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应该如何有效思维、创造思维和超越思维

●人们把思维理解为对具体事情的思考，我今天在这里讲“思维”，指的并不是这类思维，而是指思维对自身的思维。
　　●其实，人们很容易把“我思考某事”与“我思考我自己是如何思考某事的”这两种不同的思维区分开来。前者把“某事”作为“我”思考的对象，后者把“我自己是如何思考某事的”这一思维方式作为“我”思考的对象。这里讲的是后一种思维，实际上就是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性的考察。
　　●有效思维、创造思维和超越思维，对于理智健全的人，尤其是有志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
　　有效思维  从常理讲，人人追求的都是有效思维，但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大量无效思维。
　　如果从有用性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思维，人类思维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无效思维”，二是“有效思维”。前者是指不产生积极效果的思维，后者是指产生积极效果的思维。
　　从常理讲，人人追求的都是有效思维，但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大量无效思维。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思维变得有效呢？在我看来，应该确立以下六种意识。
一是law意识。
　　这里借用law这个英文名词，因为law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规律”，如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律等等，这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只能发现它们，但不能创造它们；另一种是“法律”，法律是人们自己制定（创造）出来的，而又必须加以遵守的基本准则。在汉语中，我们找不到兼具上面两种含义的对应词，所以只好用law这个词。人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思维与之打交道的外部世界是有规律的；同样地，他们的思维与之打交道的人际关系（也包括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等等）是受法律制约的。只有当他们的思维同时遵循外部世界的规律和人际关系中的法律时，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就自然规律如重力规律而言，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进深水会被淹死，如果哪个人的思维要与这条规律抗衡的话，结果一定是不妙的。就社会发展规律而言，民主政体的现代社会对专制政体的传统社会的取代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就市场经济规律而言，人们的经济行为也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一个人不做深入的市场调查，拍拍脑袋就决定做什么生意，几乎没有不失败的。反之，如果一个人对市场情形和消费心态都获得了准确的信息，做生意成功的概率就会很高。就法律角度而言，凡是遵守法律的思维和行为才能获得其合法性，否则就是非法的。
　　人要使自己的思维变得有效，就必须克服自我中心主义，牢固确立law意识，既遵循客观规律，也遵守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二是情景意识。
　　所谓“情景”（situation），是指人们生活中可能遭遇到的各种特殊的情形。一旦处于这样的情景之中，人们就应该学会变通，从特殊情景出发，灵活地对待平时信奉的“规则”或“规范”。在这个意义上，情景意识也就是灵活变通的意识。
　　中国古人把自己信奉的规则或规范（当然包含道德规范）称作“经”，把具体情景中的变通称作“权”，从而把“经”与“权”的统一理解为有效思维必须遵守的原则。
在变幻莫测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善于变通的情景意识在有效思维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几乎所有的宗教学说和道德理论都把“不许说谎”作为重要的道德规范（经），然而，在有些特殊的情景中，人们却不得不放弃这样的道德规范。比如，在体检时发现，某人的父亲得了癌症，且已到晚期，没有几天可以活了。某人是按照“不许说谎”的道德规范把病情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父亲，还是对他父亲说谎？“不许说谎”并不是绝对的，人们得根据具体情景进行变通。
　　在某种意义上，情景意识是对law意识的一种变通和补充。正确的思维方式是把“经”（原则性）和“权”（灵活性）辩证地结合起来。
　　三是角色意识。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都充当着不同的角色，而对同一个人来说，他又在不同的情景中充当着不同的角色。比如，某个中年男子，对于他所在的公司来说，他是总经理；对于他的妻子来说，他是丈夫；对于他的儿子来说，他是父亲；对于桥牌俱乐部来说，他是一个成员。如果他的思维在不同的情景中都要变得有效，就必须严格按照不同情景中的角色进行思维，决不能混淆不同情景中的不同的角色。
守住相应的角色进行思维，思维才会产生实际的效果。
　　四是换位意识。
　　所谓“换位意识”，就是一方主动地站到对方的立场上进行思考，甚至出主意帮对方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这样一来，双方建立了感情上的联系，对方也就愿意帮助提出要求的一方解决问题。
　　卡耐基曾谈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某君C到邮局去处理业务，总会遇到邮局的女工作人员D。D不仅长得丑陋，工作态度也十分粗暴。C考虑能否改变D的态度。有一次，C去办理邮政业务，接待他的正是D。C仔细观察D，发觉D确实很丑陋，但D的秀发却非常漂亮。C随口说了一句：“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漂亮的头发。”谁知，这句话不但使D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利索地替C办完了邮政业务，而且改变了D的一生。
　　在某种意义上，换位意识也是对角色意识的补充。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人既能保持自觉的角色意识，又能设身处地地做换位思考，那么无效思维决不会与他结伴而行。
五是风险意识。
　　所谓“风险”（risk）就是在人类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意外的困境、危机与凶险。我们大致可以把风险分为三类：自然灾害、社会灾难、个人生命的危险。
在日常思维，尤其是未经生活磨难的青年人的日常思维中，缺少的正是这种风险意识。只有牢牢地确立风险意识，才能对各种意外应付裕如。
人的思考、推理、筹划即使十分严密，也无法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都考虑进去。《礼记·中庸》告诉我们：“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只有未雨绸缪，确立风险意识，才能在筹划中留有充分的余地，以确保思维达到预期的效果。

创造思维  创造思维比有效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创造思维并不是不可企及的。只要善于学习，勤于思索，创造思维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创造思维蕴含着有效思维，但又不能归结为有效思维，因为要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思维，还需要更高的智慧。如果人们自觉地确立以下四种意识，不但能接近，甚至完全有可能进入这种思维方式。
　　一是学习意识。
　　我在这里之所以强调学习意识，是因为学习意识是创造思维的前提，只有尊重前人和同时代人已有的成果，才可能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我们应该站在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肩膀上思考问题，而不是撇开他们思考问题。否则，创造思维与胡思乱想又有什么区别？
　　二是问题意识。
　　无论是观察自然现象，还是探究社会历史现象；无论是阅读文本，还是听别人做讲座，总会有一些疑惑（问题）从我们心中产生。在许多人那里，这些问题并没有被提出来，而是像肥皂泡一样自生自灭了，或者说，烂在心中了。其实，这些问题是人们思维中最珍贵的东西。
　　中国人所崇尚的“学问”，既包含“学”字，也包含“问”字。没有问题，何来学问！由此可见，问题意识对于创造思维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在某种意义上，新提出来的问题越是基本，越是重要，提出者的创造能力也就越强，其影响也越是深远。
按照《胡适日记》中的记载，王云五先生年轻时非常用功，每天规定自己读多少页书，但不知为什么，读来读去，头脑中竟一片空白。他去找胡适请教。胡适告诉他，一定要带着问题读书。问题是材料的灵魂，有了问题，材料就有了生命；没有问题，材料就是一堆死的东西。王云五听了，茅塞顿开。后来，他也成了学问上的大家。由此可见，没有疑问或有了疑问不加以解决的学习，就像把无数“零”加在一起，结果仍然是“零”。问题意识是通向创造思维的桥梁。
　　三是批判意识。
　　如果说，学习意识为创造思维打下基础，那么，批判意识就是对这个基础本身进行清理。我们甚至可以把“批判”理解为否定意义上的创造。尤其是哲学上的批判，直接诉诸一个观点乃至一个思想体系的理论预设，因此非常深刻。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提到禅宗中的一个小故事：一个机智的小和尚当着老和尚的面，把一口痰吐在佛像的脸上。老和尚指责他，他振振有词地回答：“师傅，您不是说佛无处不在吗？既然如此，我不管往哪里吐痰，都会吐到佛的身上，不如直接吐到他的脸上。”在这里，小和尚的驳斥直奔老和尚观念的理论预设——佛无处不在。尽管强调“佛无处不在”充分肯定了佛的法力无边，但同时也给佛带来了不少麻烦。
批判意识就像拆毁基地上的旧建筑物，而旧建筑物被拆毁得越彻底，新建筑物也就越可靠，创造思维的幅度也就越大。
　　四是逆向意识。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思维通常只能顾到一个维度，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相反的维度掩盖起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逆向意识常常会揭露出被掩盖着的相反的维度，从而为思维注入新的契机。
　　比如，住在同一个宿舍的S对T说：“快把纱窗关起来，不要让蚊子飞进来。”S的话表明，他考虑的只是问题的一个维度，即不要让蚊子飞进来，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问题的另一个相反的维度：把纱窗关住后，房间里的蚊子又如何飞出去呢？
逆向意识要求人们的思维不局限于一隅，而是灵活地跳跃到不同的端点上去，从而为思维开出一条新路。逆向意识常常会创造思维上的奇迹，实际上，它本身就是创造思维的特殊表现形式。
　　　　　　　　　　　　　　　　　　（三）
　　超越思维  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开始拷问自己：“我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就是超越思维。
　　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全身心地致力于财富和权势的追求，忘记了周围隐藏着的这些裂口。一旦它们突然出现在脚下，他们的思维就会超越日常生活世界，进入到我称之为“生命意义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开始拷问自己：“我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显然，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就是超越思维。
　　在我看来，有效思维和创造思维都属于第一个世界，只有超越思维才属于第二个世界，而要把自己的思维提升到超越思维的层面上，确立以下三重意识是必要的：
　　一是张力意识。
　　我这里说的“张力”是指“入世”和“出世”之间的张力。在我看来，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与其“儒道互补”的特征息息相关。儒家有“入世”情怀，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提倡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以造福于国家社稷和天下百姓；而道家则有“出世情怀”，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每当政道蔽塞、吏治腐败，则倡导退隐山林、修身养性、著书立说。这种“儒道互补”的格局既使中国文化生生不息，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又使中国知识分子能进能退、能屈能伸，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广阔空间中施展自己的才华。
　　在实际生活中，经常可以遭遇到以下两种人。一种人只具“入世”意识，什么东西都是拿得起，放不下，甚至把名利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另一种人只具“出世”意识，他们的全部思想和热情都沉浸在超越世界中，不但“看破红尘”，甚至把自己的身体也视为“囚禁灵魂的监狱”，最好舍弃自己的生命，或羽化而登仙，或立地以成佛。
在我看来，只有在入世与出世之间保持张力意识，才可能避免上面提到的这两个极端。
　　二是品位意识。
这里说的“品位”主要是指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品位意识则是对这种精神生活的自觉的认同和追求。
　　中国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具有品位意识的、趣味高尚的人，是不屑与趣味低俗、见解庸俗的人为伍的。事实上，随着品位意识的提高，人们的思维空间必定越来越多地向超越思维敞开，其精神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三是境界意识。
　　“境界”概念来自佛学，乃是人们在超越思维中追求的最高目标。当然，境界本身也有高低之分，从哲学上看，人们追求的应该是最高的精神境界。
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提出了人生的四个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最低的境界，人只是满足于吃、喝、拉、撒的自然愿望；功利境界高于自然境界，但仍然纠缠在利害关系中；道德境界又高于功利境界，肯定了良心和德行的重要性；天地境界最高，《庄子?齐物论》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是也。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先生指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不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在王国维先生看来，第三境才是做大事业大学问者追求的最高境界。