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使用与社会融合研究

2010年度“人民网优秀论文奖”获奖名单日前揭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7所学校的71篇论文获奖。中国人民大学倪婷、金宇、刘莹的论文《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使用与社会融合研究》获得一等奖，以下是论文全文：

　　摘要

　　本研究依据2004年北京市农民工从事行业的比重，对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配额抽样，抽取了204个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样本，其中建筑业46人，住宿餐饮业31人，制造业33人，居民服务业及其他服务业35人，批发与零售业31人，其他行业28人。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结合的方法，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网络使用与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一）网络接触种类越多，社会融合度越高。（二）网络接触频率越高，社会融合度越高。（三）对网络的满意程度越高，社会融合度越高。网络接触动机、网络内容偏好、对网络的理解度和信任度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有影响，但在本研究内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有待进一步探索。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充分利用网络对于其更好地融入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更好地发挥网络媒体的桥梁作用，研究者还从政府、网络媒体、社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四个层面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网络使用 社会融合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从1984年中央1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中国农民迈进城市务工的第一步算起，农民工现象至今已经历20多个春秋。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于2010年2月21日在北京透露，根据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09年中国总的流动人口规模1.8亿人左右，其中外出农民工是主体，去年末达1.49亿人 。而随着民工潮的人口增长和代际演变，农民工的结构和内部分化差异也日渐凸显，引发了诸多新的问题。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说，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里面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了出来。

　　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解释，文件中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约有1亿人。“相对来说，这些人对农业不熟悉，同时，他们又特别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城市社会，但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我们都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

　　2010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网友关于如何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时也提出了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他认为，农民工已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主体，城市的正常运转和人们的安心生活，是同他们的努力分不开的。“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的农民工还有一些特殊的困难。主要是：第一，他们许多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也就是说没有生产资料；第二，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对农业生产也不熟悉；第三，他们许多许多人没有解决户籍问题，因此，他们的恋爱、结婚，以致将来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妥善加以解决。我觉得对新生代农民工要给予高度的重视，因为他们逐渐地要代替老一代农民工。如果说最症结的问题就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融入城市。当然，我希望他们多到中小城市和中心镇，享有同城市人们一样的福利待遇、生活条件，这是最根本的。”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农民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继续成为代表们关心的热点。委员们认为，能否解决好这个庞大群体的长期出路将是一件决定国家未来的大事，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其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认为，户籍问题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碍，如果能解决户籍问题，那么养老、医疗、低保、教育等都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全国人大农民工代表朱雪芹、三农问题学者李昌平则表示，目前全国新生代农民工多达一亿人，“农民工市民化”现已迫在眉睫。取消户口背后的福利差别待遇，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标准，系破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

　　面对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在教育、就业、住房、社保等方面的现实困境，减少他们的社会融入障碍，新近出台的政府工作报告已提出，“2010年要继续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重点提高农民工和城乡新增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健全劳动力输出输入地区协调协作机制，引导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有序流动。” 同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这将为1亿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发展自我的机会和空间。

　　然而，由于成长环境、所受教育等各方面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相比，人生观、价值观和就业观也很大不同。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具有新特点、新观念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发挥自身的价值，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融入已成为政府和学界研究的新课题。

　　与新生代农民工一起成长发展的还有我国的大众传媒，尤其是新媒体。以网络为例，从1987年9月20日钱天白教授发出第一封E-mail开始，到1994年4月20日NCFG正式连入Internet再到如今我国互联网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的网络虽然起步晚，但发展惊人。《CNNIC》的调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09年7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人，普及率达到25.5%。 其中，宽带网民规模达到3.2亿人，占网民总体的94.3%。，中国手机网民规模为1.55亿人，占整体网民的45.9%，农村网民规模达到9565万人 。这说明中国的网络时代已经到来。

　　2008年，财政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关于全国推广家电下乡工作的通知》（财建[2008]862号），家电下乡政策普及到了全国广大农村，将新媒体与农民的日常生活更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媒介的进步、发展和变化对整个社会的意义进一步升级。

　　对于流动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网络媒体的使用更是建构其与社会交流的桥梁，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媒体使用对于如何促进其更好的融入社会将极具价值。

　　（二）研究现状

　　1.相关概念

　　社会融合

　　社会融合（social integration）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目前尚无明确的定义。许多研究者认为社会融合指不同个体或群体与某个群体的内聚性，表征是个体在某个群体中的参与程度和认同程度及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程度。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流动人口从开始进入流入地（城市），逐步在流入地沉淀下来，在流入地定居、生活和发展，适应流入地的生活方式，成为事实上的流入地移民的过程和状态。流动人口在居住、就业等城市生活各个方面融入城市社会、向城市居民转变的程度，称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度。

　　2.相关研究

　　（1）国外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相关研究

　　早在19世纪90年代，以美国社会学家帕克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就开始研究从欧洲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如何进入和适应新的环境。

　　美国社会学家在对美国移民进行研究时发现，与第一代移民相比，第二代移民的心理特征和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代移民有迁出地境况的比较，对迁入地社会不公平一般有着比较高的认可度。而第二代移民则与第一代的期望值不同，他们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主要是参照迁入地居民的工作和生活，当他们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和地位有差距时，便会在心理上产生更大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并强烈要求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垂直上升。也正是在这种心理预期的推动下，第二代移民在面对社会不平等时显得更缺乏忍耐性。

　　西方对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关系问题的理论探讨，按其基本取向，可以梳理出“同化论”和“多元文化论”两大流派。

　　“同化论”强调外来移民对当地主流文化的认同，认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3个阶段，对流动人口来说就是学习、适应、接受所在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抛弃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习惯，进而才能实现同化和融合。同化论是“熔炉论”的普遍性表述。法裔美国学者克雷夫科尔在1782年提出“熔炉论”理论，他认为美国已经并且仍然继续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人熔化成一个新的人种——美国人。

　　“多元文化论”认为，流动人口将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重新塑造其生活的地点，并有助于建构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犹太裔美国学者霍勒斯·卡伦发表过系列文章批评“熔炉论”。霍斯和金通过对美国“韩裔族群”的研究提出了“非零和型同化”的概念。提倡“多元文化论”者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论证其积极的社会意义：首先，支持者普遍认为，在实施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反映不同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其次，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有助于形成宽容、理解“异”文化的社会氛围，有利于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第三，推行“多元文化政策”有利于缓和错综复杂的宗教矛盾。

　　（2）国内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数聚焦于流动人口或外来农民工乡城迁移的过程。

　　田凯指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再社会化的过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包括3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或文化层面。

　　王春光从城乡社会空间和群体记忆的互动视角考察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揭示了农村流动人口的代际区分以及两者在身份、社区等认同上的差异。他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较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身份认同等方面更具模糊性，既无法认同城市社会，又减弱了对农村社会的认同，也即是说他们这一代人，既无法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

　　马西恒（2001）通过对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问题的质性研究，发现新移民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从相互隔离、排斥和对立转向一种理性、兼容、合作的“新二元关系”，他提出了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可能依次经历三个阶段的构想，分别是“二元社区”、“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他认为“敦睦他者”是新移民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关键阶段，在此期间需要政府、社区和新移民共同做出努力。

　　米庆成从城市归属感的角度探讨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认为进城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总体上表现出一种矛盾、不和谐的态势，即对城市在地域上的强归属和群体心理上的弱归属。提出要实现进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和谐健康发展，应以强化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群体归属感为切入点，同时辅以消融城乡二元分割等必要的配套性措施。

　　史柏年与魏晨主要从社会认同的影响因素出发，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第二代移民的认同状况。史柏年对北京市二代移民的调查研究发现，二代移民的自我社会认同具有融入与游离并存的特点。 魏晨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自我认同、城市归属感、与城市以及乡村的心理距离四个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均有较大差异。

　　陈光金透过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制度安排层面，揭示了深层的社会心理结构对城市移民边缘化地位的影响作用。他认为，中国的“城里人”总体上是个相当不开放的人口群，他们可能对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有着种种不满，但对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剥夺农民而提供给他们的种种好处却留恋有加，以致那种特权意识与身份优越感在他们的躯体和意识之中积淀成了一种社会惯习。所以，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是一种基于利益差别的心理结构。

　　（3）有关新媒体与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研究

　　19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资本概念被引入到对我国农民工的研究，从而为研究流动人口融人城市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彭庆恩（1996）对农民工中“包工头”的个案访谈，详细分析了这些人进城之后是如何有意识地构筑起一张张“关系网络”，并利用这些关系网络来获得并巩固自己“包工头”地位。他认为这些关系网络构成了个人所拥有的“关系资本”，其作用要超过人力资本等其他结构性因素。赵延东（2002）也提出在农民工经济地位获得过程中，社会资本所扮演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其作用可能比人力资本等因素更为显著，甚至连他们拥有的人力资本也可能要依靠其社会资本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可以认为，城市农民工是依赖社会关系“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渠敬东，2001）。

　　王学梦和荣梅（2008）认为，虽然初级关系网仍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中的强纽带，但他们已经注意到一些全新的社会元素在其生活中不同寻常的意义。初级的社会关系更像农民工进入城市的一个跳板或平台，要想进一步发展，和城市人“接轨”，就必须突破传统的网络圈子，扩大交往范围，和城里人打交道。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的研究视角应从对农民工群体以血缘和地缘等初级关系为主横向层次上同质互动的关注转向对以业缘等次级关系为主纵向层次上异质互动的关注。即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身份在进入城市后已经由“农民”向“农民工”过渡（在城市里求生存）后，开始由“农民工”向“市民”过渡（在城市里求发展）。而在后者的过渡过程中，电子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弱关系社会资本，对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新生代农民工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中寻求稀缺的资源，加快其市民化进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4）媒介的功能

　　查尔斯·赖特（Charles Wright）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大众传播的功能探讨》中提出了经典的传播四功能论。监视环境是大众传播的第一个功能，它向受众提供并告知新闻，宣扬社会规范。联系是第二个功能，它通过对偏差行为的曝光来强化社会规范，帮助社会达成共识。传承社会文化是第三个功能，它将信息、价值观和规范一代一代地在社会成员中传递下去，使社会在扩展共同经验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凝聚起来，也使个人能通过持续的社会化过程而融入社会之中。娱乐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第四个功能，媒介中的大部分内容旨在娱乐，增加了大众的文化接触，媒介认为其自身向人们展示了大众化的艺术和音乐，并因此提高了大众的艺术品位。

　　威尔伯·L施拉姆在其媒介功能学说中提出了传播的经济功能。即大众媒介提供关于资源以及买和卖的机会的信息，解释这种信息，制定经济政策，开创经济行为等。

　　本研究综合媒介功能的理论观点，分析在实践中，网络媒介对于新生代外来务工群体社会融合的功能作用。
二、正文

　　（一）研究框架

　　

　　（二）研究方法

　　1.样本来源及抽样

　　借鉴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的定义，以及学者王春光关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概念的界定方法 ，本研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是指外来务工人员中1980年后出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外出务工经商的一群。 他们在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出生，受市场经济观念浸染，是现今农民工的重要部分。

　　根据2004年对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事各个行业的农民工人数及比重如下：

　　

　　2.研究假设

　　假设一：网络接触种类越多，社会融合度越高

　　假设二：网络接触频率越高，社会融合度越高。

　　假设三：网络接触动机，能够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 假设四：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内容偏好，能够影响他们的社会融合。

　　假设五：对网络信息的理解能力越强，社会融合度越高。

　　假设六：对网络的满意程度越高，社会融合度越高。

　　假设七：对网络报道的信任程度越高，社会融合度越高。

　　3.变量的操作化定义

　　（1）网络新媒体：

　　就学术研究而言，对于“新媒体”这个概念没有统一的定义。例如，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黎瑞刚认为：“所谓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对于我们平时见到的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最常见的就是数字媒体。” 北京大学董璐博士认为，所谓新媒介就是音/视频技术与因特网等数字通讯技术的结合：首先是指以数字化形式（0和1为最基本的符号）传递信息的媒介，因此又被称为数字媒介，包括以光盘或网络形式呈现的电子出版物、软磁盘、光盘、DVD、数字电视、计算机网络、数字电话以及最具有代表性的因特网。新媒介意味着对电脑或便携电子计算机，以及无线通讯设备的使用。

　　新媒体的种类很多，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目前大体来说，以网络新媒体、移动新媒体、数字新媒体等为主。

　　根据以往研究，考虑到农民工使用新媒体的种类和频率，本研究主要针对网络新媒体，包括门户网站、搜索引擎、虚拟社区、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博客/播客、网络游戏、网络电视等媒介形式。考虑到农民工接触网络的方式，研究包括以手机和电脑为载体的网络使用。

　　（2）网络使用：

　　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本研究将网络新媒体接触操作化定义为以下7个指标：

　　

　　（3）社会融合：

　　综合以往研究成果，同时考虑到本研究可行性及操作性，选取了对社会融合这一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几个指标，本研究将社会融合概念操作化定义为如下4个指标：

　　1、职业流动性

　　2、参与市民从事的闲暇生活

　　3、身份认同程度

　　4、与城市市民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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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1.调查对象基本状况分析

　　近年来，随着北京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北京，他们的到来又大大促进了北京经济的发展，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作用。目前，从年龄结构上看，1980年以后出生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外来务工人员中占据了很大比例，他们被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这种提法。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农民工在北京的社会融合过程极为重要，也极具代表性。因此，本次调查地点选在北京。

　　调查依据北京市农民工的行业分布，根据配额抽样原则进行抽样。

　　本次调查采取在调查对象工作地点发放的方式，实际有效问卷204份。访问对象中男性114名，占样本总量的56.16%，女性89名，占43.84%。如图1。

　　

　　

　　图4为受访者职业状况，受访者中从事建筑业的有46人，占22.55%；从事住宿餐饮业的有31人，占15.20%；从事制造业的有33人，占16.18%；从事居民服务业及其他服务业的有35人，占17.16%；从事批发与零售业的有31人，占15.20%；从事其他行业的有28人，占13.73%。

　　

2.网络接触与社会融合关系分析

　　1、因变量（Y）：社会融合度的处理

　　对于社会融合的4个指标，在调查问卷中分别以定序量表或可转换为定序量表的选择题进行提问，根据4个指标重要性的不同，本研究分别设了不同数量的问题。对于每一个问题，研究者进行打分如下：

　　

　　将以上十四类问题的分值相加，得出一个总分数，代表社会融合度（Y）。

　　2、自变量（X）：网络接触7个指标的处理

　　对于网络接触的7个指标，研究者设计了7道问题，每一个问题对应一个指标，均以定序量表或可转换为定序量表的选择题进行提问。然后，将每道题的分数统计出来，作为被调查者该项得分。

　　3、自变量（X）：网络接触7个指标与因变量（Y）：社会融合度的相关性分析

　　研究者采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对7个自变量指标和一个因变量指标做了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如下所示的回归模型（如表2），其中，模型一是最为简洁的，模型三是解释力最强的。

　　

　　对于一个严谨的定量研究来说，研究者不应为了寻求模型的简洁而忽略了其解释力，因此，本研究选用解释力最强的模型三作为此次回归分析的最终模型。其回归方程如下：Y(社会融合度)=0.244×X1(接触种类总计)+0.211×X2(接触频率总计)+0.140×X3(满意度总计)该方程的方差值为0.194，且每一变量都满足α<0.0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意即受众的网络接触种类、接触频率和满意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其社会融合度会随之升高0.194个单位（二者单位存在差异），且自变量对于社会融合的贡献度十分显著。

　　该方程验证了研究假设一、假设二和假设六。因此，本研究得出如下三个结论：

　　（1）、网络接触种类越多，社会融合度越高。

　　研究者认为，当新生代农民工接触丰富的网络媒介类型，更多地使用搜索引擎、门户网站，他们的视野会更加开阔，找工作的渠道也愈加广泛，获得休闲娱乐信息的渠道也变宽；使用网络电视、博客/播客，使他们的休闲生活不局限于聊天、睡觉；使用虚拟社区、即时通讯、电子邮箱等，使他们的交友范围变广，由于免去了面对面的接触，也使他们更加大胆地与北京城市居民聊天，从而降低了他们与城市居民接触的恐惧感与不适应感。

　　（2）、网络接触频率越高，社会融合度越高。

　　研究者在回龙观社区物业办公室调研的时候，遇到一位非常腼腆的保安，今年只有18岁，由于站岗时没事可做，他整天都挂在网上，校内、QQ好友里面加了很多北京当地人，而且他对年轻人不断更新的流行语、转帖都十分了解。“你们知道的我也都清楚。”他反复这样说。研究者在大洋服装批发市场和五道口服装批发市场调研中，发现许多店主都使用笔记本电脑，而且大多数整天挂在QQ上。他们不仅使用门户网站、QQ、校内网等类型的媒介了解行业信息、市场信息，而且还可以随时在QQ上与买家交流。“我把店里的服装照片挂在了校内上，买主一给我留QQ号我就立马加她，争取第一时间就能发货。好多QQ上的顾客都成了回头客或者朋友，没事我们就‘聊天’。”

　　从以上访谈结果不难看出，较长时间的网络接触使这些务工人员与他人接触更快捷、方便，获取资源更充足。对于他们稳定、发展职业，与他人交流，甚至发展兴趣爱好、丰富闲暇生活都是有帮助的。

　　（3）、对网络的满意程度越高，社会融合度越高。

　　网络满意度体现为被调查者对于网络接触时间、网络内容、等多方面的综合评价以及对接触动机的满足程度。如果有充足的时间、经费，和通畅的渠道，网络对其产生的影响就会很大。如果被调查者对网络内容满意，说明其查找信息、休闲娱乐、学习知识的动机能够较好地得到满足。而充足的信息、适度的娱乐、丰富的知识正是较好地融入社会的前提条件。

　　对网络内容不满意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没有通过网络媒介获得想要的信息。其中，一部分调查者认为，网上的东西都是虚无缥缈的，网络呈现给他们的社会形态与自己的生活几乎没有关联。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倾向于认为现实社会与自己的生活格格不入，进而封闭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愿与外界过多接触，很难与城市社会进行积极的融合。研究者曾经深入建筑工地的工人宿舍以了解他们的休闲生活情况。在他们午休时，很多青年工人会通过手机上网观看视频等方式自娱自乐，放松身心。他们认为，这种休闲娱乐的方式常常会使他们的心情愉悦，并能以更饱满的精神和更积极的态度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当中。

　　在多元回归模型中，网络接触动机、网络内容偏好、网络新闻理解度和网络信任度四个指标被排除在外，因此，研究的另外四个假设没有被很好地证明。分别为：假设三——网络接触动机，能够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假设四——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内容偏好，能够影响他们的社会融合；假设五——对网络信息的理解能力越强，社会融合度越高；假设七——对网络报道的信任程度越高，社会融合度越高。

　　究其原因，研究者认为有如下几种可能：一，变量的选择与定义可以更加完善，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相关性。二、在抽样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误差。三、研究的问卷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研究者也期待后续的研究能够弥补这些缺憾。
　三、政策建议

　　1.政府应当多层次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利益，给予人文关怀

　　政府作为为人民服务的主要机构，应当肩负起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利益的重责。首先，政府要在多方面予以政策倾斜，比如规范用工单位和劳动制度，增加外来务工人员的经济收入，减少其劳动强度；其次，政府有必要联合社会组织和大众传媒共同发力，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如做好网络建设等；再次，网络媒介之所以无法取信于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媒介失实失职是一重大原因，因此，政府有必要加强网络舆论监管，促进社会和谐。

    2.网络媒体应当尽职尽责，发挥“社会公器”之效用

　　目前网络媒体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较少，与日益增长的群体数量不相匹配，另一方面，媒体内容中存在着偏视等问题，不能如实反映他们的具体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对网络媒体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普遍不高，影响了其社会融入。因此，网络媒体方面实应做出调整，努力做到： （1）平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公正客观地进行报道

　　作为中国公民的一份子，新生代农民工尽管所掌握的资本与社会的其他群体相比较为薄弱，但仍享有法律所赋予的、与其他群体无差别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应当受到起码的尊重。因此，对他们的报道切不可采用俯视的角度，而是要一视同仁。另外，网络媒体要恪守公正、客观等原则，真实展现其生存环境和精神面貌，杜绝主观想象，让公众尤其是市民能正确认识、理解他们，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交流，缓和社会矛盾。

　　（2）平衡分配话语资源，给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充足的利益表达空间

　　网络媒体作为一个新的公共领域，如今，已深入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重要的利益表达空间。其具有的便利性、可接近性、互动性、智能性等有助于社会各群体畅所欲言，互相交流。然而，市场化体制下，媒体资源总是较为有限，并易受强势利益主体的支配，导致传播场域内话语霸权和媒介排斥现象频发，加剧了受众疏离。因此，要想积极发挥网络媒体的社会功用，就必须实现媒介话语资源的平衡分配，保障各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拥有充足的利益表达空间。

　　（3）深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供符合其需求的多样化的内容产品

　　商业逻辑操纵下，大众媒体的内容制作往往以吸引受众、取悦广告主为目的。因此，消费能力较强、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目标，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却由于经济条件等制约被排除在外。这显然不利于社会全面发展，影响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合。网络媒介有必要据此深入思考，把握他们的具体需求，变革内容，使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

3.社区应发展公共媒介，同时提供适当的网络技能培训

　　研究表明，有60%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接触或少接触网络，其中，37%的人认为，自己由于看不懂、没有接触渠道、没有钱，或其他原因而无法经常接触网络。对于这一问题，社区可以提供一些基础设施或者技术上的实质帮助。社区可以开设网络图书馆，提供上网服务、电子书下载浏览、影音作品下载观看收听等业务。同时，对社区内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登记统计，不定期对其进行网络技能培训。这些活动可以有效地提高他们的网络使用能力，从而对其更快融入当地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4.新生代农民工亟待加强媒介素养的培养

　　对农民工自身来说，提高网络媒介素养是指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时具有正确选择、准确理解、合理评价的能力，并能成为有创新性的传播者。具体内容分为以下几方面：

　　（1）培养对网络媒介的认知能力。在网络的海量信息面前，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式去解读这些信息，那么，这些信息对人们不但没有帮助，有时甚至会有害。因此，对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价，事实上构成了媒介认知能力的核心。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网络媒介的信息时，应正确评析媒介产品，树立批判意识，保持清醒头脑，冷静思考后再决定自己对该信息的态度和行为，不做跟风的网络“哄客”或“网络暴民”。

　　（2）培养对网络媒介的参与能力。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WEB2.0的各种典型应用如博客、播客、SNS（社会化网络服务）、IM（即时通讯）等在大众传播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生代农民工在接触网络媒介时应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自我教育、自我实践，自觉将媒介提供的知识、技巧内化为自己的参与能力，使用所掌握的话语权表达个体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民主参与社会进程，促进社会地位的提升。

　　（3）培养运用网络媒介以实现自身发展的能力。新生代农民工媒介素养的提高，一个重要方面即指个性化程度提高，以及其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协调发展，乃至人格与创造力的全面发展。提升网络媒介运用能力的途径很多，可以通过网络上的一些实践课程，系统学习音视频剪辑、图片图表的制作技术，以及写作技巧，创造自己的个人作品，在博客、论坛中一展才华。这一能力的提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自我实现的需要，从网络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传播者，新生代农民工将重新找到自我价值，真正在城市社会中找到身为一份子的感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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