济体制往前走的过程中，也贡献了相当多的智慧。当然，光有理论界的，光有有关部门的和实践的，还不行，还需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这种支持。这14年经济体制改革，有三种力量是互动的，并且互动得非常好，从实践的呼唤到理论界的推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才使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最终在1992年确定。从今天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和这一体制目标的确立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奇迹的出现，和市场经济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1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最终确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对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也能带来很多启发，有三点启示：一点启示是要尊重实践，实践出真知，经过实践检验的，实践呼唤需要的，才是一个国家长远所需要的。第二是要发挥相关智库的作用，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过程中，有很多单位包括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一些单位和一些理论家、学者，包括中央一些其他部门都起到很大作用，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过程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三，中央的决策要稳中求进，为什么经历14年的时间，就是决策的过程，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研究等等，需要有一个时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尤其是关系到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究竟怎么走的问题上，一定要稳中求进。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对外关系面对的一些新挑战，新趋势。
　　在我看来，中国当前正在面对一个全新的局面。中国巨人就像一个登山者，从60年前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到今天的迅速崛起，这个巨人已在向半山腰乃至于高峰不断挺进。那么，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当前这个巨人面对着什么样的挑战，这个挑战又是什么性质？

　　中国正在和平崛起
　　过去这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海外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我推测再过一二十年，当我们中央所说的战略机遇期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有可能，不管你一个月收入是五千、八千、一万、十万……，很有可能你三分之二的收益是跟我们全球的开发、宇宙的活动挂钩的。说明什么问题？就是中国在新时期已把全球发展作为中国成长的一个新基点。也可以说，在过去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人类经历了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从世界上最封闭的经济体，变成了不断扩大开放、增长最快、向全球铺展最为迅猛的一个经济体。我认为这是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人类几千年经济史中最重大的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尤其是让我们公众个体感受到了中国这种发展的机遇，发展的好处。我这有一些事例：从出国人数规模来看，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人一共才出去了28万人次，平均每年9000多人次。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数字不断地翻番、翻倍、呈几何数的快速增长。仅2008年一年，出境就近5000万人次，我估计再过两、三年就会突破一亿大关。而且有趣的是，过去出国基本是公干，而现在99%的都是公民个体因私出国出境。比如留学生，现在中国留学生已经占到了全球总量的七分之一，而且这个比重还在扩大。根据国家教育部的统计，2008年1年就有18万多名注册的留学生。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向全球，中国的年轻人将利用全球的教育资源在全球各个地方实现自身的发展。
　　旅游，现在我们同将近140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国家间的旅游协定，中国人是全球旅游业最好的一个来源。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到2020年，可能有超过1亿的中国大陆游客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记得我1987年第一次出国到东欧，我去了八个国家，感到特别郁闷，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人问我是不是日本人。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因私出国非常罕见，出去以后，人家都会误以为是日本人。但是现在，去年我到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有一个日本著名的专栏作家告诉我，说他现在全世界到了100多个国家，所到每个地方，都有人问他，你是不是中国人？短短20年时间，这个“风水轮”就转过来了。这说明，中国人眼界正在越来越宽，中国越来越多地利用了全球市场，这个爬山的巨人看到了前所未有的风景线。
　　第三个是出国务工。90年代初期中国务工人员开始到全球各地打工。1990年是5万人，现在我们一年有近百万人出国务工。可以说，全球各个角落，只要是有人到的地方，都有中国的辛勤的劳工。俄罗斯一直有个没解决好的问题，就是俄罗斯人老吃不上丰富多样的新鲜蔬菜。但今天你要问俄罗斯居民，70%以上的人都能像中国人一样吃上新鲜的瓜果蔬菜。哪来的呢？ 70%的全俄境内的青菜是由中国的劳工在他们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利用大棚、地热给他们种出来的。再比如说到中美洲，很多连本地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都有中国的钻井队、采油队。而且最神奇的是，一些被当地废弃不用、不值什么钱的井，被中国的钻井队、地质勘探队以很低的价格盘过来，很短时间内就能打出比当初最高产量还要高的石油来。可以说，中国这些劳工走出去后，不仅给他们自己创造了财富，也给我们国家争了荣誉，扩大了影响。
　　再说说军队，前两年我们的海军到了索马里，到了东非海域，中国的军队第一次走出了近海，冲到了远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军队到索马里、到东非，实际上不只是为了阻击海盗以保护我们那条繁忙的东非运输线，同时也是一个练兵，是我们的装备、我们的远投力量的体现，是我们新时期的国际法意识、语言能力、全球观念得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锻造。所以，军队的发展，也可以说和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上升联系在一起的。在过去20年间，我们军队已经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提供维和兵源最多的国家，一万四千多人，比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都要多。我们知道，北欧很多国家，像挪威、瑞典，都有长期的维和传统，但是即便这些国家的军队也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维和警察、军人，都是全国上下挑的，他们士气高昂，国际意识在迅速增长。这反映出一个大国的气象，一个新兴大国走向世界舞台为人类做更大贡献的一种气势。
　　但是，古人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越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越不要陶醉于一种盛世的情结，好象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我觉得恰恰要看问题，看我们潜在的麻烦。那样我们才能走得远，站得稳，才能把机遇实实在在变成真正的好处，变成中国迈向大国的真正台阶。所以，我今天重点讲三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新的发展危机；第二个挑战是新的安全威胁，或者是软肋；第三个挑战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国际压力。

　　中国面对新的发展危机
　　简单地说，发展危机就是我们过去发展所取得的那些源泉正在枯竭，新时期必须要有新的发展思路，必须沿袭改革开放这一总的精神，进行大胆地革新、创新，并且淘汰掉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那些事物。现在，中国从地区性的大国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财、物、生产线到达了五大洲、四大洋，近200个国家。但在海外的它们却变得越来越脆弱，国家对他们的保障越来越不够。我们的海上通道和人身财产安全问题越来越凸显。
　　所谓海上通道安全，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全球最繁忙的、通过海上运输线实现发展的一个国家。比如说我们的铁矿石、石油、木材、天然气，不管是陆上的管线还是海上的运输线，可以说最繁忙。如果这些线或通道中断或者受阻不畅，可以想象，国内就有可能出现所谓的“过山车效应”。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显示出这种由于外部的不确定性，海上通道的不保障，或者是由于各种其他外部的因素造成国内经济的某种波折。我们讲的最形象的一句话，美国经济一感冒，中国经济就打喷嚏。
　　以石油为例，1993年中国就开始从一个石油的输出国变成一个石油的进口国，那是一个分水岭。2008年我们见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我们在消费的所有石油中间，过半需要进口，100桶有51桶，需要从外国辛辛苦苦地把它采出来，运过来。而且在我看来，现在我们的主要石油进口地区和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未来存在着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比如面临恐怖主义的危险，出现其国内的政治动荡，还有一些宗教、民族冲突等。它本来不是对着中国人来的，但由于种种骚乱，原先的合同就无法执行，原先的投资可能就无法回收。中国曾经和萨达姆执政的伊拉克有过很多买卖，但当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几十亿美元的合同，新政权全都不认了，作废了。这对我们一些投资者个人来说，就是非常大的损失。
　　铁矿石问题更严重。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钢铁出口生产国，我们的钢铁产量，特别是基本的品种，简单的钢材，我们占到全球出钢生产的40%以上，可以说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捆起来都没中国多。但是，我们现在由于钢铁生产产量能力太大了，现在三分之二的铁矿石需要从澳大利亚、巴西、非洲进口。而且很多国外的铁矿石生产厂家看准了中国的胃口，就抬价。不是3%、5%，而是30%、50%甚至一年80%的抬价。这个苦果经常还不得不咽下去，否则国内生产就得停滞，工人就得歇业，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因为外部依赖在不断上升，钢铁产业的脆弱性也在不断加大。
　　我们海外遇险事件越来越多，现在我们一天有关部门接到的海外遇险事件，特别是人员生命遇到的各种威胁比过去一年都多。一年5000万人出国，其中绝大多数是因私出国，是留学生、打工仔、旅游者、普通的商人，他们在海外缺乏有效的人身安全保障。中国渔船遭绑架，货轮被击沉，鞋城一夜之间被当地人焚烧而化为灰烬，如果只是损失一点钱还罢了，很多时候是带来了中国人生命的伤害。所以这是一个难题，或者说是一个特别的困境，你走出去的越多，遇到的问题、风险，包括人身的危险就越大。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经济体的进口依赖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带来了中国发展的脆弱性。所以，科学发展观，我的解读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未来的发展不能只靠挖地下资源，要越来越多地依靠科技创造发明，靠新材料，比如依靠电磁板而不是要靠挖地下的煤，我们要依靠风能、潮汐能、核能。可持续发展，说到底，就是如何改变我们传统的过度依赖外部能源的状态，更多通过新的发明创造，新的科技水平，新的能源实现中国的发展。我们要真正专注于在那些科技含量比较多的高端，对地球自然资源依赖比较小的方面如何实现发展，这也是我们中央所说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根本所在。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发展实际上面对一种新的危机，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将来问题会层出不穷。

中国面对新的安全威胁
　　我分成两类，一种是传统安全威胁，另外一种是非传统安全威胁。
　　传统安全威胁是指什么？就是我们军队需要对付的那些威胁和挑战，比如我们的邻海受到侵略，边界受到骚扰，岛屿被人占领，主权受到侵害，这都是传统威胁。所以传统意义上讲，我们军队的使命就是防止中国的主权、安全受到各种威胁和挑战。那么回顾历史，中国的传统安全威胁存在了几千年。新时期，传统安全威胁有了新的特点、新的环境、新的性质，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特别是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我们面对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的挑战。
　　所谓蓝色圈地运动，就是当前各国竞相把自己在海洋、外空的权利往外推，展开“圈地运动”。中国有多少国土呢，我们不能仅仅说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了，那是传统的陆地观念。新时期我们还有300万的海洋国土，中国实际拥有1260万海陆国土，新时期我们要有一种新的国土意识。实际上中国的邻国将近30个，有一半是接壤邻国。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就是中国是全世界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涉及到主权争端尤其海洋争端最多的国家。这是中国未来不得不面对的一大挑战，或者说一大难题。
　　处理好一个大国的事务，首先从外交、国际关系来看，就是保证主权安定。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但美国南北邻国是墨西哥、加拿大，东西是大西洋和太平洋，美国没有主权焦虑。美国一直觉得他是一个世界性国家，可以到处干涉别人的主权并拿来说事。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没有主权方面的问题和焦虑，没有人扯它后腿。《世界海洋法公约》生效以后，全世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都卷入了各式各样的主权纠纷。中国迄今还同10个国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不同地段、不同海域的主权纠纷。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想清楚，这种主权纠纷会长久地存在，不以我们个人的偏好、意志为转移，这是我们未来发展以及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强国过程中始终要面临的一个难题。中国既不能让主权权益落入他人之手甚至是拱手让出，或者让人蚕食，又不能简单地意气用事地把它拿过来。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希望和平崛起、希望为人类的发展承担责任和道义的国家来说，我们要为自己的主权负责，为老百姓、为子孙后代的前途负责。同时用一种新的海洋国际关系，新的主权安排来实现主权的安定。虽然很难，却需要我们特别认真地去对待。
　　另外一类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所谓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我们的传统武装力量无法应对的一种挑战，往往是敌人来无影、去无踪的这样一种威胁。而且，它经常混迹在社会平民百姓中间却对我们国家的成长、对整个社会肌体的健康能够造成重大或是潜在的损害。我只举其中三个比较突出的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
　　一个就是恶性传染病。像非典，是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突然发作的，而且一发作起来后果非常严重的，可以跨国界迅速蔓延的一种传染病。包括还在不时肆虐的甲型流感，这种危险不是军队去对付的。2003年，整个中国没有任何外地入侵，中美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大的挫折，台湾海峡没有出事，但是整个北京几乎是一座死城。正常的工作秩序，生活秩序都被非典打乱了。被非典带走的几百人，现在都说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死的？跟果子狸有关系？有人推测是美军病毒实验室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测试病毒，还有的人甚至说是外星人通过陨石带来的一种病毒。说实话，哪一个都没有得到科学家的共识，但是从决策部门来讲，对任何一种可能性不敢掉以轻心，不敢绝对地百分之百地排除掉。
　　这就是非传统安全威胁跟传统安全威胁最大的不同。恐怖主义也好，像非典这种恶魔也好，他经常是用过去军队不熟悉的方式，用你武装力量完全无法对付的方式，来挑战你，威胁你。不一定死人，不一定流血，不一定有硝烟，但同样造成社会机体、国民经济、整个国家发展的重大挫伤。
　　第二，金融海啸。对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可不是小事情，我觉得是绝不亚于美国。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也有着惨痛的损失。因为我们有着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而这个外汇储备中间超过三分之一是购买了美国的国债，各种各样的对冲基金。现在危机一来，这些东西中很大一部分缩水了。中国因为是全球最大的外汇拥有国，而且我们跟美国在经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美国金融这种巨大的灾难，真的造成一种所谓的美国在那里感冒，中国打喷嚏的后果。当然不止中国，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受严重的影响。这也是属于经济全球化时代一种难以避免的各国经济的脆弱性。而中国现在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们没有免疫，我们军队，我们的部门对此事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种金融海啸带来的冲击，绝不亚于传统战争所造成的伤害。
　　再一个，三股恶势力的抬头，所谓三股势力就是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复苏、蔓延、做大的趋势。对中国而言，尤其在我们西部造成的麻烦可以说连连不断， 3·14事件、7·5事件，这就是分裂势力、极端势力、恐怖势力的体现。它虽然不独在中国，但对中国的威胁却在与日剧增。
　　我有一个判断，我们东部的危险在趋缓、在可控的同时，西部的阴影在变大。这个问题在增多，麻烦还在以一种我们无法预测的方式发生，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像达赖、热比亚这些漂亮的小丑，仍在海外集聚力量，你用传统的方式往往就是大炮轰蚊子，拳头打跳蚤，使不上劲，或者打不准。而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的调整，地区发展、经济差距的减少，教育文化科技医疗事业的提升，这些是治标又治本的措施，却又一下子难以完全奏效。所以这就决定了三股势力的挑战将是长期的，我们的斗争将是充满艰难的。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具有世界一般大国所面对的共性，也有中国特有的问题和软肋。

　　中国面对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
　　第三个挑战是来自于国际层面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中国作为一个登山巨人，现正处在一种树未大先招风的状态。奥运成功以及近几年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双效应”：一方面，取得的成绩让国人振奋；另一方面，也使很多外部势力对中国的看法变了味，质疑之声、怀疑之声甚至恶意的企图越来越多。实际上，国内外对中国的定位都存在困惑。中国到底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还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到底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还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到底应该属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还是第三世界？中国到底应该把自己定位为集团（比如20国集团）甚至是“中美”这样一个范畴来决策？还是把自己跟一般的亚非拉国家放在一起来决定中国对能源、安全、环保、教育等各方面的资源投入？这些问题陡然一说很容易，仔细想想还不容易。
　　最让我觉得是值得警惕或者忧虑的一点事实是，针对中国今天在世界定位上发生的变化，我们老百姓、政治家、外交家以及我们的媒体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多半想象，中国从一个病夫变成一个经济全球化的弄潮儿是让全世界欢迎鼓舞的，我们在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用很少一部分耕地带动了全球发展，这不是大家都一起受益的事情吗？这不错。但我要说出一点，不光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少数所谓西方有偏见的媒体，连我们的盟友，过去的兄弟，第三世界的很多穷国家，越来越多地用异样的眼光看中国。而且，他们眼里的中国是一个经济上凶猛异常的巨龙，或者是怪兽。这种定位说实话，是我们根本没想到的，是一般国人善良的心目中完全没有去联系到的。中国成为巨龙，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了不起，发展快，另一方面却觉得这个龙可畏不可亲。我觉得这个要好好琢磨，大家不要简单地赞成我，或者是批判我。他们把中国龙的腾飞，想象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某些西方大国、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在强势崛起的时候造成了周围一片振荡、血腥，想象为一个工人闯进瓷器店，造成了一片狼藉。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未来如何说服世界，如何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意愿，用我们的战略，让世界感到中国崛起是福不是祸，或者主要是机遇，而不是麻烦。我想说一点，我认为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有些地方可以改善，但是现在还没做到。比如说中国提供的外援实在是太少，中国对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跟我们的综合国力、公共愿望相去甚远。作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一个有东方文明传统的国家，还要提供一些公共产品。我们提供维和部队就是一个公共产品。实际上很多国际上的公共协议，中国协定制度，也都属于公共产品，这方面我们提供的是少而又少的。我曾经听我们前中国驻联合国的高级外交官讲，在主要的国际系统、国际组织中，中国人担任领导的很少，参与率是很低的，尤其拍板、决策，这个权力是很小的。一直到前面为止，在联合国18个大的系统中间，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担任主官的情况。当然也不是中国没有一点国际努力，我们开奥运会、世博会，可以说提供了国际公共产品，为国际做出了贡献。
　　但是，中国在真正最敏感、最重大的那些高政治领域、安全领域作为不够。看一下国际组织、国际贡献金字塔，我们多半是处在中下的层次，文化、体育、学术、教育稍微多一点。真正在安理会、难民署、原子能机构等最重大的国际组织中，我们的决策权、影响力就相应下降。所以这个金字塔证明我们的国际贡献度跟我们想象的有重大差距。
　　两院院士王选是中国很了不起的大科学家，被称为是中科院最出名的“大佬”。他曾经给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忆特别深刻。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总体上在20世纪后期、21世纪初期的科技创造能力还处在造壳而不是造心的阶段。那个心多半是仿造，甚至仿造能力还不如一些象新加坡这样的中小国家。我们虽然有一些高端，象“两弹一星”、“神州系列”，但是高端太少，比重太小。
　　我们在国际贡献、国际影响力、国际话语权的金字塔上处在中下端，我们在科技创新能力领域同样也不处在中高端，多半还是中低端。由此，我们在国际上面对一个日益增长的压力，就是中国自身能不能够继续发展，继续强身健体，继续改革开放？中国人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受欺压历史，现在好容易翻过身来，扬眉吐气了，这个时候是否要歇歇脚？我觉得一定要避免，还是要踏踏实实地苦干，还是要看清楚自己有多少差距。韬光养晦，不要急于“叫板”，也不要急于宣扬自己。
　　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姚明给我们的启示。我认为姚明对所有中国人都是未来的一个启示，一个榜样。姚明有两个特点：第一，姚明是一个新型的强者，他在NBA、在中国篮球界都是强者，是一个来自东方的新型巨人。和其他体育明星相比，篮球场背后的打架、斗殴、毒品，姚明都没有。他在NBA乃至于全球篮坛，掀起了一股特别了不起的变革之风，他是一个让亚洲人骄傲的巨星。第二，姚明不仅是一个新型强者，更是一个智者。他彻底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定位。而姚明，外语好得很，应对各种记者招待会的能力都很强；他懂得不要吃鱼翅，要保护世界上各种弱小的生物；他尊重各种生命的价值，他做的广告质量非常高，而且带有进步的味道，把人类的尊严和物种的尊严联系在一起；他可以没有任何收益地为一个儿童剧改编的动画片配音，目的就是为了儿童，为了进步的形象而做出他的努力。姚明身上也许有他的缺点，但是姚明折射出了一个有风范的中国国民形象，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智者、一个新型的强者。
　　所以，在面对新的国际压力、新的安全挑战、新的各种各样的难题时，我们一定要有勇气，有像姚明这样的智慧。中国正在这个世界上崛起，外部的世界需要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发声，而且要发出一种正确的引导性的声音。中国需要在新高地上迈开稳健、扎实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